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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盐古道源于四川（含今重庆）产盐区，是历史时期对鄂、渝、湘、黔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水陆混合型运盐通道，也是西南地区极具历史价值但尚待挖掘的重要线性文化遗产。川黔古盐道是川盐古道的一部分，是从四川到贵州的以食盐为大宗的商业贸易通道。川黔古盐道横跨川黔两省，但是大部分在贵州，包含以赤水河、綦江、永江、乌江四条河流为主的仁边、綦边、永边、涪边四条古盐道。它们形成于明代，发展于清代，繁荣于民国时期，至1946年后衰落。 经贸往来的生命线 “民以食为天，百味盐为先”。盐道的形成和发展关乎民生大计。川黔古盐道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生命线。在现代公路运输诞生前，川黔古盐道是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更是贵州与西南地区经济贸易联系的主要走廊。早在19世纪中期，古盐道沿线地区的商品交易开始盛行。19世纪70年代后，贵州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食盐（以川盐为主）、纱、布（以洋货为主）、棉花、绸缎和日用杂货等生活必需品。其中尤以食盐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较大。贵州主要输出木材、矿产品、农副土特产品等。盐商们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运送食盐入黔时也捎带贵州紧缺的商品，尤其是工业品；返航时为避免空载而回，也捎带一些贵州的特产山货到成都、重庆等地进行销售。其中，涪边古盐道堪称古代贵州的一条黄金通道。满载食盐和其他工业品的船只溯乌江上运至思南再转销贵州各地，顺江而下的船只则装载桐油、生漆、五倍子等土特产品水运出黔，运销到川、渝。 政治联系的黏合剂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自春秋开始，历朝历代都将食盐作为国家资源进行严格控制。盐政一直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盐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盐的销售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一直实行专卖制。因此，盐的管理、运输、销售都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 川黔古盐道沿线形成众多历史文化古镇。涪边古盐道沿线典型古镇有思塘镇、沿河镇、龚滩镇、淇滩镇等。仁边古盐道沿线有土城镇、打鼓新场镇、茅台镇、猿猴镇、丙安镇等。綦边古盐道沿线地区中具代表性的城（场）镇有郭扶镇、中山镇、赶水镇、松坎镇、新站镇等。永边古盐道沿线较为典型的古镇有瓢井镇、清池镇、乐道镇、岩脚古镇等。这些古镇在当时不仅是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更是政治中心和民间组织会馆与帮会的所在地。 往来于川黔古盐道上的食盐，对不产盐的贵州而言更是政治商品，不仅关系到民生日用，更关系到贵州的社会稳定。明朝采用“盐引制”调动商人帮助解决贵州驻军、官员经费问题。清政府实行“协款”制度，“清廷安排由四川、湖广协助饷银，以养活军政人员”。而产盐川、粤两省对不产盐的贵州实行“以盐补饷”，实际是 “以出场价将盐销给贵州”。而“四川以盐补饷较多，故占据了大部分销区；少数县为粤、淮、滇盐的销区，都允许盐商纳税后，可以专利运销贵州”。1935年以前，贵州交通极不方便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再加上贵州为食盐纯销区，盐政一直未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主要由邻省盐务机构代管，贵州省政府协管。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以150万元的协款和12万元教育附加费将贵州盐政管理权收归中央，这是贵州盐政管理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体系的标志。川黔古盐道的政治影响深刻地体现在密切了贵州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促进了贵州地方间的政治联系，也提高了贵州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地位。 文化传播交融的通道 川黔古盐道既是食盐运销的通道，又是承载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如涪边古盐道的主干线乌江干流。川盐入黔的运销活动，促进了巴文化与乌江流域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乌江流域文化。如四川的傩戏、阳戏、花灯戏等剧种随盐运销先后传入乌江流域，并与乌江流域民情、风俗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乌江流域特色的地方剧种。 此外，川盐古道对沿线地区各民族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均产生重要影响，促进了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衍生出独特的民俗形态。如民间交易和运输的民俗、地区生活仪式习俗及民间信仰，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节日文化。一些盐商曾把部分资金转移到文化教育领域，兴办学校、印刷厂及报刊，推动了古盐道沿线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贵州大盐商华氏家族以创办文通书局最为著名。在抗日战争期间，华问渠看准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的机会，策划建立了 “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一跃成为具有全国水平的集编辑、出版、营销于一体的文化出版集团，跻身于全国本行业巨擘之列。 民族融合的润滑剂 西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成分复杂。川黔古盐道开通之后，许多川商、秦商，部分粤商、滇商往来于川黔之间，或经商、或旅居、或移民；许多贵州以外的西南各省穷苦人来到古盐道沿线的码头、城镇谋生定居。他们沿着古盐道进入贵州腹地，与长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家、布依、仡佬、苗、侗、汉等民族交往、杂居，促进了民族地区场镇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这些民族地区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民族融合。各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古盐道的开通建设，促进了多元一体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川黔古盐道的发展促进了古道沿线地区民族文化交流和相互认同。从四川、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迁入的汉族与川黔古盐道沿线各世居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川黔古盐道沿线地区。一方面，外省迁入的人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也向当地人学了许多适应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古盐道沿线地区各族人民在生活交往中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相互信赖感日益增强。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川黔古盐道的过程中，造就了古盐道沿线地区开放、包容性的文化。 综上，明清以来，川黔古盐道不仅促进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开发、民族发展进程及文化交融与互动，而且是认知西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状况的重要观测点，深入挖掘开发利用川黔古盐道文化遗产，将有助于在新时代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黔古盐道与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负责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