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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学和人类学范式的提出是否走进了马克思哲学思想 在对人学、类哲学的讨论方兴未艾时，直接从人类学来理解马克思的新思想也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即《人类学笔记》在国内出版发行，它自然激起了从人类学角度对马克思的讨论。这种讨论包括两方面，一是从人类学这种实证科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讨论；二是从哲学的即广义人类学高度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1993年俞吾金教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10周年的论文中，提出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的观点。这就把从人类学视野研究马克思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必要性提了出来。但该文所说的人类学，依然是在实证科学的范围内，也没有讲明马克思的人类学是何种人类学。在这之前他曾发文讲马克思的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当然这未必确切。这种在国内外都比较盛行的对马克思的人类学理解，为从哲学上理解马克思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事实上，人类学这一概念是多义的，它首先是一种实证科学概念，它指的是对人类生活的一定样式或方面，特别是对古代民族生活的具体描述，如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等。一种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加强的对人的哲学理解，即从人类作为人类的广义人类学高度，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推崇和研究。前者是实证的人文科学，后者是广义的有价值倾向的哲学。马克思走上哲学论坛，他首先接触的是后者，并且主要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1872年之后，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也由于实证人类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兴起，马克思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新兴的实证人类学的研读和摘要，这就是《人类学笔记》的产生。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的和哲学的两种人类学都存在。而也正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两方面的讨论，促进了人们以人类学视野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于是，一种重要认识——把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类学范式的思想就产生了。2000年左右，王南湜教授在《论哲学思维的三种范式》《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人类学范式》《范式转换：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人类学——近五十年中国主流哲学的演变及其逻辑》等论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是人类学范式的哲学。他认为，哲学就其思维方式来说，主要就是三种：本体论范式，认识论范式和人类学范式。相当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哲学发生的人类学转向三大方向，与高清海教授所说的本体论立场，认识论立场和人类学立场是一致的。 要理解哲学的人类学范式，就要看到西方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和马克思在这一转向中的关键地位。今天看来，这样的转向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德国哲学在康德提出“人是目的”并把哲学从关注客体转向关注主体这种“哥白尼式革命”之后，就为哲学的现代人类学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德国哲学发生的人类学转向，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其一，黑格尔的同事叔本华把人的生命和意志作为哲学探讨的主体，并通过对人的理解来解释世界。其二，费尔巴哈以人类学解释宗教神学，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的统治，实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引起了其他哲学家对人的关注，如“人的存在”的提出等。其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人类学价值原则反对人对人的统治，追求人的普遍解放，这可以视为德国哲学人类学转向在马克思那里的完成。所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传统本体论、认识论哲学的倾向，并且提出了人类学意义的实践论（它是“人类的感性活动”）和人类学的世界观（“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以代替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另一方面，是西方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生命意志主义等哲学的兴起，这当然是与马克思不同的人类学转向。在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发生了种种人类学转向后，才有实证人类学作为科学的出现（19世纪中后期）以及哲学人类学在马克思之后的产生（舍勒）。但是，除少数大学者外，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到这种人类学转向的哲学革命意义，更不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第二次人类学转向，发生在20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末。第19次世界哲学大会（1996年在俄国召开）肯定了世界哲学发生了“人类学转折”。第24次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召开，有学者考证后指出，从第18次大会起，人就是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而这次大会以“学以成人”作为主题，“学以成人”更是一个具有当代高度的人类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在第一次人类学转向之后，所以，说它应当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哲学是很正确的。王南湜教授提出，5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向人类学范式的回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间已经历了三次范式的转换，即从改革开放前的实体性思维范式到80年代以来的主体性范式，再到90年代初以来的人类学范式（亦有人冠之以人学或其他马克思类似的名称）的兴起。”“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正是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开创者。”作者强调，“作为中国哲学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就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哲学。因此，向人类学范式的转变，并不是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而是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原本形态而言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哲学，但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人们遗忘了”。孙正聿教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中肯定了这一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实体性范式到主体性范式再到人类学范式或实践哲学范式，具有一种逻辑学的必然性”。这表明，转向人类学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当代哲学的必要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学范式与其他人类学范式的哲学有何不同呢？自德国哲学的第一次转向之后，人类学范式就广泛地展开来。许多当代大哲学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维特根斯坦、皮尔斯、哈贝马斯等，其哲学都是人类学范式的哲学。这样一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哲学，只是指出了它的一般共性，而没有指出它的特殊性、它的特质何在，即没有指出马克思的人类学范式是何种人类学范式？所以，这一发现和指正，也只是走近了马克思而没有真正走进马克思。马克思哲学的特质究系如何，还需要深入研究。 不过，把当代哲学理解为人类学范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理解为人类学范式，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它启示我们，即使对于两大唯物主义而言，也应当从人类学范式的高度它们进行深化和拓展，因为马克思早已开辟了从人类学高度来理解世界的人类学范式的哲学方向，在他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不倒退到德国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之前，特别是，要想与当代世界哲学的人类学转向相适应而成为当代哲学，那就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升华为人类学范式的哲学，这样才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发展，才会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21世纪的哲学。这是王南湜教授应当说而没有说的话。不过王南湜教授启示了我们：如何恢复和构建人类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四、人类学哲学的理解：展开了马克思哲学的新境界 （一）走向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的新理解 对马克思思想哲学的人类学哲学的理解，是由苗启明研究员提出来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过程中，苗启明研究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究竟创立了怎样的哲学？苗先生发现，当时的三大唯物主义都未能体现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怀，而马克思青年时代大量的哲学论述，又被当作不成熟的东西“悬置”起来；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对人和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强烈关注，他的天才和他对问题的深刻理解，都不是人道主义或不成熟论所能解释的。经过反复思考苗先生发现，马克思总是站在哲学性的广义人类学高度看问题的，马克思中学时代对人类幸福关怀——“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在早期所强调的要以“人的精神的真实视野”观察世界，都表明只能从人类学价值高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反复考虑，苗启明研究员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概括为是站在人类学价值立场上对人类问题的哲学思考，并力图通过实践来改变不合理世界，因而定名为实践的人类学哲学。苗启明研究员对人类学哲学的定义是： 所谓人类学哲学，不是实证人类学，不是哲学人本学，也不是哲学人类学或关于人类学的哲学，而是指马克思从人类作为人类的人类学价值立场出发理解世界形成人类学世界观、并在人类的人类学特性基础上对人类的合理生存发展与走向自由解放问题的哲学思考，是在广义人类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人类世界的社会问题而构建的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新哲学。关心不关心人类世界的问题及其人类学价值的解决方向，是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与西方哲学人类学的分水岭。 在这种新的开创性的视野里，苗先生就很快有了一连串重要发现。 （二）提出人类学哲学的事实根据：从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出发，确认马克思创立了人类学哲学 苗启明研究员发现，马克思从一开始走上哲学世界，就既把无产阶级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又把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前者要诉诸阶级性和经济学，后者要诉诸人类性和广义的人类学。前者形成了以经济学为根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后者则形成了以广义人类学为根基的人类学哲学、生存人类学和人类学共产主义三项理论。这就为人类学哲学的提出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三）马克思如何从广义人类学高度理解人和人类世界 那么，马克思如何从广义人类学高度研究人和人类世界的？通过研究苗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考，集中在四个方面、四大范畴之中： 其一，怎样从人类学高度理解人？怎样理解人类世界？ 其二，怎样克服人类世界的异化，怎样成就人的人类学价值和伟大品行？ 其三，怎样实现人类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这种人类学价值要求？ 其四，怎样把握现实世界的根本问题即劳动者的生存解放问题？ 前三个问题都是人类学问题，都要从哲学性、价值性的广义人类学高度来回答。第四个问题也是从人类学高度提出来的，但是马克思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这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引起的无产阶级的生存解放问题。对此，必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来回答。这一回答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 苗启明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从人类学高度对前三个问题的哲学思考，就形成了他的以人类学为理解根基的为全人类的生存解放服务的广义人类学哲学思想，这是一向被埋没的、人们还不理解的广义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对人类学哲学的理论构建，在对前三个问题的回答中体现了出来，但其中的关键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对人类学哲学的理论基础即人的人类学特性的理论探索，这特别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是专门而是在讨论人类生存问题时，顺便指出人的人类学特性的，如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等；第二，对怎样理解人的回答，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人”和社会人本论，来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和自然人本论，以及麦·施帝纳的孤立个体人本论（唯一者）；第三，对怎样理解人类世界的深入回答，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劳动”、“生产”、“实践”三大概念。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人类学的生成活动，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人的劳动生成论；把“生产”理解为人类作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手段，这就不能不进入经济学领域；把“实践”理解为人类作为人类的特有感性活动，这就产生了以实践为特征的人对世界的关系和人类学世界观。这些思想，是在对德国时兴的人本哲学对人和人类世界的错误理解的批判中产生的；第四，这些思想的深入发展又形成了马克思的人类学实践论、人类学历史观、人类学辩证法和人类学解放论。这些理论观点是马克思对人类世界的人类学活动及其不同活动特征的理论概括；第五，马克思探索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人的人类学发展阶段，即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人的独立性并向人的自由个性方向发展。 以上五点是马克思对如何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主要哲学回答。苗启明研究员由此发现了马克思建立在人的人类学特性之上的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体系。这是对马克思特有的人类学范式的哲学回答。 （四）对人类学哲学的深入扩展：生存人类学和人类学共产主义的提出 一旦把握住了对象的逻辑脉络，就有可能有一系列新的发现。苗启明研究员认为，马克思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人类学高度的回答，就是对一系列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提出。比如“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以及对人的普遍的自由解放的追求等。这种人类学价值原则的提出，使人类学哲学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哲学、实践开拓哲学，而不再是冷漠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哲学，成了为人和人类世界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而奋斗的哲学。这种人类学价值立场彰显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对上述第三个问题的回答，超越了哲学范畴，而上升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来了。这就是对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问题的回答和人类学价值追求，这一追求形成了马克思的生存人类学和人类学共产主义思想，并特别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把人的生存——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这里应当是对整个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本质的概括性批判，而马克思则要创立相反的把人的生存问题视为至关重要的新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和人类学双重理论基础上对生存人类学思想的构建。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一是从经济学深度的理解，这就是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学共产主义，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二是从人类学高度的理解，这就是让人的自然性（自然主义）与人本性（人本主义）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倒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这种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的共产主义，就是人类学共产主义。而人类学共产主义从范围上说，也就是“全人类的共生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他的生存人类学思想以及人类学共产主义思想。这虽然是还没有明确的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但却是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都存在着的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精神。而把人类学哲学、生存人类学和人类学共产主义思想概括起来，也就形成了人类学马克思主义。 这一发现的意义是重大的。正如高清海教授所说：“20世纪可以认为是人类发展史特别是现代史中最为震撼人心并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21世纪则是人的人类学发展的新世纪。能够适应、规范和引导这个世纪的人类学发展的哲学，不是世界上其他各种哲学的人类学转向，而只能是马克思在19世纪开创的人类学哲学以及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如果说，这一哲学在19世纪超越了其时代需要而被马克思搁置的话，那么，在人类深入走向全球化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它应当复苏起来，成为21世纪的世界的哲学，成为能够引领人类的人类学发展的新哲学。 （五）不能发现、不能理解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原因 从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人类学哲学是明摆在那里的，但为什么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呢？苗启明研究员认为，一是由于马克思对前三个问题的探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他的许多哲学论断都是服从不同的理论需要的，这些理论之间的联系还比较隐蔽。二是这些理论思考作为对整个人类问题的思考，却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迫切问题，不能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因而被忙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马克思本人所搁置。三是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大都还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甚至连恩格斯、拉法格都不知道，更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主要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或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而提出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经典化”。 因此，人们需要辨别清楚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思想，究竟属于一种人道主义价值立场，还是属于在人类学高度上形成的人类学价值立场？究竟应当用人道主义来理解还是应当以广义人类学来理解？如果是前者，就会把马克思降低到了西方普通的人道主义水平，如果是后者，则会发现它是一种伟大精神和伟大的理论构建，是马克思“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人类学哲学构建。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人类学价值意识，那就依然不能摆脱两个马克思论，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也就不能被发现、被理解、被承认。这里还需要强调，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虽然被搁置，但它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且贯穿于对上述第四个问题的回答中，即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事业中。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大理论，都不能不在其人类学逻辑的大范围下展开，都不能不是一种为人类解放服务的人类学哲学理论。因而，能否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人类学特性及其人类学哲学范式，是能否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40年来，由我国学者提出的马克思哲学的上述四种人类学范式，其目的都在于揭示并深化马克思哲学对人类的关怀。然而我们认为，只有苗启明研究员开发出来的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由于是从哲学性、价值性的广义人类学范畴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从而超越了中外一直以来的从诸如“人学”、实证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狭义人类学概念来理解马克思的局限。苗启明研究员的这种探索和论证，既反映了蕴含在马克思人类学哲学思想中的一系列真精神，又反映出马克思对人类学哲学、生存人类学以及人类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构建的，从而是一种作为广义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开启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特别是，这种人类学哲学，与当代世界历史的人类学发展相契合，因而能够指导和规范当代世界的人类学发展。这就为发展和创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