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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摘 要: 汉代较多墓葬砌建墓垣用于保护封土,并与丧葬需求相结合,衍生出一些其他功能和作用,内容与内涵也不断丰富。考古发现的汉代墓垣已有相当数量,地域上既有集中也有零星分布,有较多明显特征。汉墓的墓垣一般为1-2重,具体位置、平面形状存在不同,砌筑材料及砌建方式亦有差异,反映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折射出与墓葬及墓主等级相关的内容。汉墓的墓垣对于辨识原有封土的形状有重要作用,进而可探讨汉代墓葬封土的发展和变化。墓垣与墓地围墙存在差别,具体表现在面积、功用、配套设施及与封土距离远近等方面,文献关于汉墓围墙的记载较多,可能与围墙明显体现墓主身份等级有关,而墓垣相对低矮,较高等级墓葬极少使用是其少见于记载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汉墓;墓垣;封土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列侯墓葬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9BKG014)成果 墓垣,简单来讲,是指人为筑砌围绕墓葬封土的矮墙,多具有闭合性,或紧邻封土,或叠压在封土之上,主要起到保护封土、减少水土流失等作用。两汉时期,墓葬使用封土进行封护的现象较为普遍,墓垣也因此得到较多使用。关于汉代墓垣,文献记载极少,相关墓葬的发掘资料也仅部分有相关描述,暂时还没有与之相关的专门研究。作为汉代墓葬设施的内容之一,墓垣有着不同类型和相应的功用,体现出较多与汉代墓葬有关的内容,本文试就这一汉代墓葬设施的类型及相关问题作浅显论述。 一 考古发现概况 已公布的两汉墓葬资料中,帝陵未见有墓垣资料,诸侯王墓中仅个别有相关描述,较多的为列侯与中小型墓葬。由于修建材料的差异及后期损毁等因素,考古资料中对墓垣进行叙述的占比不高。综合来看,今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公布的汉代墓垣资料相对较多,其他地区也有一定数量。 (一)苏鲁皖交界地区 对应墓葬数量,墓垣占比高,以江苏省徐州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汉墓墓垣资料最为丰富,鲁南、皖北地区汉墓也有体现。 1.徐州地区 王侯墓葬及较多中小型墓葬均有发现,基本以块石或条石等垒砌。 楚王山汉墓群为西汉某代楚王及相关人员的墓地,位于徐州市区西部大彭镇楚王山。根据考古调查,楚王山有数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多用石灰岩青条石垒砌墓垣,四面皆有,M3墓垣保留稍好,M1、M4的墓垣与之相似。墓垣用石较规整,一些有刻字(图一)[1]。 西汉列侯级别墓葬数量稍多,基本位于小山头顶部,在封土上及其底部边缘以块石砌建墓垣,石材大多不规整。簸箕山M3(宛朐侯刘埶墓)局部仍保存较好,近方形的墓垣围绕墓葬四周,封土下有主墓和2座陪葬墓[2]。火山刘和墓[3]、东郊陶楼汉墓[4]皆可能为列侯级别墓葬,均有相关遗留。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阶段的拖龙山M3,规模较大,属列侯或相应级别的墓葬,封土中部和底部有两重墓垣,略呈方形,墓外稍远距离还有一方形围墙的石砌基础;该处墓地的M5、M7也发现有墓垣,1-2重不等,皆圆形[5]。 西汉中小型墓葬墓垣数量更多,等级不一。东郊翠屏山汉墓的男性墓主为西汉早期楚国王室成员,墓葬所在山顶较平整,墓葬封土外围可明显看到由石块垒砌的长方形墓垣[6]。东郊东甸子西汉墓中,M1的男性墓主为楚国官吏,封土四周有墓垣,M3墓主为M1墓主的亲属,封土周边也有石块砌筑的墓垣,但不明显[7]。东北郊顾山汉墓中,M1、M4位于同一封土下,为夫妻同坟异穴合葬,M1墓主男性,为楚国贵族,封土残高0.4米,其上有块石垒砌墓垣的痕迹,其外稍近距离也有一周石砌墓垣,将主墓与陪葬坑、陪葬墓包绕在内,再外还有一周石砌的基础,可能为围墙的墙基[8]。北郊后山西汉墓的封土边缘有石块垒砌墓垣的痕迹[9]。徐州市及其附近的较多西汉中小型墓葬也有用不规则块石砌建的墓垣,1-2重不等,单重者墓葬等级稍低,双重者部分等级略高[10]。 图一 江苏徐州楚王山西汉墓墓垣石材上刻字(采自《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7-254页) 图二江苏徐州贾汪土龙山东汉M10墓垣西北角(采自《徐州考古资料汇编(2014年度)》,第45页) 东汉墓葬的墓垣资料公布的不多,墓葬等级普遍不高。贾汪青山泉白集汉墓,现存封土东西24.97、南北30米,墓室外四周叠堆石条,多遭破坏,部分露出封土外[11],为石砌墓垣的可能性较大,因遭破坏,加之水土流失而被封土掩盖。贾汪土龙山墓地是一处家族墓葬群,其中M10等级略高,封土残高2.5米、最大径约29米,外围有墓垣遗迹,大致呈方形,北、东侧保存较好[12](图二)。另有一些墓葬的墓垣资料未公布。 2.安徽北部 相关资料公布的不多,主要为宿县(今宿州市)褚兰发现的一些东汉墓葬。 褚兰西南的墓山孜汉墓中,山顶中部为M1,M2位于西南山脚下,为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辟阳胡元壬墓”,二墓时代相近,墓主很可能是当时郡县中的富豪、地主或低级官吏[13]。二墓地面皆有石祠和墓垣遗存,石祠建于墓冢之南,东西两端为山墙,与墓垣相接。M1设矮垣,有地基和墙体存留,石祠基座位于南垣墙的正中;M2石祠距墓室2.2米,基座略高于墓壁,北壁为正面,东西两端山墙与两侧残存的墓垣相接。 褚兰宝光寺东山上发现的东汉墓葬,有石祠和墓垣痕迹,形式与上述两墓相似,墓葬建于东汉熹平三年(174年),墓主邓季皇为地主或低级官吏[14]。 3.山东南部 相关资料公布不多。邹城市车路口东汉晚期画像石墓,现封土堆东西长34.8、南北宽21.7、高出地面约1.85米,封土堆外有筑砌的石垣,已损毁[15]。另在嘉祥地区发现一些东汉石祠堂或祠堂构件,所属墓葬亦可能有墓垣,祠堂与墓垣的搭配形式与安徽宿州褚兰的一些东汉墓相近。 (二)其他地区 河南、甘肃、重庆等地有发现,数量较少,基本为东汉中小型墓葬,多数资料不详。 密县(今河南新密市)打虎亭M1,封土冢底部周长约220米,下部周围砌圆形石围墙,因遭破坏,发掘时仅在封土冢南面和西面的下部发现残存的石围墙砌石[16]。 重庆枣子岚垭两座东汉砖室墓构筑于疏松的紫红色页岩上,墓垣残存[17]。 甘肃省嘉峪关市东新城发现4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都有以黄砂土夯筑的封土,现高1-3、直径约12-18米,1号墓和4号墓的四周尚有围墙痕迹[18],很可能为墓垣。 二 类型分析 汉代墓葬的墓垣一般为1-2重,位于山上或山脚墓葬,或附近有山丘的墓葬,多以石块垒砌,周边或附近无山丘者为土砌,也可能存在石砌,石料则由他处运来,亦可能有以块石砌基础再砌低矮土墙者,但极少发现。墓垣的重数不同,具体的位置和砌筑方式等也有差异,单重者多位于封土的边缘地带,双重者则是一重位于封土的边缘地带,另一重叠压在封土之上,有些还与一些墓地设施相配套,反映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一)单重墓垣 发现较多。根据具体位置及砌筑方式的不同可分四型。 A型 位于封土之外稍近距离,用料多为规整块石,石料个体略大。邹城市车路口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封土堆外约1米左右有用大青石块错缝筑起的石垣,应闭合,高l米多。 B型 位于封土边缘,以石砌筑,或为不规则石块,或为规整块石。根据是否与祠堂等设施相连可分为二亚型。 Ba型 石垣闭合,无设施相连。徐州地区较多西汉墓有发现,如东甸子M3、拖龙山M5等,封土底部周边均有1周石块砌筑的墓垣,石块不大,规格不等,亦不规则,拖龙山M5封土边缘的石砌墓垣为圆形,直径11.6米,所用石块形体较小,不规整(图三:1)。徐州楚王山M1、M3、M4等的封土边缘也有石砌墓垣,相对较高,所用石料较规整,有的还有刻字,这与墓葬等级相对较高当有关系。M3封土北侧墓垣石原有7-8层,高3-4米,东、西两侧存4-5层,高约1-2米,南侧仅存1-2层,高不过1米,使用的石材长、宽一般为1米,厚约0.4米左右。贾汪土龙山东汉M10,封土边缘四面皆有墓垣,以石块垒砌数层,所用石料亦不大,墓垣较规整,每两边垂直相交,完整墓垣呈方形,其中北墓垣长8.5、东墓垣长6.4、宽0.35-0.45米。新密打虎亭M1,封土冢底部用方形和长方形青石构件环砌圆形石围墙(图三:2),原保留高度约3米左右,砌筑青石构件达四五层之多,所有石围墙的石材构件凿制比较规整,棱角分明,上下层错缝垒砌,未见使用白灰粘结,青石构件一般长0.7-1.05、宽0.8、厚0.7米,一些石构件则近方形。 图三Ba型单重墓垣 1.江苏徐州拖龙山西汉M5(采自《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2.河南新密打虎亭东汉墓(采自《密县打虎亭汉墓》,第6页) Bb型 石垣与祠堂相连,成为一个整体,祠堂均为石祠堂,由于祠堂内嵌,祠堂的石壁起到墓垣墙的作用。墓垣以规整块石砌成,为矮墙,平面呈长方形,部分仿现实矮墙特征明显,有墙基、墙壁、墙顶,顶雕成瓦垄。宿州褚兰的几座东汉墓,基本是石祠堂位于一侧(基本为南侧)墓垣墙正中,背靠墓冢封土,左右两侧与墓垣连结。墓山孜M1,南、西侧墓垣仅存地基,东、北侧墓垣存留有较完整的墙体,墓垣东西长9.8、南北宽6.5米,石祠基座位于南垣墙的正中,两侧山墙与墓垣相接。墓垣墙由墙基、墙壁、墙顶叠砌而成,通高0.48米,内壁为封土掩盖,外壁平直且整齐,墙顶雕成瓦垄,檐头刻云纹圆瓦当,连檐刻水波纹,墙面为竖行凿齿纹,墙基为菱形纹。墓山孜M2(胡元壬墓),墓垣东西略长,垣墙相对低矮,墙顶向外面坡雕成瓦垄,石祠大致在南墓垣墙正中,北壁为正面,两侧山墙与墓垣相接(图四)。宝光寺邓季皇墓,石祠背靠墓冢封土,正墙两端与墓垣墙连结。嘉祥武氏祠的部分石祠堂如左石室[19](图五:1)、宋山出土再葬画像石[20]复原的部分祠堂如一号单间祠堂[21](图五:2)等,与所属墓葬的墓垣亦大致属这一类型。有学者对这些石祠堂与所属墓葬及其墓垣的位置关系进行复原绘图,体现出墓葬石祠堂与石砌墓垣的关系[22],所不同是复原的墓垣为圆形,这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证。 图四 安徽宿州褚兰墓山孜东汉M2的Bb型单重墓垣(采自《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图五 郑岩先生绘制复原的Bb型墓垣与祠堂、封土位置示意图 1.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采自《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第110页)2.山东嘉祥宋山一号小祠堂(采自《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第111页) C型 位于封土边缘,土砌。甘肃嘉峪关的东汉晚期M1、M4,四周有围墙痕迹,未描述以石料砌筑,推测为土砌墓垣。 D型 位于封土边缘之上一定距离,是在墓室外相应高度以块石砌筑,封土筑成后,局部露出封土之外,形成墓垣。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墓,墓室外四周叠堆石条,露出封土外。该墓封土附近亦有石祠堂,位于封土边缘,亦局部内嵌入封土中。有学者对该墓祠堂、封土与墓垣的位置关系进行了复原,墓垣墙与祠堂后壁大致相连[23],这与Bb型大致相同。但所复原的墓垣墙是在封土边缘垒砌,这与发掘简报对堆叠石条的描述不同,而根据简报的描述,墓垣为堆叠石条,与安徽宿州褚兰几座东汉墓的墓垣墙并不完全相同,且是在墓室四周堆砌石条,墓垣为方形的可能性较大。推测墓垣外还有一定宽度的封土,该墓的石祠堂内嵌至封土中,后壁或与该墓垣相连,或稍有一定距离。 (二)双重墓垣 有一定数量。封土底部边缘均有墓垣,形式与Ba型、C型单重墓垣一致,另在其他位置还有一重墓垣。根据双重墓垣组合方式的不同可分二型。 A型 除封土底部边缘外,其上一定距离还有一重墓垣,叠压或局部打破封土,包绕其上封土。徐州东甸子M1封土,以直径0.3-0.5米的不规则石块垒砌双重墓垣,高0.5-0.8、上重垣径9.7、下重垣径12.2米。拖龙山M3封土中部和底部各有一重略呈方形的墓垣,边长分别为6米和10米,所用石料大小不等,但内侧较齐(图六:1);M7封土边缘及中部偏下各有一重石砌墓垣,皆圆形,下重垣径10米,上重垣径7.4米,墓葬位于上重墓垣的中部位置(图六:2)。东郊翠屏山西汉墓有内外双重墓垣,北端连在一起,除北部和南部的局部遭到破坏外,其余多保存较好,外垣长约50、宽40米,内垣长约38、宽28米,东西两侧间距稍窄,南侧间距略宽(图六:3)。 B型 由封土底部边缘及封土外较近距离的双重墓垣组成。徐州顾山西汉墓的两座主墓为同坟异穴合葬,封土边缘有一重不规则石块垒砌的墓垣,封土外较近距离还有一重石砌墓垣,既包括夫妻异穴同坟合葬的两座墓葬,外重墓垣内还包括陪葬坑与陪葬墓,双重墓垣的整体形状皆近方形(图七)。 图六A型双重墓垣 下载原图 1.江苏徐州拖龙山西汉M 3(采自《考古学报》2 0 1 0年第1期)2.江苏徐州拖龙山西汉M7(采自《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3.江苏徐州翠屏山西汉墓(采自《考古》2008年第9期) 不同类型的汉代墓垣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和使用特点。B型单层墓垣及A型双层墓垣较多见,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及时代性特征。其中使用双层墓垣者基本为西汉墓葬,而且所用的石料大多较小且不规则。单层墓垣则从西汉沿用至东汉,如Ba型,但在石料使用上则体现出时代变化。较多西汉墓葬墓垣使用的石料特征与双层墓垣相似,石料多不规整,大小参差;只有个别等级较高者如徐州楚王山墓地的几座墓葬例外,而东汉墓墓垣石料则多大且规整。A、Bb及C、D型单层墓垣基本为东汉墓葬的墓垣,除Bb型相对多见外,其他类型的墓垣都不多见。 图七 江苏徐州顾山西汉墓B型双重墓垣(采自《考古》2005年第12期) 三 几点认识 目前所知汉代墓葬的墓垣类型较为多样,除时代与使用特征外,还反映出其他一些问题。 (一)功用与相关问题 两汉墓葬多有封土,起到保护墓室及墓葬内其他设施的作用,同时还具有显示墓主身份地位,为墓葬设立相关设施如封土下陪葬坑、墓上或墓侧祭祀设施提供条件等功能,而墓垣作为与封土配套的设施,其基本作用是保护封土,保持封土形状与尺寸,减少封土流失。除此之外还可起到标注墓葬范围,将相关设施与封土紧密结合等作用,如上文所述祠堂与墓垣。 由于年长日久,水土流失,加之其他原因,较多墓葬封土遭到破坏,原有的形状和范围已不清晰,而墓垣的存在,正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封土的原始形状,封土的范围。目前所知,汉代墓垣的形状可分为方、圆二型,亦存在不规则者。圆形墓垣包绕的封土基本为圆形,这在两汉墓葬中均有体现。徐州东甸子M1的双重墓垣均圆形,原封土应为圆形,而该墓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阶段,墓主为西汉楚国的官吏,与之时代接近或稍早的韩山西汉M1,封土也为圆形,墓主等级亦相对较高[24],说明西汉早期偏晚阶段,具有一定等级人员的墓葬已使用了圆形封土。西汉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阶段的徐州拖龙山M5与M7,墓垣均圆形,封土当为圆形。东汉墓葬如新密打虎亭M1,圆形封土的底部边缘为圆形墓垣,推测类似墓葬还有一定数量。方形墓垣包绕的封土较多为方形,这在西汉墓葬中常见。西汉早期的徐州顾山汉墓与翠屏山汉墓等,墓垣为方形或长方形,原封土平面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可能性较大。时代与拖龙山M5、M7相近的M3,双重墓垣均方形,原封土亦大致为方形。该墓等级高,等级相对低一些的M5、M7,墓垣与封土圆形,反映出西汉时方形与圆形墓垣、封土并用的特征,且同一墓地亦存在并用现象,而方、圆之间还应有一定的等级差异,大致方者等级高,圆者等级低一些。 有的方形墓垣内为圆形封土,即圆形封土使用的为方形墓垣。西汉墓葬中,徐州楚王山汉墓据记载“上圆下方”[25],从调查来看,楚王山汉墓封土的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上圆下方与水土流失及其他损毁可能有关,故该墓不能被视作方形墓垣内为圆形封土。但有的西汉墓存在类似情况,西汉中期的河北定州八角廊中山王刘修墓(M40),圆形封土边缘无墓垣,封土外一定距离有长方形围墙[26](图八),体现出外方内圆的特征。东汉墓葬较多使用圆形封土,一些墓葬的墓垣则为方形。宿州褚兰的几座东汉墓,圆形封土的边缘为方形墓垣,徐州贾汪土龙山M10的圆形封土外围也是方形墓垣,均形成“外方内圆”的平面布局。这一布局的形成或受西汉方形墓垣等的影响,也可能与相应的观念、思想及其相关丧葬需求等有关。此类东汉墓葬中,相当部分是墓垣墙的一侧有石祠堂,祠堂山墙与墓垣墙相接,这或许也是形成“外方内圆”平面布局的原因之一。由此推测,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及复原的宋山东汉小石祠等所属墓葬封土边缘的墓垣也很可能为方形。徐州贾汪青山泉白集东汉墓的石祠堂位于封土边缘,但方形墓垣位置偏上,不在封土边缘,或可视为这一内容的特殊体现。江苏邳州燕子埠东汉墓[27],圆形封土外有石砌的墙,其内南部有较大面积的空敞,称之为围墙较为恰当,但封土东西两侧紧邻石墙,北侧与石墙较近,大致形成东、北、西三面包绕封土的情况,北端内收呈梯形则更好地形成包绕之势,而南侧空敞区域则可设置其他墓地设施(图九)。该墓石围墙与上述圆形封土使用方形墓垣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可能为墓垣与围墙的结合与体现。 两汉帝陵及较多诸侯王墓未见墓垣,可能与封土夯筑讲究并有专人看护和维护有关,而东汉帝陵等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如“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28]。较多此类墓葬还有与墓垣相似的结构,即使用了二层台或台阶等。西汉帝后陵中的武帝李夫人陵、昭帝上官皇后陵及平帝康陵均有二层台[29],一些东汉帝陵有多层的台阶环绕,大汉冢12级台阶、二汉冢7级台阶[30]。就二层台与台阶来讲,在功用上与一些列侯及中小型墓葬的墓垣有相似之处,也可起到防止水土流失及其他作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的影响。另外,较多汉代墓葬的封土外紧邻或稍近距离开挖有围沟,在功用上也与墓垣有相似之处,如保护墓葬、标注范围等,二者在汉代墓葬中均有相当数量。 图八 河北定县八角廊M40围墙与墓葬位置平面示意图(采自《文物》1981年第8期) 1.城垣2.封土3.墓道4.前室5.后室 图九 江苏邳州燕子埠东汉彭城相缪宇墓与围墙(采自《文物》1984年第8期) 1.墓室2.封土3.墙垣4.基石5.方形凹槽 (二)砌筑材料与装饰 从已公布资料看,石块或块石砌筑的墓垣多见,这与石料不易遭受破坏或易于保存等有一定关系。西汉墓葬中,仅个别诸侯王级别和相关人员墓葬的墓垣使用加工规整、形体稍大的块石,个别还有刻字,可能是专门开采和加工的石料,砌筑墙体有相应高度;列侯及中小型墓葬基本以形体不大、不甚规则、大小不同的石块砌筑墓垣,素面无纹饰,大多应为就近开采或墓葬开凿过程中的石料,一些也可能为山上的原石,砌筑墓垣一般较低矮。东汉墓葬的墓垣也有使用不规则块石者,但资料较少或暂未公布;较多墓葬的墓垣使用经加工、形体大、较规整的块石垒筑或叠砌成有一定高度的墙,明显具有仿现实生活中墙体的特征,一些包括墙基、墙壁、墙顶,相应位置雕琢瓦垄和瓦当,向外部分刻凿纹饰,石料应是专门开采和加工的。综合对比,两汉墓葬墓垣在石料使用方面存在相应的发展和变化,相近等级墓葬墓垣使用石料的规格大小、规整与否皆可体现,而石料的装饰也可反映,西汉墓垣用石基本素面,加工粗糙或未经加工,东汉墓垣用石多数加工规整而且雕刻纹饰。从东汉墓葬墓垣使用石材及其装饰、砌筑方式等体现的内容来看,石料加工的要求得到提高,砌建也更为讲究,仿生活实物特征突出,这与东汉时期地方地主、官吏自身的发展,墓葬形制的变化和相应的丧葬需求等应有一定关系。 甘肃嘉峪关东汉晚期M1、M4的墓垣存在土筑墓垣的可能,另外还会有一定数量的墓葬。封土边缘的土筑墓垣砌筑相对方便,即在封土边缘夯筑硬度大、有一定高度的矮墙;若墓垣位于封土底部之上一定高度,即在指定位置留出略窄的平台,再在平台上砌筑矮墙。由于多被破坏,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否如此。 与材料有关的是砌建方式。使用石材者多为垒砌,规整的块石体现得较明显,而不甚规整石块的砌筑,少量是将石材摆放于相应位置,再在其上垒砌石料,由于稳定性较差,一般不会垒砌太高;多数是在封土的相应位置挖槽,将石料局部嵌入后,再根据需要在石料上垒砌其他石材,此类方式较稳固,可垒砌相应高度。土砌墓垣则基本为夯筑,为保护矮墙,有的可能会在墙顶铺瓦,这一推测亦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证明,但有的墓葬封土上散存一些板瓦或筒瓦残片,抑或与之有关。 (三)等级与地域特征 就墓垣来讲,其所体现的等级内容与墓葬时代有着一定关系。西汉时期,诸侯王墓的墓垣规模大、砌建规整且有相应的高度,使用的石料大且规整,经过细致加工,有的还有刻字;列侯与中小型墓葬的墓垣也因所属墓葬封土规模的不同体现出大小的差异,但大多在石料、砌建方式等方面又较相似,并在墓垣高度、石料的加工、装饰及形体大小等方面与诸侯王墓存在明显差别。根据上文,使用双层墓垣者基本为西汉墓葬,且等级一般相对略高,墓主为列侯或相近或稍低级别的贵族官吏等人员,相关墓葬如徐州地区的拖龙山M3与M7、宛朐侯刘埶墓、火山刘和汉墓、顾山汉墓、东甸子M1、翠屏山汉墓等。与双层墓垣相对比,使用单层墓垣的墓葬等级多数要低,这在同一墓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拖龙山M5,墓主身份明显要低于M3与M7的墓主,而综合考察徐州地区的西汉墓,绝大多数使用单层墓垣的墓葬等级要低于使用双层墓垣者。不过,使用双层墓垣的不同墓葬及使用单层墓垣的不同墓葬,等级的区分还需从墓葬的位置及其规模、形制乃至墓葬内外设施、陪葬及敛葬物品等方面综合对比分析。如拖龙山M3与M7,位于同一墓地,M3位于山顶,规模大、设施多、陪葬丰富,等级明显高于位置略偏、规模略小、形制相对简单、陪葬物品略少的M7。东汉墓葬使用墓垣者的等级差异不大,但与不使用墓垣的等级较低墓葬相对比,又反映出相应的差别,王侯或相应等级贵族墓葬不用墓垣亦是墓葬等级不同的体现,而使用墓垣的东汉墓葬,等级一般不是太高,墓主多为地方地主或官吏也印证了上述的等级差异。概括来讲,西汉墓葬使用墓垣者等级差异相对明显,东汉墓葬使用墓垣的墓葬等级则大致接近,但与其他墓葬有别。 汉代墓垣在地域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砌建材料方面。山地丘陵地带的汉墓多使用不规则石块或加工相对规整的块石砌筑墓垣,如徐州贾汪青山泉白集汉墓,墓室、祠堂及墓垣石材全是附近盛产的青石;附近无山丘的汉墓,墓垣可能为土筑,也或许为土石共用,石料可能由他处运输而来,综合反映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及其相应的丧葬需求。分布地域方面,今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石砌墓垣最为多见,其他一些地区如河南新密及重庆等地也有发现,但数量少,土砌墓垣发现不多,可能与遭破坏有关,在一些平原或无山地区或许会有相应数量。与材料差异相对应,砌筑方式在地域上的差别则可区分为垒砌和夯筑两种形式。 (四)墓垣与围墙 《说文》曰:“垣,墙也,从土,亘声。”[31]汉代墓葬显见在外的墙多称为垣,文献有记载,不仅中小型墓葬,一些帝王陵墓的相关墙亦是如此,《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云:“光武帝原陵,……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32]从大的方面看,汉代墓葬显见在外的墙垣主要包括墓垣和围墙两大类,一些房屋类建筑的墙体具有专门性,此处不作探讨。 本文所述墓垣,是指人为砌筑、与墓葬封土有关的墙体,大多相对低矮,从封土边缘或偏上位置包绕封土,具有闭合性,直接作用是减少水土流失,达到保护封土的目的,并起到标志封土范围及其他相关作用。文献关于汉代墓垣的记载极少,如《水经注·获水》载:“获水又东迳同孝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上圆下方,累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许步,经十余坟,悉结石也。”[33]同孝山,即今徐州市区西部大彭镇楚王山,“累石”“结石”所指应是墓垣,上文所述相关考古资料亦可与之相印证。 围墙亦是人为砌筑,但与墓垣存在较多不同。多数围墙的墙体与封土边缘距离相对较远,部分围墙虽局部与封土距离近,但大部分墙体距离封土远,围绕面积大,墙内除封土外,还有许多其他设施,墙体相对较高,不完全封闭,有门通向墙外,另有其他配套设施。其作用除保护墓葬不受损毁外,也对相关设施有所保护,是墓地界限的标志,同时也利于墓地规划或有其他功能和作用,如便于开展墓地祭祀等。西汉较多帝陵、较多汉代王侯墓葬的陵园墙或墓园墙皆是围墙。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定州M40)的封土外有方形垣墙,墙体与封土边缘相对较近,但也有一定距离,作为围墙的可能性较大;列侯墓葬如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34](图一〇)、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35]等,围墙特征均较明显;徐州拖龙山M3外围一定距离有一面积较大的长方形石砌园墙,亦是围墙,墙内有其他墓葬和相关设施。中小型墓葬或墓地也多有体现,邳州燕子埠东汉墓,围墙局部与墓葬封土距离较近,但南部与封土距离远,并有门通向墙外;其他如安徽萧县破阁XPM88[36]、徐州贾汪石猴林墓地[37]等皆有石砌围墙,与墓葬距离较远,前者墙内1座墓葬(图一一),后者有门通向墙外,墙内有墓葬10余座(图一二)。文献关于围墙类的“垣”记载相对较多。《周礼·春官·冢人》载:“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注曰:“辨其兆域者,谓墓地之四畔有营域堳埒也。”“辨其界限形势,有葬者则识其兆域所在,以备袝葬,且使岁久易以识别。”[38]作为识别的标志,还备袝葬,若有垣墙,应为围墙。上文所引东汉光武帝原陵垣的记载中,四出司马门及相关设施在周垣内,说明所记的“垣”为陵园墙。列侯墓葬也有记载,如汉哀帝令将宠臣高安侯董贤“起冢茔义陵旁,……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39]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葬律》竹简记载西汉列侯墓地,“重园垣之,高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不思(罘罳)。”[40]两处记载中,与垣关系较密切的为门阙、罘罳,罘罳为建造于围墙四角的小楼,再结合“中垣为门”、“周垣数里”等,以上所记的“垣”当指墓地的围墙,这与直接保护封土的墓垣存在明显区别。 图一〇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地墓园平面图(采自《考古》2016年第7期) 图一一 安徽萧县破阁M88围墙(采自《萧县汉墓》,第144-145夹页) 图一二 江苏徐州贾汪石猴林东汉墓地围墙(采自《徐州考古资料汇编(2014年度)》,第46页) 大致来看,汉代墓葬的墓垣与围墙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差异更明显,具体表现在与封土距离、面积、功用、配套设施等方面,考古发现的墓垣与围墙遗存较多,体现较清楚。就文献来讲,记载墓垣者极少,汉代文献中基本不见,这可能与墓垣和墓葬封土关系密切、相互依存,加之相对低矮、等级较高墓葬极少使用等有关。围墙范围大,与整个墓地有关,墙体相对较高,有门、阙及其他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体现墓主身份等级,因此对应的记载也较多,如《盐铁论·散不足》载:“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41],与上述一些记载的内容相似。另外,新密打虎亭M1基本可确定为东汉弘农太守张伯雅的墓葬,考古发现其封土边缘有石砌圆形墓垣,而据《水经注·洧水》载:“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河相降,列于绥水之阳。”[42]记载中的“茔域”当指墓地,“茔域四周”应是墓地四周,而非封土周边,且垒砌的石垣为方形的可能性较大,故推测《水经注》所记张伯雅墓茔域四周以石垒砌的垣是围墙,而非考古发掘所见的墓垣。 四 相关问题 汉代墓垣在时代、功用、等级、地域等方面体现出与墓葬的密切关系,以此为参考,可就一些具体墓葬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白集汉墓的墓垣与祠堂 据发掘简报,徐州贾汪青山泉白集汉墓的墓室外四周叠堆石条,已露出封土外,西二北四,南北与东西方向皆有,发掘者推测可能起保护墓室坚固作用,最后以封土填盖。该墓与较多东汉墓尤其是石室墓较为相似,墓室埋藏不深,顶部有可能会高出原地面一定尺寸,石条叠堆在墓室外四周,可起到保护墓室的作用,而其露出封土外,分布于四周,则又形成墓垣。笔者推测,这些石条很可能是堆筑封土时修砌墓垣形成的,因局部埋在封土中,又起到保护墓室的作用,后因水土流失而遭损毁,部分被封土掩盖。可能是因为双重作用,墓垣并不在封土底部周边,而是与封土底部有一定高差。 该墓的封土堆南北长30、东西长24.97米,近圆形。墓室位于祠堂后,相距8.56米,墓门朝南,墓葬南北长8.85米,二者相加为17.41米,若墓葬后壁至北侧封土边缘与祠堂至墓葬的距离相等,则17.41+8.56=25.97米,这一尺寸与东西长24.97米相差仅1米,极为接近。该墓祠堂为单开间小型石祠堂,为求稳固,此类祠堂多局部内嵌至封土中,刨除祠堂外露部分及发掘时掩盖祠堂封土的尺寸,考虑到东汉此类墓葬多为圆形封土,结合水土流失等因素,原封土直径为24.97-25.97米左右较为合适。公布资料中的南北长30米,很可能为水土流失等原因所致。在封土遭破坏的过程中,一些墓垣石材被掩埋,一些则暴露在外,损毁、破坏或不见。该墓祠堂面阔2.19、进深1.5、通高约2米,体积不大,相对矮小,考虑到其部分内嵌封土中及其墓垣与封土底部边缘的高差,很容易在水土流失等的情况下被封土掩埋,而不是原祠堂就在封土下。这也渐被学界所认可。 另外,该墓封土边缘也可能垒砌一重低矮的墓垣,该墓垣、封土及其祠堂的关系与Ba型墓垣基本一致,相关复原如图(图一三)。这样就形成双重墓垣,但又与上文所述的双重墓垣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 (二)江都王陵部分陪葬墓的墓域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区的一些陪葬墓以石块垒砌长方形或近似方形的墓域,与墓圹均有一定距离,主要包括嫔妃墓葬(M9、M10、M12、M13)和高等级官员夫妻墓葬(M17与M16)等。清理可知,石砌墓域大致位于封土的边缘区域,叠压在封土之下,1-2层不等,且有连接内外的通道[43](图一四)。 图一三 江苏徐州贾汪白集东汉墓祠堂、墓垣、封土复原图(采自《徐州汉画像石通论》,第93页) 石砌墓域与一些墓葬的石砌墓垣有相似之处,如位于封土边缘,由块石砌筑成相对规整的形状,且相对闭合。二者之间也有差别,墓域在封土之下,墓垣叠压在封土之上或局部打破封土;墓垣闭合特征突出,虽然有的与祠堂壁连接,但亦与祠堂壁组成闭合设施,墓域也基本闭合,但有通道通向域外;从现有资料看,墓域最直接的作用应是保护墓圹及周边土层,并规划封土边界,通道则便于墓葬修建及下葬时出入,墓垣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封土,封土边缘的墓垣是封土范围形成后的再加固。另外,墓域砌石为1-2层不等,为达到相应目的,当相对坚固并有一定高度,因位于封土边缘,很可能也起到保护封土的作用,这样其与墓垣在功用方面又有了相同或相似之处。 图一四 江苏盱眙大云山M10墓域平面图(采自《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综上所述,墓垣在两汉墓葬中得到较多使用,并存在不同的类型和砌筑方式,反映出相应的时代特点和发展变化,体现出一定的等级和地域特征。墓垣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封土,同时还具有其他一些作用,反映出相应的丧葬需求,同时也对研究与之有关的内容提供了相应的参考和借鉴。 注释: [1]刘照建、梁勇:《徐州市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247-254页。 [2]徐州博物馆:《西汉宛胊侯刘埶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2期。 [3]耿建军、盛储彬:《徐州火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 [4]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 [5]徐州博物馆:《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6]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7]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8]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 [9]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后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 [10]相关墓葬资料为笔者在徐州博物馆工作期间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所得,特此说明。 [11]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 [12][37]《贾汪徐工综合试验场项目考古调查试掘》,徐州博物馆:《徐州考古资料汇编(2014年度)》,内部资料,2015年,第43-50页。 [13]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14]王化民:《宿县宝光寺汉墓石祠画像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第64-70页。 [15]解华英:《山东邹城市车路口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6年第3期。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页。 [17]林必忠、冯庆豪:《重庆市枣子岚垭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18]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19]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象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20]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21]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 [22]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112页。 [23]武利华:《徐州汉画像石通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92-93页。 [24]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25][33](北魏)郦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58页。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27]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 [28]《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78页。 [29]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125页。 [30]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31](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288页。 [32]《续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9页。 [3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3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汉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44-145页。 [38](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1694-1695页。 [39]《汉书》卷九三《佞幸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4页。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 [41](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 [42]同[25],第333页。 [43]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江苏盱胎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区陪葬墓》,《考古》2013年第10期;《江苏盱胎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考古》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