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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自觉地从以往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基本原理模糊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时，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应该明确他们的“不同结论”，是如何进行了修正或发展才提出的，而不是像西方的一些学者那样，人为地将这些结论对立起来，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汲取新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似是而非，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反而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扭曲或歪曲，这需要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 如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虽然研究了原始社会，特别是部落所有制，但由于当时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缺乏，很少能有人了解原始社会的情况，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出现了一个不确切的提法：“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4)19世纪60年代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1877年版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堪称文化人类学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著作如恩格斯所言，在研究原始社会方面，是“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15)。恩格斯正是依据摩尔根的最新成果，提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应改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6)又如，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和19世纪70年代之后，对古代东方的研究，虽然都是以“农村公社”为中心，但前后两个时期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从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到揭示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所阐释的，完全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对于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给人以具体的历史启迪，对于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尤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半个世纪前的1963年，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出版时，将《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的一个关键命题，译为“我的观点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17)。在“文革”中的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其中第2卷中《〈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将上述的那句话改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8)。马克思的同一句话，在中文本中却有两种内容截然相悖的译文，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出发，还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看，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可“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译为“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混淆了唯物史观与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的界限，将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出版时，马克思就曾打算把它译成法文，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论》第1卷在法国的出版就更为迫切。1872年这项工作开始，马克思本人对译文进行了全部校订，并在法译本的扉页上印有“全部经作者校订”。(19)马克思在亲自校订后的法文本《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这样写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20)1995年，中央编译局重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出版，对《资本论》第1版序言的译文做了如下正确的修改：“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1)2009年底，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1版序言的译文，依然是“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2)。这表明，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由长期被误读误解，已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正确理解，这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无疑有现实的和久远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之风雨同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但“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2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实践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为创刊号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一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10多年前就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4)。然而，这就和在今天当面给我们的指示一样，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感到分外亲切。“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入的体会了。”(2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陌生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身其中，如冯友兰就很有代表性。他后来回忆说，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26)。著名史家陈垣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和避讳学等方面著述宏富，对中国历史考证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唯物史观同样表现出浓烈的热情，表示要“一切从头学起”。他说，通过学习，“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如何反动、腐朽和丑恶，它并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它决不能成为推动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27)。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批判“旧我”，与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增长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能力，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