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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边政研究应重视的几个领域 前面主要谈了应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过程中边疆民族史研究发展的内在脉络来思考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此处，笔者仅就管见所思，对民国边政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几个领域略陈粗识。 （一）重视政治史的研究 边政是民国以来才逐渐兴起的一个名词。吴文藻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的一段叙述，清晰地说明了此点。吴氏认为，在民国之前，中国并没有专门研究边政的学问，只有一些筹边性质的策论性文章。而在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有少量大学开始设立边政学系，但还没有关于边政的专业课程设置；直到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别设立边政专修课为肇始，关于边政的一些相关研究科目才正式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出现。１４吴氏的这一阐述，与胡耐安所说“边政原是一个新颖的词称”１５的意涵是一致的。而由于其“新”，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边政的理解在具有一些共同性认识的同时，也存有一些差别色彩。回顾并总结民国边政一词理解之共性与差异，归纳其基本内涵，有利于深刻理解民国边政研究的重心或主要问题。 民国学术界对边政理解之表述甚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引，此处仅引介较具代表性的认识进行分析。吴文藻在１９４２年对边政一词从广义与狭义角度进行解释，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征引。吴氏认为，所谓广义上的边政，就是指边疆政治；狭义上的边政，则是指边疆行政。而在广义的边疆政治与狭义的边疆行政之外，边政还包含有边疆政策之意，其介于边疆政治与边疆行政之间。吴氏的上述论解，是将人类学与政治学的边政视野结合进行思考。他认为，人类学视野中的边政，就是指狭义的边政，即边疆行政；而政治学视野中的边政，则是指广义的边政，即边疆政治。吴氏提倡研究边政应将人类学、政治学的视野有机结合，但他强调应以人类学的视野为主而以政治学的视野为次。不过，吴氏在总结当时所谓的边政学时，认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术语，研究的对象则包括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行政等内容。１６可见吴文藻对边政及边政学之义的阐述，对边疆政治表现出了相当的重视。但他强调人类学的视野居于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应是观察到边疆民族社会的复杂与多元面相，突出了重视文化边疆的思维。吴文藻此论发表于１９４２年，主要是从学理层面对边政之义进行阐述。而在１９３６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黄慕松就从政治层面对边政之义进行过阐述。黄慕松认为，边疆在地理、气候、语言、习俗、政制诸端，都与内地存在着客观差异，不论是为了治理边疆还是为了开发边疆，国家对边疆的施政都必须因地制宜。因此，治理边疆的机构、法则及其他有关边疆事务的一切设施，都是边政问题［１１］（Ｐ．４）。黄慕松所言的边政，强调了边疆与内地在自然环境、民族构成、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差异性，但明确称边疆治理是边政问题的主要范畴。吴文藻与黄慕松关于边政内涵的上述表达是有明显差别的，黄氏侧重从边疆治理层面进行陈述，而吴氏则注重边政学的学理建构，但二者理解的共同基础还是边疆政治。 其实１９４１年杨成志就发表了一段关于边政的阐述，思考起来也颇有意味。杨氏认为，因为开化边疆民众的客观需求，则需要边政的实施，这一趋向成为当时边政研究的重要主题。杨氏称，在当时全国倡导边疆开发与边疆建设的社会舆论热浪中，应根据科学的研究来指导边政的具体实施，可谓是“计划政治”另一形态的表现。他强调，要明白理解“边政”，就需要准确认识边疆的定义、问题、民族、文化、教育、调查、干部、文献、博物馆、政治１０个名词意义，而边疆政治的根本就是实现边疆各项问题的解决［１２］。杨成志从多方面强调了边政研究所涉及的各领域，但特别强调了边疆政治在其中的重要地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凌纯声对边疆研究也十分关注并有相当建树。凌氏认为，边疆建设包括的事务甚多，但以“政治建设”最为关键，它是经济、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展开边疆建设，就必须先明确边疆应该实施的政策。１７从凌氏的上述阐释可以看出边疆政治是其边政认识的主要侧重。 经过长期积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胡耐安对边政究何所指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有了明确的阐释。胡氏认为边政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边务，它是国家的“内务行政”，本质上与“内政”是相同的。不过，胡氏也承认，因为边疆地区历史、人文、自然环境诸方面的客观差异，虽然对边疆之施治是“同土齐民”的过程，但还是应该给予特殊关切的。胡氏关于边政之解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就是指与“内务行政”相同的治理行为，但其管理的空间是边疆地区；第二个层面是强调边政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边疆社会形态的多元面相［１３］（Ｐ．３）。胡耐安的上述思考，事实上是对民国以来边政之义较系统的总结，其解释较为合理与全面。由此可以观察出，不论是民国当时的研究者还是民国之后的研究者，他们关于边政的总结都较集中地强调应重视边疆政治或边疆治理（国家在边疆地区所行之政令）。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民国边政要重视政治史的探讨，应是自然之义。 研究民国边政须重视政治史的探讨，有其合理的逻辑。台湾学者张玉法就称，在中华民国史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对抗、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几条主要脉络。他认为在民国史的发展脉络中，政治史较经济史、文化史及教育史更为重要，因为后三者皆为前者之工具。张氏强调民国史以政治史为主的重要因素有三：第一个重要因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及其演变，关系着每个个体与团体；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近代以来频繁的政权更迭，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层面；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近代以来列强的对华侵略及中国政府之应对，影响着全体社会［１４］（Ｐ．１８）。可见张氏之论是从全局层面的观察，边疆社会政治自然包括在内。于此而言，民国边政研究既是民国场景下的历史内容，也是政治史主导下的历史进程。 当然，此处强调民国边政研究应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并非忽视其他领域的探讨。前引诸位前辈关于边政的阐述，事实上也强调了边疆社会形态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关于此点，许公武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已经明确指出“边政”包含着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１８。边政是基于边疆而产生的，“欲研究边政，自应先认识边疆”［１５］（Ｐ．１），边政研究自然不能离开边疆的诸多复杂问题。前引诸多论述在强调重视边疆政治的同时，也强调对边疆社会其他形态的关注，它们彼此之间是互动关联的。 （二）重视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的研究 秦汉以降，《韩非子·扬权》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钱穆就观察到，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考察中国历史，自秦朝开始了大一统皇权政制后，郡县行政就一直直隶于中央，中国历代政治的主要脉络是“中央一统”。不过钱穆也指出，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统政治下偶有之变象与病态”，其突出表现就是“西汉初年之大封同姓，东汉末叶之州牧，中唐以下之藩镇”等政治景象［１６］（Ｐ．２０６）。萧公权认为“晚清失政，民国开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三次重大变化１９，而在此次变化中就出现了前述政治“变象”，即中央权威失落、地方势力崛起的形态更加突出，政治区域化之景象呈现。２０ 如前引张玉法所言，在政治“变象”的场景下，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成为民国历史发展的主脉络之一，而研究边政尤其要重视中央与边疆地方实力派关系的探讨。民初黄远庸就论：“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日日言统一，其实皆纸片口头上的说话。各部只有形式之公事，无一命令能行者”，“彼等以为中央与地方有文报之往返，能派遣种种官吏到地方去，令中央有面子，即有统一。至国家权力之能否达到？则非所顾问。大抵中央求有面子不难，而国权之能实行则大难”［４］（Ｐ．５００）。黄氏之论说明民初“统一”的脆弱性，在此形态下，“中央政府情状恶劣，地方政府亦呈纷扰不安之状态……各管一隅，各自为政，省内民军政权，均不统一”［４］（Ｐ．５００）。民初的这种政治形态虽然其后的表现方式有异，但稳固而“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没有建立。北伐战争后虽然结束了直、皖、奉及各地实力派纷繁复杂的政治形态，但国民党的党治政权仍相当脆弱，地方实力派仍然存在，虽然表面服从于国民政府的领导，但中央政府对地方军政等重要事务，难以过问，边疆地区尤甚。 当时论者的描述，充分说明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复杂形态：就政治而论，“我国边疆，幅员广阔，种族与宗教等情形殊为复杂，且语言文字习俗均不相同”，是故有“中央政权时有鞭长莫及之叹”；同时，虽然“颁布边疆各省组织法规，然其封建制度未除，宗教力量庞大，政治系统仍保旧规”，导致“对中央所颁法规未能确实施行，目前欲使其改善推进，殊觉困难”［１７］。朱家骅在论及边疆教育时，也曾专门指出“边教之普及工作，仍有待于地方政府之努力”，故“中央与地方，对于边教之设施，应有适当之配合”２１。在民国中央政治权威脆弱的形态下，中央政府之相关政令在地方之推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形态。整个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由于交通、地理、民族、经济、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央权威失落的时代，东北、西北、西南边疆都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地方实力派，不论是北洋政府抑或国民政府时代，虽然不同场景下的双方关系形态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国权之能实行则大难”的形态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央政府的施治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边疆地方关系的形态。上引之相关阐述，充分说明边疆社会政治形态是影响边疆治理的重要因素，故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之研究，应是民国边政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的重要领域。 （三）重视北京政府时期边政实践的研究 按中央政府存在的主体而论，民国时期大致分为两个时段，即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帝逊位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因存在时间短暂，一般在时段上多纳入北京政府的表述范畴之内。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多将北京政府时期视为中央权威失落、地方势力顾盼自雄。这些固然属于北京政府时代的政治表现之一，如民初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就言：“今者南北统一，共和确定之因［日］，意见参差，趑趄不进，致使各部长官虚悬无着，政府组织形式未备，遑言精神”；他还称“外患交乘，内讧日起，灭国亡种，即在目前。有破坏之能力，无建设之实功，亏为山之一篑，沦全国于九幽”２２。尹氏之担心变为现实，此后北京政府时代政局之发展就是“内讧日起”的复杂形态。是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民国边政之研究，多认为北京政府内政不修、中央与地方乱象纷呈，故关怀的视野较多集中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然而，北京政府时期虽政治形态表现出“意见参差，趑趄不进”的面相，但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实非完全“忽视”，中央政府关于边疆民族问题与列强的交涉、地方省府的具体治理等诸多实践，其意义重大。 中国近代深受西方列强之侵略，晚清时期列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觊觎及晚清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努力，促使晚清时期边疆民族史的书写与研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历经清季、北京政府、国民政府，政体的变革、中国内外秩序的重新组建、民族主义的发展、国际秩序的变化，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产生着关键影响。在此历程中，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之曲折、艰辛、复杂，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理念、策略与中国社会进程发展的互动及其演变，在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上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北京政府时期共和政体的确立、反复与最终确立过程，是晚清改革进程的继续，也是国民政府时代能够初步确立党治政体的基础。其间，边疆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及北京政府对其治理，自有其复杂历程与重要面相，外蒙、新疆、西藏及其他边疆民族区域诸问题的发酵及变化，北京政府的政治目标与措施，北京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在边疆民族问题上观念、策略、措施的合作与歧异、彼此的互动及其效果，边疆民族区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及其地方治理思维与实践，都对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有着深重的影响，是民国边政研究连续性与全面性的重要内容。若能注意近代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发生、发展演变的全面性，以及清季、北京政府至国民政府时代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内在线索，可以体认到北京政府时期的边政在近代边疆民族史书写与研究中实居于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 本文阐述之目的，并不是对民国边政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间之复杂内容亦非笔者所能完全把握，只是就当前民国边政研究的现状，结合自身研究的一些思考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历史与现实总是密切相联，虽然今天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面临问题的性质也迥异于民国时代，但深化对民国边政的研究，从多元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阐述中，深刻理解“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可对当代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丰富的启示。 注释 １．关于政治史领域，参见段金生《３０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关于学术史研究，近年来成果颇多，例如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１９３１－１９４８）》，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此外，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及硕士学位论文较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２．如赵俪生就认为：“西北之学，包括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就是在‘鸦片战争’的形势下，沿着清朝第三阶段‘道、咸之学’的端绪，通过若干学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赵俪生文集》第４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２５页。）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论述，可参见侯德仁《百年来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载《西域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３．关于此点，学术界讨论甚多，笔者不再一一列举。 ４．参见边事研究会《发刊词》，载《边事研究》，创刊号，１９３４年，第３页。 ５．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１页。 ６．葛剑雄就认为：“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６、７页。 ７．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导论”第５页。 ８．如有学者就认为：“这次高潮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的促动：一是边疆危机，主要是外敌入侵所造成的强烈刺激；二是西学的引进，尤其是西方学术研究体系、方法及思想观念的传入。”参见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页。 ９．参见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１９页。 １０．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６－１３７。另外，关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凝聚与形成，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其中李大龙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及理论解构的论析较具代表。 １１．相关论著，不一一列举。 １２．参见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１卷第５、６合期，１９４２年。 １３．参见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载《边政公论》第１卷第５、６合期，１９４２年。 １４．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第１卷第５、６合期，１９４２年。 １５．参见胡耐安《边政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０年，第４页“注一”。 １６．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第１卷第５、６合期，１９４２年。 １７．参见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载《边政公论》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４７年。 １８．参见许公武《调整边政机构之拟议》，载《边政公论》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４７年。 １９．萧公权认为：“吾国政制自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击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政，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１６页。 ２０．笔者认为，政治区域化就是掌握区域内政治、军事及经济诸多权势的实力派，或割据称雄、独立自治，或期图合纵连横、抗衡中央，形成一种不同于中央权威之外的政治秩序或话语。政治区域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央权威的被分割。参见段金生、贺江枫《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载《思想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２１．参见朱家骅《论边疆教育》，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编印《边疆教育概况（续编）》，１９４７年，“代序”，第４页。 ２２．参见尹昌衡《与张培爵致袁世凯等电》（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载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９页。 参考文献 ［１］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凌纯声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Ｍ］．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３４． ［３］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Ｍ］．上海：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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