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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文明兴起的重要基础，关于水资源的管理、水利社会的研究一直是史学、考古学界的热点。最近数十年来在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良渚文化时期的水井、水田等水利遗存有不少发现，加上近来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时期的水资源管理。 所谓“水资源管理（water management）”，指的是人类干涉与重新调整自然环境或者社会对于水的收集，或者是在人工使用自然水资源过程中的任务（包括仪式与功能），这些任务包括（但不限于）计划、建设、收集、分配、清洁与修理、冲突消解，以及礼仪。对水资源的不同使用带来了不同的水资源管理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科学健康范式、工业水利工程范式、精神宗教范式及审美消遣范式。就具体的水资源控制方式来说，则常包括用于生产的控制，包括灌溉渠、沟渠、水库、水井、水田、水闸等；保护性设施，包括排水渠、防洪堤等；饮用水供输渠；运河等。这些方式对于成功的大型社团的建立是必要的。可以认为，以上诸种范式基本涵盖了水资源管理的内容。 良渚时期环太湖地区的水资源管理 太湖古称“震泽”，小于今太湖面积。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荡沼泽构成了环太湖水域景观的基本要件，而水域景观塑造了环太湖区的自然环境，也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生业经济和社会生活。 （一）水与生业经济 新石器时代以降，农业逐渐成为主导性的生业模式，水的控制和管理也日益成为人类对于景观调控的核心内容。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生业经济的发达，农业是重中之重。农业社会的稻作经济可以产生更多食物，引发社会分工，导致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化。环太湖地区的农业发展并不需要密集型的灌溉。在多水的环境中，先民利用河流浅滩经营稻田是很自然的选择。目前在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等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水稻田。水稻田的出现以及规模的增长，反映了人类水资源管理能力的进步。水稻田的规模、收益和劳动力的投入、劳作的效率以及水资源管理的水准有着密切的联系。水稻田的收益越高，劳动剩余自然越高，这就为区域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基础。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维持着统治者的生存和其他公共性事务。 （二）古城与水道交通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诸多遗址，要么河流环绕，要么河流从遗址中穿过。个别建筑就建在水中或临水而建，它们可能是作为住屋、谷仓、牲口棚而使用的。从小型的村落，到宏大的城，良渚的住居环境都离不开水。近年来，良渚古城这项新发现从考古学证据上极大地提高了良渚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在古城的营建过程中，良渚人充分考虑了两个地形、环境因素，一个是山，一个是水。在沼泽湿地上建起这样一座城，是良渚人对于当地水文、地形等环境充分察识、规划的产物。良渚人在建城的同时也对城外有统一规划。他们在湿地沼泽中堆建高地以供居住。密集的河流是良渚社会的交通命脉，各类物品通过独木舟、竹筏来运输。良渚古城一带是环太湖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神圣中心。因此，良渚各个政治集团很可能也曾经由水道来到此地交流。 （三）水环丘：古城的宇宙学意义 从外观上看，良渚古城大致是圆形的，在古城差不多中心的位置有一处人工堆筑土台，即莫角山遗址。从种种迹象判断，莫角山遗址具有崇高的地位，很可能是良渚文化共同体，尤其是余杭地区的凝聚中心，它也极有可能和在围垦灌溉（联系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功能）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某种神灵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古城和莫角山遗址呈现方和圆的结构绝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的设计。方圆的空间组合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上是普遍可见的，良渚文化中最负盛名的玉琮就是外方内圆的形制结构。与此同时，此处方圆的结构是依托于土和水两种物质而呈现出来的。莫角山与良渚古城的格局有明显的“水环丘”的景观模式，颇似文献中记载的“辟雍”或“瀛台”。良渚人正是将良渚古城当作一个宏大的礼制中心来营建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此地就是良渚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 （四）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西北面一个大规模水利系统的确认成为近年良渚文化考古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刷新了古代中国的水利史。2013年，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良渚古城西北部山系确认了一个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将水利系统和古城联系起来看，也可看出良渚人所营建的莫角山台地宫殿基址、内城和外城组成的三重结构和水利系统这样一个宏大的城市格局。水道交通和水利系统均属于水资源管理中的水利工程范式，它促进了人群间的交流、物资的运输和生业经济的发展。河道和水利系统自然也为史前先民提供了水上消遣、洗浴、水边宴会等活动空间，也可属于水资源管理的审美消遣范式，不过这类活动一般很难在考古学上留下证据。 水资源管理反映的若干历史问题 一般而言，水利系统的管理通常被当作在史前高度发达社会的崛起中一种催化力量，良渚社会也证明了这一点。良渚人杰出的水资源适应和管理能力，改变了良渚人与自然的关系。良渚古城、防洪水坝的修建，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同时也需要在权力的监督下实施和定期的维护。在这样的过程中，水资源管理很可能帮助权威和权力的形成。 此外，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也促进了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的讨论。良渚古城、水坝的规模固然反映了高超的社会动员和管理能力以及投入的劳动力，不过也不应过分夸大它的劳动强度，比如，这种工程可以是逐年平均或非农忙时节投入劳动力缓慢完成的，那么其间所体现的强制性就不那么突出。而且，古城被认为具有防洪功能，在自然灾害面前，民众为了生存而自发组织起来完成大型工程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实际上，即便是非集权的和非等级化的社会结构也能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再者，如果大型工程具有极高的强制性，相应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劳动力的死亡（典型如始皇陵和长城的修建所导致的），而从当前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强制力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很不突出。 在当前的资料背景下，良渚文化社会已经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毋庸置疑。良渚文化可以称得上文明社会和区域性早期国家。早期国家社会是保留有许多酋邦特点的，尽管最近的考古发现让人以为余杭一带良渚文化的区位优势凸显，但是余杭、上海、苏南三个区域的政治集团仍然保持着相对自治的政治格局，权力比较分散，良渚文化的“国家形态”似乎还没有发育成熟到“瓜熟蒂落”的地步。 总之，以往讨论中国的治水，通常是从带有传说性质的大禹治水开始。良渚水利的发现刷新了中国的水利史，为中国史前社会的水资源管理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良渚文化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也给水资源政治这个老话题带来了新材料。水与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是社会进程的重要动力之一，这种动力在古今中外一以贯之，其间影响和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水资源管理范式、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组织形态。对于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同时对于当代及未来的水资源管理也极有裨益。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