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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造成人类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 非正常死亡原因复杂 自然因素一般是指那些剧烈、不可抗拒的自然运动造成的伤害,例如地震、洪水、泥石流、飓风等剧烈地质和天气变化,都能够造成人类快速、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这在考古发现中也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属罗马庞贝古城遗址和中国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人类非正常死亡也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社会暴力冲突所造成的死亡,例如长平古战场遗址、垓下遗址等都能发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类遗骸。还有因社会文化习俗造成的死亡,例如安阳殷墟遗址中常见的人殉和人牲等。这些非正常死亡一般会在人类遗骸上留下可观测的痕迹,例如骨折、创伤、骨骼非正常失踪。有的遗址甚至可通过随葬品在骨骼上的部位,来判断冲突的具体细节,例如箭头的位置、武器造成的痕迹等。 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常死亡现象,与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可能都有关系,在考古中也很常见,却难以通过遗骸研究得以确认,这就是瘟疫。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具有突发性、潜伏期和发病期短、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等特点。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影响巨大的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 瘟疫考古线索难以发现 瘟疫类型多种多样,引发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天气原因造成的,有的因环境破坏加剧了瘟疫的流行,有的是不合格的医疗卫生造成的,有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具有社会性和自然因素双重属性。也有一些瘟疫的流行与密切接触动物有关,可分为被动性接触和主动性接触。被动性接触包括生活环境与某些动物的密切接触,是在生活环境周围被动接触携带病毒的动物造成的。主动性接触包括食用、役使、宠化某种携带了病毒的动物造成的传染。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瘟疫及其治疗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瘟疫除了造成人口的非正常大量死亡,还可能造成社会和文化的大动荡和大变迁。历史上人群的大迁徙和文化的交替背后,都可能有瘟疫的影子。许多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爆发背后都有瘟疫的影响。尽管瘟疫爆发的记载不绝如缕,造成的后果严重至极,但在考古发现中却鲜有发现和报道。究其原因,除了考古发掘本身具有的偶然性之外,缺乏对考古发现的准确解读也是重要原因。 一些史前遗址和边疆地区考古遗址缺乏文献材料,无法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而在文献相对丰富的历史时期考古中,较少关注和收集古代人骨资料。对少量的可能与文献记载的瘟疫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很少进行多学科对照研究。古代医学考古的研究一般根据传统和出土文献,少量结合出土遗物,如针砭、中药材、医药器具或人体偶像等,但较少关注古代人类遗骸上体现的古代疾病甚至瘟疫现象。 虽然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灾难遗址和包含非正常死亡遗骸的遗址,但考古学家很难发现瘟疫线索从而进行相关研究,在古代人类遗骸的研究上也面临这种困难。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科技考古技术的提高,人们对古代人类遗骸的研究越发重视,骨骼病理学方兴未艾。考古学家希望通过对古代人类遗骸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一些疾病的发展历史以及与人类发展的关系。 骨骼形态变化不易观察 骨骼病理学研究的重点是骨骼的变异,就是某种疾病导致的骨骼与正常骨骼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种变异,研究疾病的成因、疾病的结果,探讨人类健康与社会文化变迁和生业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最终解决历史学、考古学和健康史的问题等。但是,一般来讲,只有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地质气候现象,才会导致骨骼的快速变化,而疾病引发骨骼的变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发病过程。病灶首先出现在软组织、器官或骨髓中,长期的生长才会扩散到骨骼。能够在骨骼上发现的疾病都不是快速致命的,而是患者长期携带,比如梅毒、贫血、牙釉质发育不全、退行性关节病等。 瘟疫是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它的发病特点是周期短、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由于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人类的大规模死亡,病原体一般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沉积在人体骨骼上或改变骨骼的形态。即使一些瘟疫或疾病可能导致骨骼变化,但这种变化可能是微小、局部、不易观测的,对骨骼形态学研究而言,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观察。 因此,目前不多的有关瘟疫的考古学研究,一般是建立在考古背景、随葬品、葬式葬俗、埋藏学等间接线索上,通过证据链的方式判断遗址形成的可能,甚至这种可能具有唯一性的解释。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哈民忙哈遗址是目前得到多数考古学家认可的可能与瘟疫有关的遗址。2010—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等遗物千余件。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遗址距今约为5500—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 遗址发掘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部分房址保存有木质结构过火坍塌的痕迹。数座房址内堆弃有人骨标本,至少代表了181例个体。其中,F40在仅有的18.5平方米的室内,层层堆弃了至少97例人骨,尤其是靠近门道不足4平方米的范围内,人骨上下叠压多达三层。每一例人骨的颅骨、躯干和四肢骨,都保存在原有解剖学位置上,未见扰动,但姿态各异,无明显规律,且部分骨骼有火烧痕迹。在排除了自然灾害和社会暴力冲突等因素外,结合埋藏学、考古学等背景,发掘者认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与瘟疫有关。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可能与当地田鼠携带的鼠疫病毒有关。 科技手段助力破解谜题 由此,考古学家对一些过去难以解释的考古现象,开始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一些史前遗址缺乏相应的文字证据和文献材料,但考古发掘显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在排除了其他原因后,可适当考虑瘟疫的因素。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庙子沟史前遗址,42座墓葬中有41座墓葬属于非正常埋葬,墓葬人骨都是利用房屋内外窖穴或房子居住面埋葬,且尸骨姿态各异,性别年龄各异,骨骼上无明显暴力冲突痕迹。发掘者认为,埋藏过程比较简单和草率,缺乏应有的程序和正常的随葬品。有学者认为,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年代差不多,环境也类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样的瘟疫。 21世纪以来,科技考古技术不断提高,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考古研究后,极大提高了我们认识古代人群和社会的能力。2015年,《细胞》杂志报道了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大陆5000年前的数个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这是最直接、最确凿的对古代人类遗骸进行的有关瘟疫研究。相信这种技术会更多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推进中国古代瘟疫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遗址中这些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埋藏现象,可能是一种对生前病患者的隔离方式,也可能是为避免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而对病逝者采取的措施。我们据此可推测,史前居民在受到瘟疫威胁时,不排除对病患人群或区域进行了隔离。通过隔离、焚烧、迁徙等措施,可能有效控制了瘟疫,也为我们留下了可能与瘟疫相关的考古遗存。 据研究,瘟疫发生需要多种条件。病原体、宿主、环境、易感人群的健康状况、生业模式、人口密集程度、医疗卫生条件等,都是瘟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关键因素。消灭瘟疫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首先需要从源头上加强环境保护,减少病原体的产生和传播。其次是减少病原体和人群之间的联系,避免宿主感染和传播。再次是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增强抗击疫情的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降低人口密集程度和人群之间的传染可能性,加强隔离措施。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疫病压力越来越大,主要因为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高。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瘟疫传播的风险也随之提高,危害也越大。 当前,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我们充分相信,我们终将战胜疫情,恢复正常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我国的抗疫经验值得受疫情困扰的国家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