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钧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艺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立了辉煌的功勋。 任钧（梅县隆文人）和冯宪章（兴宁新圩人）是梅县东山中学的同学，两人都是我国最早参加“左联”的作家。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时，冯宪章参加了成立大会。而任钧当时还在日本东京读书，因他是太阳社的成员，全部成员都算是“左联”的成员了。任钧与华蒂（叶以群）、胡风等十几人在东京搞了个“左联分盟”，一边在国外进行活动，一边与国内保持联系。 1932年上半年，任钧从日本回到上海，跟“左联”接上了关系，被分到“创作委员会”工作。下半年，“左联”成员杨骚、穆木天、蒲风（梅县隆文人）与任钧等人，发起组织了“左联”外围组织“中国诗歌会”。1933年5月间，“左联”党团书记丁玲被捕，书记职务改由周扬担任。当时行政上进行了重新分工：周扬兼任行政书记，任钧负责组织工作，胡风（张光人）负责宣传工作。党团组织直属中共“文委”（中宣部的前身）领导。 因任钧参加了“左联”的部分领导工作，在此后的两年间，更有机会接触“左联”的实际领袖鲁迅先生。由于当时的环境越来越险恶，鲁迅、茅盾不参加“左联”的一般性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约好时间、地点碰头，由他们汇报工作，征求意见，讨论问题。任钧在《有关鲁迅先生的片段回忆》中谈到—— 碰头的地点大抵是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边吃边谈。几乎每次都由鲁迅先生破钞。大家过意不去，建议分摊。可是，他老人家总是不同意，并且异常和蔼地笑笑说：“我的稿费收入毕竟比你们要多一点呀！”在这段时间，有幸得到鲁迅的很多教诲。半个世纪后，依然记在心上。尤其是谈到新诗的写作问题时，鲁迅着重强调了如下两点： 第一， 他要我们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把诗歌写得别人看不懂，也不要把诗歌写得散文化。他说，我们写文章，包括诗歌在内，总是希望读者领会、欣赏，你写得人家看不懂，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岂非徒然浪费精力？显然，鲁迅先生这些话是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所谓象征派、现代派的诗作而说的，因为他们所写的诗歌确有好些像个谜，让你看过十遍八遍都还猜不着它究竟写些什么，究竟要抒发什么思想感情。他之所以谈到散文化的问题，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时的诗坛上也有一些人把诗歌写得像一篇散文，完全丧失了诗的特征，甚至还比不上一篇好散文！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反对写散文诗，但我反对把诗写成散文化。写诗嘛，总得把它写得像一首诗，否则，你就干脆写散文好了，又何必写诗呢……” 第二，他要我们认真向民歌学习。原来在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号的发刊词里，我们就已经正式提出“我们要用俗言俚语去写作民谣、小调、鼓词、儿歌”，并且说到做到，从创刊号开始，就陆续发表了好些民歌体或是旧瓶装新酒式的诗歌。这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并获得了他的赞赏。他说，民歌原是诗的源泉和老祖宗。《诗经》不用说，《楚辞》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当地民歌的影响。他肯定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想法和做法，鼓励我们要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 任钧、蒲风等人主办的刊物《新诗歌》，按照鲁迅先生的教诲，以创作大众化诗歌为使命，“用最浅近的词句去表现最深刻的感情和思想”，坚持办了两年，得到鲁迅的关注和支持。由于刊物是由写诗的作者自己掏腰包出版的，经济上很困难，鲁迅先生还捐了钱，给予物质方面的热心支持。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疯狂地进行“文化围剿”，骨干成员陆续被捕，蒲风也受到很大威胁，离开上海到日本去了，《新诗歌》被迫停刊。尽管中国诗歌会的活动时间不长，但它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为“五四”以来的中国诗坛吹来了一股新风。 鲁迅先生的精神影响了任钧的一生。他以新诗为武器，以讽刺诗的形式，对侵略者和投降派嬉笑怒骂，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被誉为“中国新讽刺诗的奠基人”。他的诗歌文学创作之路走向成功，是与他亲历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分不开的。1936年11月，他的第一本诗集《冷热集》出版。1937年后，他出了四本抗战诗集，即《战歌》《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和《战争颂》；两本独幕剧集，即《新女性》和《中华女儿》。《战歌》中的序诗向全国同胞发出宣言： 我歌唱—— 我是一口大钟！ 要用洪亮的声响 去唤醒沉迷的大众； 让大家—— 为着自己， 为着民族： 向前冲锋…… 诗集中的两首诗《妇女进行曲》和《车夫曲》，分别由作曲家任光、沙梅谱曲，在全国各地抗日群众中广为传唱。激越高亢的旋律，热血沸腾的激情，鼓舞着全国大众团结抗日。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任钧写了一首诗《挽歌——为哀悼鲁迅先生作》，由冼星海谱曲，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悼念： 太空里陨落了一颗巨星， 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 去了！永远地去了！ 你一代的文豪！ 像孩提没有了慈母， 像夜行人失去了向导： 千万人都在同声哀悼！ 从此我们只好拭干眼泪， 踏着你光荣的足印向前跑！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