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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引用历史文献以及自己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具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在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时，有时指称夏、商、周国家政权，有时指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在用“中国”一词指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时，最初不包括楚国、秦国等国，后来又包括楚国，并在秦国是否“中国”的问题上逐渐模糊，逐渐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为秦始皇统一后的秦王朝称“中国”创造了条件。《史记》用“中国”一词指称秦始皇统一后的秦王朝时，包括受秦朝管辖的黔中、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西汉时，包括受汉朝管辖的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的少数民族，构建了多民族的王朝国家的“中国”。 司马迁《史记》引用历史文献以及自己所使用的“中国”一词，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时，则主要取材于《尚书·禹贡》有关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列为五服的相关记载，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并称匈奴及其先人为“荒服”，构建了包括匈奴等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天下一体”的多民族的“中国”。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反映了司马迁具有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的心理认同以及“华夷一家”的多民族“中国”构建的思想和认识。司马迁将本是戎夷之秦写入“本纪”，将蛮夷之楚、吴、越列入“世家”，将属于夷狄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等少数民族写入“列传”，与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并无区别地杂错编入一书之中，书写了“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多民族“中国”的美丽画卷，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多民族“中国”观念。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华夷一体’‘中国与边境合一’的‘大一统’政治格局”［59］(p.138)，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加上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使用的“中国”一词，共159次。 ②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体”，有关“文化中国”等说法，比比皆是。参见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不是一国家’论辨》，《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另见《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3页。 ③司马迁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很多都见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并非是司马迁所首创，但司马迁因袭历史文献上的“中国”一词，也使用“中国”概念，说明司马迁对这一观念具有大体相同的认同意识，也代表司马迁的“中国”观念。因此，本文对司马迁采用或改写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也作为司马迁“中国”观的重要内容进行讨论。至于司马迁都因袭或改写哪些具有“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之史源，为节省篇幅，并未一一注出。 ④（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九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7-1638页。顾炎武虽有此论述，但同时又称“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认为“先儒以冀、青二州地广而分之殆非也。”所说亦有自相矛盾之处。 ⑤当然，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在这里说的“中国”是指“内冠带”的华夏民族。 ⑥（明）章潢《图书编》卷34《舆地图总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969册，第668页；（宋）陈埴《木钟集》卷5《书》也称，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又分为五服”，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703册，第657页，等等。 ⑦（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60《封建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4页。“四海之内九州”另见《礼记·王制》，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3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