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层累化：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 古代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有关古代中国的叙述却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焦点，其根源就是学界仍在追溯古代中国的“边”在哪里，如何去认知古代中国的“边”，进而追问怎样展开古代中国历史的叙述。本来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于今确实成为学界不断追问的问题。作为“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给予当今学界以科学的令人信服的阐释与解答，便成为一项迫切、紧要的课题。葛兆光说：“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葛氏亦解释说：“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李大龙亦议论说：“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人们一般认为的汉人或汉族）起到了奠基作用，而颁布在边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夷狄’族群则起到了发展和定型作用。尽管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但其形成时期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然凝聚’。”王柯在谈及古代中国之内涵时亦说：“‘中国’之所以不断地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夷狄’不断变为‘华夏’，‘华夏’不断吸收消化‘夷狄’，‘华夏’与‘夷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结果”。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渐进与曲折的“自然凝聚”过程，是几千年中国“五方之民”互动、交融之不断积淀、发展与延续过程，是在自我肯定、自我否定状态下的往复扬弃的层累化过程，故此，深入分析与揭示在自然、人文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某一时段（短时段）的古代中国疆域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某一时段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而产生的同一性与特殊性，以及时段与时段之间的承继性与连续性之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才能准确评价某一时段古代中国疆域的管辖与治理在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嬗变过程中之历史地位。换言之，清晰认知在断代史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之层累化特征，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给予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的嬗变历程，层累化特征十分显著，而且不同时段的古代中国边疆之层累又有所不同，“自然凝聚”的方式与程度差别较大，难于一言以蔽之。夏商周应为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肇始期。从“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记载分析，夏人应有边疆的初步认知。商时，商人已有较强烈的边疆意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描述就是最好的例证。周时，周人明确提出：“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周人的边疆意识相当明晰，且有准确的地理方位与区域，这为后来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奠定了相当重要的根基。 秦统一六国，为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重要时期。秦对统治域内的地方管辖与治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废除先秦以来所推行的分封诸侯、藩屏天子的制度，而是以郡县制度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有意识地着力整合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密切度，注重内地农耕族群与边疆区域族群的碰撞与交融。秦朝北击匈奴，西逐西戎，南奠闽越，设置郡县、属邦，目的就是加强内地华夏族群与匈奴、西戎、西南夷、百越等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以实际效果观之，秦朝确实达成了古代中国边疆与内地的初步整合，比之周代，“自然凝聚”的地理单元进一步扩大，但比之清代又显得相对狭小许多。对此，费孝通曾评论说：“秦代的统一还只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因为当时秦所统一的只是中原地区，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里只占一小部分，在三级地形中只是海拔最低的一级，而且还不全部。中原的周围还有许多不同的族团也正在逐步分区域地向由分而合的统一路上迈进。”尽管秦朝远未将“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之地理单元（即天下、四海之内）自然凝聚到一体化之内，但秦对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之层累化成就却具有相当非凡意义，为汉朝中国疆域更大范围的自然凝聚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汉统一后，尤其是汉武帝统治以降，采用“外事四夷，内兴功力”的战略方针，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谊也”，诏谕公卿大夫“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开地斥境，教化边民，致力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开发与治理，持续不断地推进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之间“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北击匈奴，实践着汉匈杂居，欲达成文帝时提出的汉匈“两国之民若一家子”的愿景；“凿空”西域，试图实现“思汉威德，咸乐内属”的局面；融合诸羌，略定闽粤，实现汉羌、汉越之居民杂处；经略东北，灭卫满一统半岛，将朝鲜半岛中原王朝的直辖统治之下。西汉为了加强内地华夏族群与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夫余、氐、羌、西南夷、百越等族群的互动与交融，还设置郡县、属国、都护、中郎将、校尉等行政区划与官吏，达成自然凝聚的目的。经过有汉一代之强力经营，东起大海，西跨葱岭、巴尔喀什湖，北扼大漠直抵贝加尔湖，南迄南海之地理单元的自然凝聚到一体化的整合之中，比之秦代，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之地理单元进一步扩大与加强，层累化特征相当凸显。汉代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标志着古代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对于秦汉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间的自然凝聚之成就，王宗维评论说：“秦、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也是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期。秦、汉王朝的统一和致力于边疆的开拓，是对商、周时期疆域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版图的奠定和边疆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隋唐统一，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唐朝，经略东北，北伐突厥，平定回鹘，开通西域，和亲吐蕃，绥靖南诏，加强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以至于“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单元中，唐代君臣坚持不懈地践行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的天下一统之愿景，其成就即是“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对于唐朝中国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自然凝聚之层累化成就，李大龙评论说：“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唐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其重要性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在唐王朝在汉朝基础上有了更辽阔的疆域，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对边疆的认识在汉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将‘中国’（中原地区）和‘四夷’（边疆地区）视为一个整体，而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更加完善，尤其是将羁縻府州制度广泛应用于边疆地区，突破了前代形成的对边疆地区‘统而不治’的思想，为边疆地区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蒙古为核心建立的元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秉持以“天下一家”之治国理念，“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是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重要转折期。元朝兴起于朔漠，灭亡女真，实现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区域的强力整合，西平西夏，再并西域，臣服高丽，南定南诏，加强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空前广阔的地理单元内实现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元史·地理志一》曰：“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对于元朝中国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自然凝聚之成就，罗贤佑评论说：“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新的大一统，推行了巩固全国统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赵永春亦评论说：“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建立了空前的大统一王朝。元代不仅继承了汉唐时期的中国版图，而且更大规模地发展和开创了中国的疆域。”杨绍猷说：“元朝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统一，拥有辽阔的领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边疆的开拓，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元代中国疆域之层累化贡献不仅在于扩大了汉唐中国疆域之族群整合的地理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古代中国边疆族群也具有自然凝聚“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即天下、四海之内“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整合能力，为清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之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明清两代的努力，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达到鼎盛期。明朝建立后，统治者秉持“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的治国理念，在“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的地理单元内依次建立起较元朝更具特色的军政管理体系，强化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清朝建立后，在维护“满洲，乃国家根本”的前提下，将“遐迩同仁，无分中外”的治国理念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雍正帝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君父臣子之分定于天，尊亲忠孝之情根于性，未闻臣子之于君父，合体同心，犹可以丝毫形迹相岐视者也。”清朝崛起东北，经太祖、太宗奋力经营，奄有东土。世祖入关，定鼎燕都，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而辑附。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纳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使之树颔蛾服，倚汉如天。在“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的空前辽阔的地理单元内实现了“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的大一统，使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空前繁荣，成就了清朝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鼎盛。 考察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历程，无论是汉唐统一王朝，还是元明清统一王朝，均是其在特定的“地理单元”之内即统治域内，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即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所引起的，“五方之民”交融的过程也就是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层累化过程。在自然凝聚的层累化过程中，“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需重点关注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自然凝聚的内在机制与嬗变规律。笔者在讨论古代中国王朝边疆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时曾指出：“统治者针对不同区域所施行的治理举措大不相同，有的设置行政机构直接治理，有的设置道、属国、属郡、羁縻府州等间接治理，有的册封王号、汗号等顺俗而治，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边疆民族区域为何会出现歧异的治理模式，恐怕是缘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所产生的政治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故在探寻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模式时就必须关照区域的差异性。”马大正在思考如何研究边疆问题时也说：“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在对历史上的边疆进行研究时，应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边疆问题，既要有重点地对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进行研究，也要兼顾以边疆的某个单一视角或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研究。”马氏虽然给出古代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径与范式，但更应该引起“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自然凝聚取径与效果确确实实各具特色，虽然共通性的特征相当显著，但差异性的区隔更加凸显，尤其是大统一与大分裂的变奏过程中“顺向性”的继承或“逆向性”的继承，也就是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的层累化的成就，更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重点关注的对象，故此，在讨论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时，在断代史视阈下给予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只有对“层累化”过程中的每一断代史时段给予精准的阐幽发微，更加清楚地认清每一断代史上的疆域形成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充分阐明每一断代史上的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在古代中国疆域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完成基础坚固的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整体史的编纂，才能讲好古代中国疆域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