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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转为核心区，这意味着边疆、边界、区域这些议题须加以重新思考，中国需要自身的区域研究。 一、丝绸之路的区域转向：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 当下的丝绸之路研究依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观”，深陷于民族国家模式中，这一问题实质依然是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去地域化”的后果。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申遗文本，首创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范例。“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是指“丝绸之路 ”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4个异质性区域构成了这一路网的地理基础，即中原地区（农业核心区）、河西走廊（绿洲区）、天山南北（南为绿洲，北为草原绿洲）和七河流域（草原核心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重建了中原、绿洲、游牧之间密不可分的区域联系，超越了西方中心观，也超越了中原中心观，呈现出世界性的区域关联，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陆上地中海”。 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景观丰富多样，农耕区、游牧区与绿洲区构成了核心的环境支撑。游牧与农耕之间始终存在着共生关系和相互转化方式。从日常生活看，尽管族群发生了迁移变化，不过在千年尺度下，中亚环境所造就的游牧—农耕的生计方式并没变化。丝绸之路要置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关系中理解，游牧与农耕两大类型的出现，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且与其对资源与能量的使用分不开的。这就超越了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欧亚古代世界体系的问题。在农耕与游牧的两大力量之间，绿洲能量级较小，长期从属于游牧形态或农耕形态，是依附性的存在。不过，绿洲却具有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意义，其能量不能以宜农或宜牧的环境为尺度衡量，而是在沙漠尺度下才能体现其生物能量的意义和价值。绿洲作为“通道”与“枢纽”的双重性质被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学者引入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绿洲作为历史空间单位，逐渐被学界认可。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文本提出了对该区域性质的共性理解：中原、草原、绿洲三大异质性区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整体意义超过其所有组成部分之间的个体相加之和。“长时段”视角下，形成这一区域的关键动力在于区域之间或地缘空间上的“共生互补”关系。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力图摆脱旧有史观的束缚，将问题意识转向草原、农耕、绿洲、森林、渔猎、采集等多元社会形态的整合、互动的区域研究，强调异质性文明之间的共生，形成以地缘关系、地缘社会为中心的视角。 二、绿洲与丝绸之路：以区域史连接世界史与国别史 区域史研究是联系世界史与国别史的重要纽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得不让学界重视中国历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国际化的路网和广义层面的“西域”“陆上地中海”，说明历史中国始终作为世界性文化空间的重要一维。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关照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的廊道路网”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文化遗产网络，体现了“周边与域外”曾经与“中国”共享一个历史空间的意义，就是围绕丝绸之路的“陆上地中海”展开。 通过区域史研究，或可拉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内部关联。从政治地理的态势上看，中国内陆“边疆”与“边界”的定义并不重合，影响边疆的事件本身更是远远溢出了现代国家边界。18-19世纪中叶至少在黑海区域发生的若干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必须在欧亚史的区域视野中才能发现。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反映了全球史、整体史与区域史的关系，即是游牧与农耕关系的世界史（全球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重叠部分，不过也有相对突出的“专门史”的意义。其中与欧洲史最具差异的部分就是绿洲史，丝绸之路区域特色就是草原、绿洲与游牧的交互性。 近代中国学术界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经验，按照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民族国家史，并进行学科分类，于是“陆上地中海”从“历史世界”逐步变为主权国家的区域和边界，需要重新划定时间、空间和社会，需要纳入主权国家可识别的时空范畴，这就与历史书写与建构有关。采用区域视角研究边疆，并不是说国别史下的边疆研究不重要，而是要跳出线性的时空框架，以丰富和补充国别史视野下的边疆研究，形成更精细化的研究视角。 三、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视野的创新 区域研究是一种文化翻译，即“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释外国文化的事业”。这首先要求外来者努力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假设、含义、结构和动态；但也为他们创造了机会去扩展甚至挑战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静态的历史地理学和近代欧洲对于这片区域的定义：中亚、南亚的观念是一种僵化封闭的空间地理观念。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使得中国开始成为现代化的发动者，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构成了新一轮开放的基本特征。实现“民心相通”，就要破除欧洲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知识遮蔽，完全将其视为静态的地理空间，将域外和周边视为“外国”；或者将域外和周边视为“野蛮”“边缘”之地。 早期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背景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知识体系，具有淡化和切断与中国的共时性联系的特征。因此，不能陷入到近代欧洲区域研究陷阱中，需要以新的社会科学视野进行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第一，考虑以当代社会科学体系为基础，以中国与周边和域外共建、共享、共有的视野重建丝绸之路的社会科学体系。第二，重视不同层面的关联，特别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关联。第三，重视人类学方法，开展海外民族志调查。第四，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需要超越线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把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寻找回来，认识中国是内在于世界体系的单元，以此来丰富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与欧亚其他国家相比亦有特殊性的一面。要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这就要重建历史-文化和空间视野，必须考虑不同的弹性的区域尺度和历史空间单位，并以此重新思考周边、域外与中国的关系。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的“非边疆化”这一命题包括着重新释放游牧、农耕和绿洲在中国史以及欧亚史上的意义，对以历史上游牧—农耕为中心书写的内陆“中国”与近代史上以西方为中心参照的海洋“中国”影像并不一致，如何将二者时空重叠、整合为完整的中国史，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存在某种局限性，这就必须要超越“中国史+世界史”的知识体系，摆脱“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而形成的较为单薄的自我认知，实际上中国周边与域外的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都是孕育了丰富而深厚的区域文明，与中国都有“廊、道、路、网”的共时性联系。因此，建设中国与周边、域外共享具有主体性的区域研究，才能更有效获得沿线国家各民族、各群体的支持与认同，这大大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