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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研究楚史或楚文化，都城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楚国都城，在发展的每个时期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非正统、非主流，文献中对此记载甚少，因而造成了楚国都城问题的千年悬案。解决都城问题，对楚史、 楚文化研究的引导意义不言而喻。 《楚居》中明确记载了楚国早期的都城 传世文献记载楚国的都城有两个，一个是丹阳，一个是郢，如《世本·居篇》云：“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又如《史记·楚世家》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依文献所言，楚国的都城西周时期为丹阳，东周时期为郢。 作为楚国的始封之都，丹阳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由于文献的缺佚和语焉不详，其地望却不知何在。历代学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研，聚讼纷纭，以致产生了著名的“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和“丹淅说”。 除“当涂说”少有提及外，另三说的纷争一直持续至今，仍莫衷一是，以至于楚史、楚文化的研究一直徘徊不前，难以突破。 清华简《楚居》的面世再次掀起了楚学探索的热潮，多年悬而未决的楚国早期都城问题突破有望。《楚居》是一种专门记载楚王及其先祖曾经迁徙和居住过的地方的史籍，类似《世本·居篇》。《楚居》载：“季连……先凥（处）于京宗。穴酓（穴熊）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思（使）鄀嗌卜徙于夷屯……至酓只、酓觛、酓樊及酓锡、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徙居发渐。至酓钥（艾）、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勇）及酓严、酓相（霜）及酓雪及酓训（徇）、酓咢及若嚣（敖）酓义（仪），皆居乔多。若嚣（敖）酓义（仪）徙居箬（鄀）。至焚（蚡）冒酓帅自箬(鄀)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文中提及的西周时期都城有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等，这使得扑朔迷离的楚国早期都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多数学者仍将这些地名与丹阳联系起来，认为“丹阳”是个大的地域概念，这五处是小地名，都在丹阳这个大区域中，只是对于区域的地望有不同的见解，《楚居》中记载的夷屯更是成了丹阳的新代名词。夷屯是丹阳吗？从《楚居》的记载看，夷屯只是熊绎至熊渠时期的楚国都城，武王之前还有发渐、旁屽、乔多、若、燓、宵等多个都城。无论是《世本·居篇》还是《史记·楚世家》等的记载，都表明丹阳是武王之前的楚国都城。显然，两者在时间上差别较大，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楚居》成文于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时期，记载的楚国早期都城多达5处，却无一处提到丹阳。显然，丹阳作为楚国开国都城的说法至早是战国中晚期以后产生的，出现时间远晚于《楚居》产生的时间，自然可信度也就不如《楚居》的记载了。既然更早的《楚居》中明确记载了楚国早期的都城，我们又何必还去纠结后来出现的丹阳？ 荆山和沮、漳是重要线索 无论是作为楚国的开国都城，还是初期活动地域，对于楚国人来说，都是最值得追忆和提及的地方。传世文献中，楚人的话语中提及最多的是荆山、沮、漳。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此段话是楚右尹子革追忆楚国开国创业的事迹，指出其开国之地是荆山。荆山是个地名，具有地域的概念。若楚国此时有都城，则不出荆山之外。又如《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有关楚王祭祀之事：“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章，楚之望也’。”楚大夫认为，楚昭王生病的原因是黄河在作祟，要祭祀黄河的神灵。楚昭王则认为，楚国的祭祀对象范围在江、汉、沮、漳四水之间，黄河超出了此范围，故不祭祀。昭王强调的“望”在这里指的是祭祀范围，而非楚国的领土范围，因为这时已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领土范围远大于此。这个特定的祭祀范围显然指的是楚昭王的祖先们长期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只有这个范围内的祖灵和神灵才能保佑楚王的子孙们，故这个范围内的祖灵和神灵才得以被楚王所祭祀。换句话说，当时昭王祖先们居住和生活过的地域不出长江、汉水和沮、漳二水所包含的范围。同样，在出土楚简中，楚人也有对其早期活动地域的记叙。如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颛顼，宅茲沮、章（漳），以徙迁处。”依此解释简文的意思是：楚人的先祖为颛顼之后，选择了在沮、漳二水之间定都。这同样是对楚人先辈事迹的追叙，其中提到的早期活动地域与沮、漳二水有关。 “昭王伐楚”是确定楚国方位的重要依据 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昭王南征之事的是《左传》。《左传》僖公四年载：“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吕氏春秋·音初》也记有周昭王南征伐楚之事：“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汲冢竹书同样记载有昭王伐楚之事，但因宋代该书亡佚，今日所见为明代嘉靖年间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人辑的古本《竹书纪年》。近年面世的铜器铭文可以印证该书某些记载的真实性，故仍以《竹书纪年》中昭王南征伐楚的有关记载作为依据。 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近年面世的铜器铭文中有昭王伐楚之事的记载，如胡应姬鼎曰：“唯昭王伐楚荆，胡应姬见于王……”又昭王时器《京师尊》云：“王涉汉伐楚，王又工，京师（师）斤，王厘（赐）贝，用乍日庚宝尊彝。” 以上无论是传世文献抑或铜器铭文都明确记载昭王伐楚时涉汉，即渡过了汉水，则当时的楚国无疑应该位于汉水以南。这样，楚国早期都城也只能在汉水以南的区域探寻。 总之，探索楚国早期都城主要还是从文献中去寻找依据，近年大量出土的楚文籍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铜器铭文也是不能忽视的佐证。通过三者的比照，从而找到交集，这就是探索楚国早期都城的新思路。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研究”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