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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于振波先生發表《負志之罪與秦人立法精神》一文公佈了岳麓書院藏秦簡中“負志”及“避為吏”的兩條令文：[1] 1.□及黔首非奮，為上有求殹(也)，而敢以肆(辱?)自訟及訟人，故而剔發負志，及剔髮而不負志者，令戍新地四歲；其(1944) □負志而不剔髮者，戍二歲 第十九(1999) 2.中縣史學童今歲會試者凡八(?)百卌一人，其不入史者百一十一人·臣聞其不入者，泰抵惡為吏,而與其(1807) 典試史為詐，不肯入史，以避為吏。為詐如此而毋罰，不便。臣請令泰史遣以為潦東縣官佐四歲 日備免之(1810) 為詐便·臣眛(昧)死請。制曰：可·廿九年四月甲戌到胡陽·史學童詐不入試令·出廷丙廿七(1859) 于先生認為秦代法令中的“負志”表示懷有志向或堅持節操，“負志”之人與當政者保持距離拒不出仕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于先生考證胡陽，縣名，又作“湖陽”，秦置,治今河南唐河西南湖陽鎮，屬南陽郡(戰國秦置,治今河南南陽)。潦東，又作“遼東”，郡名，戰國燕置，治今遼寧遼陽。將在南陽郡史學童考試中有欺詐行為的人發遣到遙遠的潦東郡，說明此時燕國已為秦所吞併，因此，令文中的“廿九年”當為秦始皇紀年(前 218)，該年四月朔日為甲子日,甲戌為四月十一日。 這一年眾多史學童勾結典試史作弊，故意不通過考試(“不入試”)，目的是“避為吏”。有關官吏發現這一情況後，向皇帝彙報，並擬定出相應的懲罰措施。皇帝批准了這一建議，以“令”的形式予以頒佈。這說明,這種情況並不僅僅發生在南陽郡，而是全國。 這些見解大致是正確的。這裏也想就“負志”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我們注意到《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髡鉗，為王家奴，從來。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候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這條材料可反映以下三點：王國官員皆漢朝中央任命，貫高等自置罪以求離職；當時法律規定為奴者與家族脫離關係從而使族刑落空；受刑事處罰者不得擔任公職。 我們還注意到《玉門關漢簡》一書所收“小方盤漢簡”中有：“自置罪而去，不得擅去”（I98DYT6:3）。[2]承甘肅省文物考古所張俊民先生教示：“置罪晚到《舊唐書》，漢代早呀！何況是自置罪。漢代人都不允許隨便引咎辭職！”我們認為這對理解“負志”的本意有關鍵性的作用。“負志”就是自置罪求去，但法律規定自置罪不得擅去即都不允許隨便引咎辭職。秦統一六國後疆域遼闊，但古人安土重遷，秦人更不願赴新地任事。或自行髡剃請罪（自置罪）或被他人告發置罪（其實也是自置罪）以求去職去事，但法律規定這種情景為自置罪不得擅去。秦律中這一概念還比較模糊！到了直接繼承自秦律的漢律中才變得比較清晰！ 至於胡陽史學童舞弊以不通過考試避免去新地為吏，結果遠配遼陽為吏期限四年。上述兩條秦令規定成新地期限一致絕非偶然。“負志”罪中未自行髡發而請罪求擅去者從輕戍新地兩年。 [1] 《湖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2]張德芳、石明秀《玉門關漢簡》，商務印書館2019年。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爲2020年4月23日19: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