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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3个层次。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表明，只有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正是基于此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⑨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考察社会变革时，不能将物质生活的变革与精神生活的变革混为一谈。判断一个时代的依据不是“意识”，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唯物史观的诸多著述中，他们的书信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书信往往是以非常简明的语言，及时总结了唯物史观研究中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无论是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结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总结，都是马克思历史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真实记录。马克思历史观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它从不曾脱离现实生活的实践。这对后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例如，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历史。在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瓦·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攻击，精辟论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着重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阐明了应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果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就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边形作比喻，把每个人的意志看作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每一个分力，而把历史的最终结果看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在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对国家、法、宗教、哲学和文艺等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庸俗唯物论和机械论等错误思潮。在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批判了把意识形态看作脱离物质、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而存在的谬论，同时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论述了经济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第二，人们创造历史并非按照“共同的意志”。在这里，经济必然性依然是历史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决定因素。恩格斯强调，要想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史；要研究唯物史观，必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 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一个实践过程，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过程不仅加快了，而且表现出更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可视为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原则。这些原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70年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概括，同时为“进行时”的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其一，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视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重视其内在的理论联系。掌握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谛，而非望文生义的一知半解，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两个必然”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其历史的“必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又明确提出了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的“两个决不会”理论，作为对“两个必然”理论的重大补充。马克思在1859年1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⑩只有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得出人类历史总趋势的规律性的认识。 1859年初，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不是偶然的。此时距1848年欧洲革命已经过去10余年。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却打击了欧洲的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理论，正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时期提出的。如果说“两个必然”是历史趋势的结论，那么“两个决不会”则是实现这一结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前提。“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论述社会历史规律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明确这一点，对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二，马克思历史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其理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11)。这就是说，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要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般原则与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所强调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2)。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不可割裂，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一切复杂问题的思考。正是对现实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对历史理解的深度。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距今已经170多年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深刻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即已指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有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3)在170多年后的今天，与1872年相比，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难以尽言。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判断并没有过时，但人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至今仍在发展，并没有走向衰亡。在20世纪世界历史巨变中，资本主义世界渡过了几次几乎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经济危机后，仍有生命力。如何认识这个问题？首先，现代科技革命缓解了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工业社会在酝酿新的社会转型，走向“后工业社会”，或被称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等。这虽然不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质的改变，却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局部上有所调整，使之去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也都发生了变化，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其次，经济全球化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诸如垄断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和跨国联盟的全球扩张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等。 与19世纪中叶相比，今天无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国际分工方式，都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更使世界经济体系的架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今日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人类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零和博弈、单边主义、丛林法则等已不合时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对立逐步走向合作，走向和平共处，这是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不能回避实际生活中提出的这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要面对变化了的新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