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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突显问题 虽然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与全国及其他区域平均水平等展开横向、纵向比较，就会在经济增长、发展的平衡度、扶贫与对外贸易等方面体现出当前仍存在的一些突显问题。 第一，在经济增长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增长相对滞后的问题。先从GDP增长率平均值来看，七省区从2015年的8.04%到2016年的7.68%，再到2017的7.15%，尽管均高于全国GDP增长率，但却呈逐年下降趋势。再从2015-2017年全国与七省区的纵向增长比较来看，2015年七省区GDP总额为87751.79亿元，与全国相比相差601300.31亿元;至2017年七省区GDP总额为94035.9亿元，与全国相比相差733086.1亿元。可见，尽管七省区GDP总量在逐年递增，但与全国总量相比差距也在拉大。最后，再从人均GDP来看，2015年七省区平均值为42525.71元，与全国相比差距为7725.28元;至2017年平均值为45292.71元，与全国相比差距为14367.28元。这一差距拉大的幅度尤为值得重视。 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与之相似。2015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生产总值从占全国比重9.7%，较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6年占全国比重9.5%，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5年增速较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2016年增速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同样的，2017年“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地区生产总值8.5万亿元，占当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3%，较上年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6](P.1)可见，无论是从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来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都有所扩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相对滞后问题。 造成发展波动与相对滞后的影响因素众多，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如截至2017年底，除黑龙江省外，其他六省区第三产业比重仍普遍低于全国51.6%平均水平。而新疆的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应当是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内部种植业比重偏大，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偏低，农牧产品附加值低且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工业仍以高能耗的重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中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比重大，而信息咨询、人工智能、金融保险等新兴行业比重较小等等。 第二，边疆民族地区目前存在区域内外发展的两个不平衡问题。其一是已经存在一段时期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除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之外，还有同一地区中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问题。如内蒙古15个深度贫困旗县主要集中在兴安盟和乌兰察布市，2017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8709元，只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的45%。其中，乌兰察布商都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8378元，只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的28.8%。这15个旗县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8516元，只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的67.67%。可见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较为明显。其二还应该引起充分重视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省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从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17年七省区中农村收入最低的云南省与收入最高的黑龙江省之间相差2802.6元，与全国相差3570.2元;城镇收入最低的黑龙江省又与最高的内蒙古相差8224元，与排名第二的云南省相差3549.9元，与全国相差8950.2元。云南省与黑龙江省两省城乡之间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极端表现，充分体现了边疆民族地区区域与城乡发展的多重不平衡特点。这种多重的不平衡局面，是环境资源、历史传统、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布局、劳动力流动、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不同的地区发展战略等复杂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三，边疆民族地区扶贫难度仍然较高，返贫风险依然存在。边疆民族地区历来是贫困重灾区，由于资源条件、历史与文化因素、市场化水平、代际传递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难度很高。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1个在民族地区。截至2016年底，民族八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人，占全国的32.5%;[7](P.4)至2017年，民族八省区贫困发生率仍高达6.9%。[6](P.5) 表5 2015-2017年全国与七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整理所得。另参见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 如表5所示，2017年新疆和云南省的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9.9%和7.5%。即便是贫困发生率已经降至2.7%的黑龙江省，至2017年底，未脱贫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还涉及10个市(区)、30个县、90个民族村。这些地区的扶贫难点在于，全省90%的贫困县、80%的贫困村和7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风沙干旱区、中部盐碱贫水区和东部低洼易涝区。这些区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防灾减灾能力差，受自然灾害影响显著。因此，要如期实现边疆民族地区脱贫任务仍极为艰巨，尤其须高度警惕农村少数民族的返贫问题。 第四，尽管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外向度依然不高，近年来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发展波动甚至倒退现象。如2015年民族自治地方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1099亿美元，较2014年下降4.4%。其中，出口647亿美元，下降10.7%;进口386亿美元，增长8.4%;2016年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947.9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3%。其中，进口422.6亿美元，增长9.4%;但出口仅为545.4亿美元，下降15.7%。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可知，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显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所出现的相对滞后现象，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外发展的两个不平衡，扶贫难度仍然较大且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以及经济的外向度不高等问题。因此，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各省、自治区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共性、取得成效、路径差异与存在问题等便能够得到清晰呈现。从整体来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所取得的主要成效表现为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第三产业日益成长为经济增长核心动力，传统主导产业凸显优势竞争力，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相对差距较小，扶贫攻坚成效卓著，以及旅游业、对外贸易等初步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等。但通过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以及边疆民族地区各省、自治区之间的比较，就会发现当前仍存在总体发展较为滞后，某些方面有一定波动甚至倒退，区域内外存在多重不平衡，返贫风险仍然存在以及旅游业、对外贸易等特色产业亟待提升等急需解决的系列问题。 由是，在方法论层面聚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推动发展人类学、民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真正深度交融。因为，只有在整体的面和深入的点、在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在国家制度与区域特色产业等多维交互视野中，在整体观、比较法、计量经济模型、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中，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问题才能得到真切把握和深入理解。而在理论层面，从整体区域视角出发所获得的“新”的发展经验，将促使我们与经典理论对话，进而推动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边疆民族经济理论的构建。例如，边疆各省、自治区传统经济文化类型在当代展现的普遍产业优势，充分证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传统的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现代转型的基础、动力、机制、路径，都可能成为未来该领域持续探讨的重点。再如，通过全国与边疆民族地区、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等多层次比较表明:一方面，一种兼具包容性、复合性、多样性与互补性的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对这一结构构建与运作方式的探析亟待深入;另一方面，比较优势理论乃至制度经济学等诸多重要理论在此过程中将得到新的检视，并可能由此获得诸多启发和突破。 在尝试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围绕近年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已然呈现的传统产业、民族特色资源与跨境区域优势三大领域，尤其是针对当前这一区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突显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主要聚焦以下层面，切实推动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创新发展。 第一，继续加大针对发展滞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精准投入。聚焦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外的两个不平衡问题，通过政策倾斜，从边疆民族地区的整体与内部两大层面统筹协调发展，防止在区域内外乃至农业变迁内部可能出现的不均衡分层。[8](P.50-52)紧密围绕区域特色资源、传统与优势产业等加大精准投入，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即通过政策引导，除了坚持升级强化传统优势产业之外，同时高度重视深度挖掘各省、自治区及各民族特色资源，尤其是对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制度机制等滞后领域的创新拓展。 第二，加强精准扶贫的精准性及其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对接。应充分警惕边疆民族地区的返贫问题，加快建立健全贫困识别和动态监测体系，因地制宜地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发挥边疆与民族资源优势，通过电商、金融、合作社创新等方式实施产业扶贫。强调通过制度调适、社会组织合作、教育扶贫等方式全面提升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充分且深度激发内生脱贫动力，初步构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良性对接机制。 第三，重视发展以主导优势产业和旅游业等为代表的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各省区根据自身环境资源与传统经济文化类型优势，注重挖掘创新，大力提升农林牧渔等主导优势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重点培育以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电子商务、医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特色产业。如针对旅游业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季节性明显、民族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强调“全域旅游”的空间域、产业域、要素域和管理域的完备;利用自然资源本身的季节差异，形成旅游产品供给的季节层次，丰富资源依托型旅游产品类型;增加当地人文旅游资源产品转化方式和途径，不断增加旅游者的体验丰度等。 第四，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大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力度，多层面切实推动对外贸易发展。边疆民族地区需要尽力破除制约对外贸易拓展的负面因素影响，积极探索自主创新政策和机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自贸区建设，改善进出口贸易结构，更加有效地吸引外商投资。与此同时，积极利用跨境区域优势，注重发挥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理人文优势以及当地各民族的主体能动性，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跨境经济文化交流，大力推动跨境区域特色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逐步确立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特色地位和优势地位。 注释 1.参见袁庆寿、牛德林《中国边疆经济发展概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杜发春《边境贸易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中国共有9个省、自治区拥有陆地边境线,分别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参考“民族八省区”提法,本文中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七省区”是指拥有陆地边境线并且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七个省、自治区。另,文中数据未经注明,均来自“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研究联盟”(CBER)(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发起,目前包括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西藏大学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共7个单位)2018年年度调研报告。此外,因2017年度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统计数据尚未发布,文中涉及相关数据为笔者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文艺情通过相关资料、数据整理所得。 参考文献 [1]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J]．地理学报,1935(2)．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7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4]宋媛．云南省扶贫开发报告[J]．西部报告,2018(Z1)．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6]张丽君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8)[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 [7]张丽君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7)[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 [8][英]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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