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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对于研究罗马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李维撰史既追求史事之真，对史事进行真假判断，也追求史事价值之真，对史事进行定性的判断。这两种判断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分之处。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有时被置于真假判断之上。李维求真思想存在的两种判断，融合了希腊化时期史学和罗马传统史学的特点，反映了史家对求真和致用关系的深刻认识。 关键词：李维；真假判断；价值判断；罗马传统道德； 作者简介：赵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约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与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城，曾目睹晚期罗马共和国的纷争及倾覆的局面，又亲历了早期帝国时期。他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是唯一一部由罗马人撰写的较为详尽记载罗马早期历史的著作，是罗马史学的经典与范本，对研究罗马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言：“如果你不相信李维关于罗穆卢斯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你无法了解任何关于罗穆卢斯的事情。”不过，关于李维所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西方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李维追求历史的真实性，能做到客观撰史。斯蒂尔（R. B. Steele）认为李维撰史时虽然考虑了文学性的原则，但更强调历史的准确性。沃尔什（P. G. Walsh）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谴责李维历史中出现的错误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错误是源于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穆启乐认为李维对史料进行了严格批判。卢斯（T. J. Luce）认为李维撰史时几乎没有当代史家的偏见；第二种观点认为李维的历史充满对道德的追求。塞姆（Ronald Syme）认为：“李维的历史是爱国的、道德的、激励与劝勉的。历史不应该像古文物研究那样来使用，而应该像诗歌那样，颂扬古代的勇气，复兴国家的自豪，对下一代公民进行美德教育。”查普林（J. D. Chaplin）认为李维历史中的道德具有范例作用。斯蒂尔认为尽管李维的历史中存在一些错误与创造，但是它们却成为指引罗马人思想活动的国家思想的一部分。 上述观点，或以为李维的历史记述大体上是客观的，或以为李维追求道德的范例作用，而不重视史事的客观性。实际上，李维对道德的重视也是求真的表现，反映出一种对价值之真的追求。此两类真实性共存于历史之中，是李维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对后世罗马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拟对此问题做出探讨。 一 李维对史事之真的认识 拉丁语中有Vērus一词，英文译作true，real，actual，genuine，中文译为真的，真实的等。真实意为与客观事实相符。对史事真实性的认识可归为真假的判断，即史事非真则假，非假则真。李维在表明所引史料的真实性时经常使用该词，反映了他对史事之真的追求。 李维叙述自罗马建城以来700多年的历史，其中多为李维所处时代之前的历史，这就决定了李维不可能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等史家那样，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询问等方法获取大量的史料，他只能主要依据前人史料撰史。经过西方学界一百多年的系统化研究（主要是由德国学者完成的），《建城以来史》的史料来源已经基本上得以明确，这对于研究李维的求真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信以传信 李维引用的史料主要分为口述史料、档案资料与史家著作。李维对此三类史料的采用，有较明确的原则：第一，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相比，他更为重视文字史料。第二，关于原始档案资料，李维没有直接参考它们。第三，前辈史家的史料，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错误与偏见，但仍是叙述罗马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李维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持慎重的态度。李维在序言中写道：“那些建城前或即将建城时所流传下来的，与其称之为纯粹的史记（monumenta），还不如称之为富有诗意的故事（fabulae），对此，我既不想肯定，也不想驳斥。”李维对口述的证据（Fabulae）与可见的证据（Monumenta）做了明确区分，口述证据主要与罗马人用来解释他们的起源相关。口述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真实的，李维对它们的态度是“既不肯定，也不驳斥”。李维的叙述大量采用了可见的证据，并认为可见证据更具有准确性与真实性。 李维所说的可见证据，主要来自文字史料，即祭司、私人的记事等。不过，李维意识到，即使这些史料也存在问题。他说：“那个时代书面文字很少见，尽管那是对发生事情的记忆的唯一可靠的保存，但是即使在大祭司的记录里以及其他公家（拉丁文为publicis，英文译作the public）和私人的记事里得以保存的东西，也在城市遭焚毁（按：指公元前390年高卢入侵罗马城遭受的大火）时烧毁了。”后来的罗马官方记载，一些在国家内斗中亡佚了。他认为，即使幸存下来的文字史料，经过若干世纪，由于条件的变化、社会与政治及大家族的影响，这些文字史料也难以保持真实性。所以，李维采用文字资料时，自觉地对其真实性作出判断。例如，他记载了罗慕卢斯统治时期罗马人掠夺萨宾人的史事。他说：“他们共同享有王权，所有的统治权力都移到罗马。城市就这样由双方组合而成。”此事的真实性，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明。在古罗马广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混合的墓葬，反映了拉丁人与萨宾人有过共同的统治。 原始档案资料也是文字史料的一类。不过李维只是间接参考了它们。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参考档案资料，主要是考虑到罗马缺乏有效的制度保存档案资料，很多档案资料往往是由与之相关者的后代保存。这些档案资料被分散开来保存，不少还残缺不全，搜集与考订十分困难，而且不能呈现长时间段的历史。李维的任务是撰写由古至今的罗马历史，像他这样的史家更乐于接受其他作者的证据且不去咨询原始文献。尽管由于上述原因，李维还是意识到原始档案资料的重要性，所以在撰史时，他也从前辈史家的史著中获取档案资料。例如，他说：“在他们（按：指帕皮利乌斯与塞姆普罗尼乌斯）担任执政官期间，重修了与阿尔德亚人的协议。这一协议是他们担当该年执政官的唯一证据，但在古代的年代记中（按：指大年代记）或者官员的官方列表中没有找到他们的名字。……根据李锡尼乌斯·马切尔的记载，这些执政官的名字既出现在阿尔德亚和约里，又出现在墨涅塔神庙中的麻书中。” 李维大量采用了前辈史家的史料，这是另一类文字史料。他采用前辈史家的史料，是经过认真分析的。波利比乌斯的史料真实可信，因为他尽可能撰写自己的时代以及之前时代的历史，并且咨询了那些参与到他所描述的事件中的人，他撰史的目标就是为了发现并描述真相。安提亚斯的史料主要依赖官方的记录以及文件证据，若剔除其记载中夸张的成分，他的记载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此外，李维常通过承认前辈史家为权威的方式，来突显自己所引史料的真实性。例如，李维认为波利比乌斯是一位权威的史家。李维说：“波利比乌斯是关于罗马历史所有事务，尤其是在希腊发生的事情，值得相信的权威。”与此同时，李维也会通过谴责某些史家史料存在的问题，以声称自己所引史料是经过去伪存真和严格批判的。他批判了安提亚斯浮夸的做法。李维说：“相同的执政官（按：指格涅乌斯·塞尔维乌斯）与汉尼拔在克罗顿殖民地开战。我不清楚这场战役。瓦莱里乌斯·安提亚斯说有5000敌人被杀死，如此规模的胜利要么是被他不知羞耻地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被他粗心大意地忽略了。”他也批评了史家马切尔对家族历史的粉饰，李维说：“他对自己家族的赞扬使得李启尼乌斯的证据变得不严肃了，因为我在更古老的编年史家那里没有发现他提到的这种情况，所以我更加倾向于认为，是高卢战争导致了独裁官的任命。” 李维在择取史料时，对于自己能够确信的史料则采用之，“信以传信”。对于自己无法确切把握的史料，他或用“可能”一词来表达有倾向性的判断，或用“疑以传疑”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史料真实性的认识。 （二）用“可能”表达对史事真实性的认识 李维考辨史料时，也会遇到不能确切肯定史料真实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李维常常用“可能”一词来表示。“可能”一词的拉丁文是quod very simile est，英译为which be likely true。使用“可能”之语表明李维并未完全确定史料是否真实。李维常用以下三组拉丁语词汇来表示对史料不确定性的程度：首先，拉丁词汇probabile，英译为probable，中文译为可能的。李维用此词表示获得结果的可能性。例如，公元前194年，新当选的罗马市政官进行了一项变革。在举办麦格纳赛会期间，他首次要求元老院与普通民众分开而坐。这项变革引起人们的反对。李维如此评论这项变革：“这种结果可能是（probabile est）出于古代传统，人们总是宁愿支持旧习，除非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们是恶习。”在这里，李维对于罗马市政官的变革遭到人们反对原因只是表达了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其次，拉丁词汇proximum/ propius vero/ fidem，英译为nearest/ nearer truth，中文译为最接近或较接近真相，李维用此词表示陈述或声明的可能性。例如，关于伊特鲁利亚的国王波尔塞纳撤离雅尼库鲁姆的史事，李维指出：“在所有流传下来的解释中，最可能的（proximum vero）是，当波尔塞纳从雅尼库鲁姆撤退回来时，他把他的营地作为礼物交给了罗马人，该营地藏有从附近的伊特鲁利亚的富饶地域带来的供给。由于长时间的封锁，那时的罗马城已经食物匮乏。”再次，拉丁词汇veri simile，英译为verisimilitude，中文译作逼真、貌似真实。李维用此词表示调查结果的可能性。例如，关于汉尼拔军队入侵意大利时的兵力，史家的说法存在分歧，李维经过调查，较为相信鲁基乌斯的记载。李维说波利比乌斯估计汉尼拔有10万步兵，2万骑兵。鲁基乌斯认为如果包括加入的高卢人与利古里亚人，汉尼拔有8万步兵，1万骑兵。李维比较相信鲁基乌斯记载的包括外族人在内的兵力数据，他说：“更加可能的（veri simile）是，某些史家认为这些人在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时加入汉尼拔的旗下。” 李维用“可能”一词，对史料的真实性表达了带有倾向性的判断，反映出他对史料作了认真的考辨。 （三）疑以传疑 李维辨析史料，也会发现许多史料的真实性是可疑的，但由于撰史的需要又不得不用。在这种情况下，李维采用了“疑以传疑”的方式。例如，他常引用安提亚斯的史料，因为其史料能使李维较容易地获取祭司与元老院的记录。但是安提亚斯史料中掺杂了家族档案以及他自己丰富的想象，他尤其对敌人损失的数据以及一般的数字富有想象力。李维注意到了这位史家的问题，因此他经常暗示这位史家的史料不可靠，但是困于没有其他的史料证据可用，只能先采用他的史料，同时表示对他的史料仍持怀疑的看法。例如，李维说：“关于这些古代的事情，我很难确切地说出这些战斗或者倒下的人的精确数目。然而，安提亚斯冒险计算出了他们的总数。”李维指出，由于时代的久远，他无法获知确切的数目，所以采用了安提亚斯的说法。但他也告诉读者，这位史家的计算方式是冒险的。对于不能肯定是失信的史料，李维一般不会随意删除，但采用时往往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对于存疑的史料，李维常常采用并存诸说的方法，对一事列举多种记载。例如，李维记载了有关对西庇阿的审讯、他的葬礼以及墓葬的各种说法，并且指出，“这些记载如此矛盾，以至于我无法发现可以接受的传说和书面文字。”关于对西庇阿的控告者，史家没有一致的记载。李维说：“有些人认为是马库斯·奈维乌斯，其他人认为是佩提利”；关于西庇阿被埋葬的地点也没有一致的记载，李维说：“一些人说西庇阿的死亡以及葬礼都发生在罗马，其他人说发生在利特努姆。” 李维在择取史料时，采用“疑以传疑”的方法，也表现出对史事真实性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