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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维对史事价值之真的追求 史家在撰史时不仅追求史事之真，而且追求史事所蕴含的价值之真。刘家和先生认为史家对史事的价值判断为真，那也是一种定性的真。易宁教授认为：“以历史之真而言，不仅指史事的真实发生，而且亦指人们对真实发生史事的认识，后者反映的价值判断，同样也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在西方古典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家在撰史时也存在这两种追求。卢斯指出，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开始，在西方古代历史编纂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史家一方面声称其所撰历史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宣传他对史事的价值判断，从而表明他们对史事价值的认识，史家可以同时兼顾两者。到李维所处的时代，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李维对史事价值之真的追求表现在他在史料的择取之中。 柯林伍德指出：“罗马人严肃地相信他们自己对其他一切民族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垄断着配得上称作唯一的德性”。李维对史料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基于罗马的传统道德。他说：“对于我来说，但愿每一位读者都应该注意这样一些问题，当时有过怎样的生活，怎样的道德，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国家是依靠哪些人和以怎样的方式产生和变强大的，然后随着国家纲纪的逐渐下滑，道德可以说首先逐渐败坏，然后愈来愈衰微……”李维对传统道德的重视，贯穿于其全部历史中。以传统道德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成为李维撰史的重要特点。对于罗马的传统道德，李维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罗马的道德一出现就是完美的。在李维看来，道德虽有衰落之时，然而这只能表明罗马的民族精神有所缺损，道德的本质（善）是不会改变的，道德作为罗马人行为的准则是不会变化的，罗马人的行为虽然有善恶之变”，然而道德作为罗马立国的基础是不变的，不断变易的历史内容最终都可以从道德中得到解释。 李维在叙史时经常提到的传统道德，主要有以下几种义项：虔诚（pietas）、忠诚（fides）、和谐（concordia）、纲纪（disciplina）、审慎（prudentia）与理性（ratio）、勇气（virtus）、端庄或贞洁（pudicitia）、尊严（dignitas）、节俭（frugalitas）等等。其中，虔诚是指对诸神的尊敬；忠诚是指坚持与遵守庄严做出的协定与许诺；和谐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中和谐的协作；纲纪是指对军事与公民权力应予以的顺从；审慎与理性是指在国家政治与军事中的深谋远虑与理性；尊严是指一个人的地位要与其行为相称，并且要有必备的严肃性；节俭是指支持不奢华的简朴生活。李维重视史料的价值判断，要撰写一部符合罗马传统道德的罗马史。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李维也重视史事的真假判断，要写出一部真实的罗马历史。两种判断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对此问题，李维主要从以下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认识： 首先，李维认为史事的真假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可以相合的。例如，李维指出审慎（prudentia）和理性（ratio）是罗马军事将领应有的美德。在罗马在特莱比亚河战败之事上，李维和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大体相同。他们记载了罗马将军塞姆普罗尼乌斯急切地想要对汉尼拔开战；当塞姆普罗尼乌斯咨询负伤的西庇阿时，遭到反对；汉尼拔也想要与塞姆普罗尼乌斯开战。在分析战败的原因时，波氏认为是由于塞姆普罗尼乌斯的野心与盲目自信，李维也指出是由于塞姆普罗尼乌斯的草率（temeritas）和冒进（ferocitas）导致了罗马人的失败。李维的记载表明，史事的真假判与价值判断是可以相合的。 其次，李维认为史事的真假判断与价值判断也可以相分离。他有时为了追求史事价值的善恶之定性，采取多种方法改动史料，放弃了史事的客观性。 第一，增加文字及评议。李维极为重视妇女贞洁（pudicitia）。他指出，在任何健康的国家，贞洁都是妇女们所必需的品质。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89年，卢修斯·曼利乌斯在安塞拉驻军时，他的一位百人队长强暴了被俘虏的异族公主奇奥玛拉。百人队长因怕事情败露，同意将奇奥玛拉卖给她的丈夫，在移交给她的族人的过程中，百人队长被奇奥玛拉下令杀死。李维对此事的记载引自波利比乌斯。波氏的记载较为准确，因为“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他在萨狄斯见过这个妇女，并与她进行了交谈，他欣赏她高贵的精神与智力。”但为了突出奇奥玛拉的贞洁，李维则增加了在波氏的记载中没有的内容。他说：“起初，他试探她的性情；当他发现她不会自愿与其通奸后，就对她实施了强暴。”又，据李维记载：“维吉尼亚是一个成年的少女，非常美丽，阿庇乌斯对她产生了疯狂的爱恋，试图用金钱与许诺来引诱她。但是他发现维吉尼亚的端庄能够抵御任何她不愿做的事情，于是，他决定用残忍的暴力手段得到她。”在对奇奥玛拉的评价时，李维表达了记载这类史事的目的，即强调妇女的贞洁美德。他说：“正如故事中所说，这名妇女最后所保持的贞洁与高贵是值得称赞的。” 第二，删除史料。罗马士兵严守纪律（disciplina）是李维关注的美德。李维对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斯处死自己儿子史事的描述，就是著名范例。在第四个十卷中，李维描述了罗马在希腊的军队之所以一直都是高效的战斗集体，原因就在于罗马军队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李维通过删除某些史料，表达了对这种美德的敬意。例如，在取得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的胜利后，“罗马战士们发现埃托利亚人抢先到了敌人的营地，罗马战士们认为，按理属于他们的战利品已经被埃托利亚人私吞了，于是他们开始挑埃托利亚人的毛病。而且罗马战士们对自己的将军（按：指弗拉米尼乌斯）说，他让他们冲锋冒险，却放弃战利品并给了别人。”这是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李维记载此事的史料来源于波利比乌斯，但他删去了“他让他们冲锋冒险，却放弃战利品并给了别人”的话，只说：“胜利的罗马人匆匆进入敌人的营地希望获得战利品，但是发现多半战利品已经被埃托利亚人获得。”此条史料经过改动，罗马士兵对埃托利亚人的挑衅以及对自己将军的不满情绪被删去了，从而表现出士兵对长官的绝对服从。 第三，有选择地解释事件的原因。李维极为重视罗马人的虔诚（pietas）美德。通过他对卡弥卢斯攻陷维伊城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他将罗马的成功与失败都归结于对神的虔诚与不虔诚。即使在神的意志与人的意志并存时，他有时也格外强调罗马人对神的虔诚。莫米利亚诺指出：“史家如果把自己记叙的事情归于奇迹，则他宣布不会对其真实性负有责任。”例如，李维记载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的史事，把罗马在阿里亚战役的失败归因于罗马人缺乏对神的虔诚。实际上，李维考虑了人事方面的原因。他指出军事保民官征兵不足、军队应战准备不足，以及将军缺少对战局的考虑等。但李维则把战败的主要原因归于罗马人忽视了神的警告，他说：“同一年，平民马库斯·凯迪西乌斯向保民官报告说，在诺瓦威亚的维斯塔神庙中，他在寂静的夜晚听到了有别于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命令他告诉官员们高卢人正在接近。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个预兆被忽视了。”李维举此例意在说明，罗马人只有保持对神的虔诚，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总之，李维撰史既追求史事之真，对史事进行真假判断，也追求史事价值之真，对史事进行定性的判断。这两种判断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分之处。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有时被置于真假判断之上。这就是在李维书中既有符合史事客观性的记载，也有违背史事客观性记载的原因之所在。 李维对史事的真假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认识，源于希腊化时期的史家。此时期的大多数史家一方面声称自己撰史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声称自己的价值判断得到了读者的支持，甚至这种得到读者支持的价值判断对史家是极有吸引力的，以至于他们将不偏不倚的撰史态度放在次要位置。然而在罗马史学中，一直有追求史事之真，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李维的求真思想融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李维之所以把罗马传统道德作为史事价值之真的标准，则源于他对史学致用的认识。沃尔什指出，李维撰史时有自己的动机———宗教的、政治的、爱国的与道德的，“道德与爱国的考虑被李维整合在他的历史中以达到垂训后世的目的。”这种撰史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李维的思想，而且也是他所处时代文人所具有的共同思想，即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基础，完成罗马国家的伟大复兴。从李维求真思想中，可以看出罗马史家对史学求真与致用关系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