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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博物馆 摘 要：发饰,作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发饰中蕴藏的深层文化意识,源远流长,延续至今。发饰除了具有审美意义,更具有考古与历史价值的艺术载体,不仅代表着各个时期的文化样式,也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最为形象和直观地记录着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微观的时代印记。从社会学、考古学及美学的角度,溯流而上,探索发饰最初萌生的原点以及渗透其中的审美意识,透视发饰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发饰；起源；美学；装饰性 作者简介：王鑫玥(198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馆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 中国发饰的起源,能够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为了生存而与恶劣自然环境斗争的日子里,原始人类对头发的关注最初是基于披发覆面不便于生产劳作的缘故。出于这样的实用目的,原始人类将乱糟糟的头发进行简单的整理,约束头发的同时产生的经验以及美感是朦胧又无意识的。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朴素的审美意识促使着原始先民们开始用各种物件装点自己的头发。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有着诸多影响因素。 一、发饰的审美萌动 在距今约一万八千年的旧石器晚期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由石头、贝壳所制成的串珠,在该遗址所发现的山顶洞人头骨上,还放置着由石灰岩磨制、钻有小孔、用皮绳穿成的七颗石珠。[1](P64)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已经有了朦胧的装饰意识,潜意识里开始审美是发饰产生和萌芽的精神基础。 随着磨制技术的日益锤炼,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制作工具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制作出的石器类型出现了多样化,手斧、砍砸器、尖状器以及刮削器等工具自成体系,显然劳动在制作工具上逐步有了明确分工。步入新石器时代后,生产力逐步提高,原始人类在制作维持生存的生产工具的同时,也有了余裕闲暇去细致打磨更为细小精巧的日常用具。 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际骨笄开始出现。河北磁山距今七千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支骨笄(图1)、[2]陕西咸阳尹家村出土的石笄[3]以及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枚象牙梳,[4]这些实物的出土都证实着原始人类在制造并使用生产工具满足基本生存的同时,也渐渐萌生了一种精神需求。 图1 磁山遗址出土骨笄(T9②H23:148) 下载原图 这种自发的行为和朴素的意识经历一段时间的缓慢发展后,成了原始聚落渐渐习惯和普遍存在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最初只是“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合规律的形式要求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是自然的人化。”[5](P3)而自然的人化,正是原始社会形成的基础。 原始人类形成社会群体,在这种社会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另一种较为高级的社会意识便是自我美化。这种美化意识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自觉加工,可以称之为装饰。装饰是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产物,是人类在物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和经验对象化的实践。这是原始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慢慢筑垒的表现。 二、发饰的早期发展与分类 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对头发进行整理和固定的行为逐渐成为原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梳理、固定头发的初衷到演化成为一种装点在头发上的饰物,发饰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依据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材质不同、样式多变的发饰实物来看,早期发饰从功能上主要分为三类: (一)象征类 象征类发饰,主要是指用来饰戴在头部的动物肢节毛皮或者鸟类的羽毛。相比起发饰这个称谓,这类装饰物的功能更倾向于头饰,且其实用性远远大于装饰意味。象征类发饰主要有动物的兽首、皮毛、兽尾、利齿以及鸟兽艳丽的羽毛。这些装饰品通常直接取材于鸟兽肢体,是原生态的,并且很少进行二次加工。 具有象征意义的头饰产生的时间较早,范围应在采集—狩猎这一文明区间。远古之初原始人类利用宽大的树叶、动物的皮毛来遮挡风雨,保护身体,正是“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6](P1335)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学会打磨狩猎和生产工具,击打出锐利的刃面用来分割猎物,剥下来的兽皮用来裹住身体各部位,这种有意识地包裹行为源自原始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头部。 古籍《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帝任命大臣夔为掌管礼乐教化的官员时,夔回答道“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7](P30)其中“百兽率舞”学者解释为人们装扮成百兽随乐起舞。《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中描述黑水靺鞨部族时写道:“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8](P6178)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装扮成野兽还是用羽毛作为头饰的行为,在早期社会是一种常见现象。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与原始人类狩猎活动相关的动物,最终也都在人类的装饰行为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期,用动物皮毛或者部分肢体作为装饰的行为,是一种潜意识的仿同,在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原始人类一方面在凶险的自然环境中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通过模仿与混同也能够更加方便地猎取动物。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逐渐变成了原始社会中人的身份象征。部族首领头顶兽首,神秘巫师头插冠羽,这种装饰成了原始聚落中社会地位的标志。 遗憾的是,在已知的考古发掘中,并未能证实这类头饰的出土实例。但我们仍然能从已出土的陶器纹饰和雕塑品中,寻觅到原始人类对祖先、图腾的敬畏,窥探出反射在头饰品上的佩戴习俗。如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绘于内壁上的纹饰接近图案化,头顶三角形发髻的人面左右各连两条小鱼(图2)。[9](P163)而后洼遗址的雕猴人头像则表达着人类对动物图腾的崇拜(图3)。[10] 图2 半坡人面鱼纹图 下载原图 图3 陶塑两面雕猴人头像(VT3②:58) 下载原图 象征类头饰比起装点头发,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其实用功能,即象征着最初的社会组织或者制度,抑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禁忌或者信仰。但无论是部落象征还是图腾崇拜,在对象征意义的追求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对美的体验。正如甲骨文中“美”字写作,[11](P303)从字源学上看运用了象形造字法,为正面直立的人形头戴羽毛或者兽角类的装饰物。这不但证实了用毛皮尾羽来作为头饰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原始人类将由此而萌生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渐渐融入造字系统中。正是凝聚在实用目的下的原生“美感”,形成了人类社会最早的文明意识——自我美化。 动物头饰产生和盛行于采集—狩猎文明时期,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动物头饰便逐渐失去了依存的基础,因失去了实用功能而日渐衰落,最终只在神秘的巫术领域保留一席之地。 (二)工具类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社会以及氏族制度渐渐发展起来,对于头发的装饰,渐渐从少数人扩大到大多数原始人类身上。 最初用做装点头发的饰品,大概是细竹木棍儿,所以笄字为竹字头。在为了生存而与自然抗争的远古之初,原始部落的先民们对于束发的诉求,源于日常行动中的不便。为了更好地梳理整治头发,他们发现有比手指用起来更加方便的工具,就是最初的笄。在新石器时代诸多已发现的遗址中,笄的出土数量非常丰富。制作材质也种类多样,有骨类、玉石类、陶类、贝蚌类。工具类发饰的特点是在获取原料后,一般只进行简单的加工,有些发饰表面也刻有弦纹等纹饰,而骨质的发饰数量则最为丰富,可以说骨器几乎在所有的早期遗址中都有发现。骨笄多是使用兽类肢骨磨制而成,形状也丰富多样,有伞形、钉形、针形、扁平形等。 除了发笄,发簪、发梳、发箍,其他束发器也有发现(图4),而发笄和发簪,二者区别并不明显,作为束发工具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在实现工具性的过程中,发饰除了发挥其实用性外,渐渐开始有了外形上的美感。如卡若遗址的骨簪上端雕磨成三节蘑菇塔状(图4-1),[14]大坟遗址的玉筓上半部刻有6组兽面纹(图4-2)。[15]在制作工艺上也更为复杂,如曲贡遗址的梳形器器身较薄(图4-3),该器用琢制法先修成片状毛坯,后稍加磨制,两侧及刃部精磨,用硬器在刃缘刻出方尖齿,并在两面留下短细的刻沟。[16]而最具代表性的应属大汶口墓地M26的镂雕象牙梳(图4-4),[17]梳体呈竖长方形,梳齿约占全梳的三分之一,主体部分的“S”形由15组三连画组成,下端梳齿共有17根。这件象牙梳年代约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说明在当时先民们已将对美的追求融入到发饰中。 图4 不同材质、种类的发饰举例 下载原图 1卡若骨簪(T12(4):179);2大坟玉筓(M1:7);3曲贡梳形器(T110(3):67);4大汶口象牙梳(M26:5);5牛河梁玉箍形器(M22:1)[12];6牛河梁双人首三孔玉梳背(M17:1)[13] 作为整饬头发而存在的工具性能显著的发饰,占史前发饰的大半部分,这是由生产力及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这一类发饰相比较象征类头饰而言,装饰意味的比重渐渐增大了,发饰作为整理头发必备品的实用性目的也更加明确。工具类发饰,多数是由同一种类质料制作而成的,发饰的实用性也远大于装饰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发饰在具有工具性的同时,已经包含了审美意味。原始人类开始追求外形的美感,从后期发饰上愈加复杂的花纹和装饰上就不难看出。 (三)装饰类 装饰类发饰多存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早期青铜时代这一时期,这类发饰装饰意味浓厚,工具性能渐渐弱化,串珠、发箍、梳背等发饰作为纯粹的装饰品,出现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 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串珠,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制作出精细的石器与骨器后,原始人类开始在石头、骨头以及贝蚌上打磨钻孔,用绳子将精心打磨制作的串珠串来起来佩戴在头上。随着时间推移,串珠的数量开始增多。在作为项链和手链饰品的同时,在墓葬中也发现了串珠作为发饰装饰的佩戴实例,如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地M762(图5)中佩戴在儿童头骨部的贝珠串珠佩饰,[18](P102-119)配合绿松石耳饰装饰意味浓厚,足以说明蕴含着玉石之美的串珠发饰在当时已经存在并流行。 这样的例子还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串片发饰(图6),该件串饰由2件牙饰与25片石薄片组合而成,发掘时也位于人骨前额头部。[19]这说明几乎失去实用功能的串饰已经完全作为头发的装饰品而存在了。这种美学意义上的进步,与成熟的打制技术是分不开的。 图5 大甸子头部贝饰、松石耳饰 下载原图 图6 大汶口串片发饰(M10:13) 下载原图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类发饰也属于这一范畴,具有着浓厚的装饰意味。该类发饰多是由多个部件镶嵌组合而成的,发饰用料多样,以不同质地的材料加工复合而成。1974年在永昌鸳鸯池墓地发现的一件骨笄(图7-1),骨笄上粗下细,呈圆锥形,用胶质物做成圆形笄顶,笄顶上刻有5个同心圆的骨片,在骨片下的胶质物上,镶嵌白色骨珠有36枚,[20]非常美观。同样河南孟县涧溪遗址出土的骨簪(图7-2),顶端有一伞形簪帽,簪帽下还套一骨圈,出土时簪、簪帽和骨圈套在一起。[21]镶嵌组合类的发饰从工艺上看,更为精湛,制作起来也相对复杂。 图7 镶嵌类发饰 下载原图 1鸳鸯池骨笄(M32:7);2涧溪骨簪(T1:5) 除了偏重镶嵌类发饰,还有一类组合发饰类型。陶寺遗址中的镶嵌组合发饰十分精巧(图8),发饰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半圆形穿孔玉片、L形穿孔玉片、玉坠饰(蛇纹石)以及骨笄。出土时,除部分绿松石散落、骨笄顶端稍残、连系坠饰的细绳朽没外,大部分完好,尚未移位。[22](P192-200)这件镶嵌组合发饰已经同后世的步摇极为相似,可认为是步摇的雏形。 图8 镶嵌组合发饰陶寺(M2023) 下载原图 1复原图;2 L形穿孔玉片;3半圆形穿孔玉片;4玉坠饰(蛇纹石);5骨笄 而朱封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的玉头饰堪称经典,系由两件标本M202:1、2(图9-2、9-3)组合而成,发现于棺内墓主头部左侧,由冠饰首部和玉笄两个单间嵌合组成。[23]冠饰正视为扇面形,使用镂空和透雕技法琢出一个头戴冠冕的神人兽面形象。玉件下方有一长方形凹面,其厚度恰好嵌入玉笄顶端的缺口中。如果说单一类的发饰还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工具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制作出来的镶嵌组合类发饰,借由进一步的深加工,则更多地满足了原始人类精神上的需要和心理上的愉悦,这类发饰已经逐渐脱离了实用而带有对美的纯粹追求,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装饰品。 图9 朱封龙山文化头冠饰 下载原图 1组合后原件;2朱封(M202:1);3朱封(M202:2) 以上这些都证明了发饰发展至早期青铜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审美意义的体系,区别于工具制造,在日常劳作活动,原始人的意识形态中已经积淀了对美的观念性的理解。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制作物品用来整理装饰头发的历史很长,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但最初出现的骨笄只是作为梳理头发的工具而存在,从制作工艺上来说,也只是沿着动物肢骨的自然形状稍加削减打磨。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在利用工具打理头发的同时,不自觉地开始追求朴素的美感,骨笄、玉石笄上开始出现精美的纹饰,发饰种类也丰富起来,发簪、发梳、玉石梳背以及束发器相继在各遗址墓葬中出现。直到串珠饰品作为发饰佩戴的实例出现,我们能够确定早期朴素的审美已经产生,并促使原始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的改造。 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发饰之美亦是人类在对抗自然的社会活动中按照逐渐形成的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发饰,则经历了一个由工具本体到审美本体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发饰的发展始终延续着先民对生产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期盼。随着时间推移,铜器出现,发饰的材质和花样愈加丰富,制作工艺也更加复杂,外形日益臻美华丽。到了早期青铜时代晚期,发饰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工具性能日趋弱化,具有更多的审美意味及美学意义的装饰性能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把原始社会之初发饰的审美萌动作为一个点,那么经历秦汉盛唐直至明清,发饰的历史变迁早已扩大成一个星罗棋布的面了。但正是因为原始先民通过对发饰材料的利用、对形状的把握,借此展现了对美的追求和在头发装饰上的审美观,才会有后世熠熠生辉的奢华之色和美不胜收的云髻凤钗。 参考文献: [1] 贾兰坡.山顶洞人[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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