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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教授《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中华书局2019年版），是近年隋唐史研究中的一部精品力作。作者此前已出版《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等多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如今推出的新作，更是一部史论结合、追求理论创新的佳作。 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有唐一代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极为重要，是了解当时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序言还探讨了如何利用墓志铭去探索唐朝多民族、多族群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胡汉关系与唐朝建国模式间的关联，如何阐释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及其思考角度的问题，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阐释，既是对前辈学者学说的继承，也是对有关理论的发展和升华。 第一章主要讨论的是高车·拓跋族系的南下与其政治认同。作者结合各地发现的北魏至隋唐时期高车与拓跋族人的墓志资料，分析了墓主的族属、任职及婚姻等情况，揭示出高车与拓跋族系融入中原而选择的文化转型的内涵，如作者所说，已“成为十六国北朝隋唐初期至少中国北部地区社会的主要相貌”。作者还对一些重点问题做了翔实考证，如是云氏族属与是云偘家族的变迁、贺拔亮家族的任职等，结合传世史料，梳理了是云偘、贺拔亮家族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政治的选择和参与，决定了该家族的活动地域和族属文化转型的选择，即他们族属与文化的转变依托于仕途而呈现，强烈的归属意识则是转型的内在动力。 第二章讨论的是吐谷浑人入主汉地之后的命运。作者结合慕容曦光、慕容曦皓、慕容明等王族墓志，通过分析其家族、婚姻及任职等情况，揭示了吐谷浑部族在政权灭亡后其王族成员融入中原文化的生活及其发展变迁的状况。作者认为，吐谷浑王族势力较为弱小，入唐后依随朝廷旨意处于北部防御系统之内，在协同唐廷的举措之中走上了中原政治文化的轨道。具体表现在，这些吐谷浑王族成员被纳入到朝官的序列，他们先是被授予官职和部族职守，又随着纳入节度使体系而被朝官吸纳和替换，最终丧失了王族的特权和身份。 第三章讨论的是粟特人入汉地之后的生存方式。作者通过对《安菩墓志》《何文哲墓志》《米文辩墓志》以及其他粟特后裔墓志细致的梳理和辨析，就唐朝境内粟特人文化认同与地域之关联做了深入探索，揭示粟特人在“长安内地”“六胡州”等不同地域政治文化出现差异的原因；米文辩家族一例，辨明了该家族“地著化”的完成与粟特族姓、文化转换存在的关联；粟特后裔墓志的书写程式则在透露撰者书写意图的背后，揭示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粟特人的东迁既没有草原族群的规模性南下，也缺少政权建设的依托，他们与所在地区的结合，决定了其文化、族属转型的方向。 借由上述三条线索，作者构建了一个唐代多层次的民族关系网络图，并将其纳入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之中。作者认定，这种胡汉关系与王朝的建构存在着密切关联。当胡系统治集团建立的政权统辖多数族群之时，他们关注的是怎么维系统治的问题，其族性文化的保持亦多依凭对权力的掌握；然而一旦政权消散或被中原汉族王朝取代之后，胡系族属文化面临的就是能否维系以及维系多久的问题了。该书勾画的三条线索，就是唐朝这些族属与文化具体维系的展现。 通读这部著作，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史料互证、中西贯通、追寻理论突破的创新精神。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是衡量史学著作是否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标准。作者选取若干墓志作为新资料，颇有敏锐眼光，研究问题的视角与方法亦很新颖，且视野宽阔，对学界相关理论诸如隋唐“拓跋化国家”，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毛汉光的“核心区核心集团”，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界理论”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等，都有精确的把握、借鉴和吸收，在此基础上做到了推陈出新。 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是中国史学治学的风格；将新出墓志与传世文献结合并吸纳国内外研究成果而有新的创获，亦是治学的优良传统。该书基于微观考察，又不限于事实本身，将解释和折射出的普遍性、规律性发现上升到认识论层面，进而形成某种理论性解说，这是该书的一个突出贡献。其中亦体现出作者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行文简洁、逻辑严谨的叙述风格。语言精练、语气平和而表达准确，又富有逻辑，是笔者阅读该书之后的明显感受。学术作品不仅要表述清晰，还需要精准归纳与高度概括，贯穿其中的逻辑关系也十分重要。该书在这方面也有颇佳的展现。譬如从对不同墓志资料的梳理中总结出三条线索，将具体问题的研讨纳入到相应背景中追寻其发展演变的关联，做到过程与逻辑二者的呼应，进而展现了唐朝民族关系和文化认同变化的清晰脉络。 （作者：李宗俊，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