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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社会上兴起了“古史”热,专家“打擂台”,民众寻根问祖,政府举办各类祭祀炎黄等先祖的大典,越来越热闹。这大概和现在中国的崛起背景有关,也算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吧。可热闹归热闹,关于“古史”的认识仍然南辕北辙,难有共识,或全盘否定,或完全相信,甚至有好事者将其放大到西亚、埃及甚至全球。究其原因,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传说时代古史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研究,也不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或心里发虚,无力深究,而以维护史学和考古学的“纯洁”与“严谨”自慰;或随便翻过几本古书,看过几页网络文字,参观过几处景点,就敢驰骋万里,信口开河。有鉴于此,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对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方法的浅见,供大家参考批评。 一、考古学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关键 传说时代,就是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但在后来的文献或传说中有所涉及的远古时代。按照徐旭生先生的意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截止于出土大量甲骨文的晚商以前[1],因此,早商、夏、五帝等时代,都应当属于传说时代的范畴。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信古传统,晚清以后则兴起疑古思潮,“传说时代”这个概念其实是“信并怀疑着”理念的产物:这里的“信”,是指相信古史传说总体上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疑”,是说晚商以前的古史,都只见于后世文献中,那多半是传抄翻译甚至口耳相传的结果,难免演绎错漏,需要去伪存真。 传说时代到底有没有真实性?有多大真实性?是应该坚持疑古,还是走出疑古?[2]从20世纪初期到现在就一直有着激烈争论,但主要基于传世文献本身的研究,只能提出若干有待验证的假说。王国维以新发现的甲骨文结合传世文献,证明《史记》等所载商史为信史[3],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的强大威力,但那仍只是以当时文献论证当时历史,由此并不能顺理成章地肯定《史记》所载夏史、五帝史就一定属于史实。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证明晚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确已有关于五帝的各种记载,并非出于汉代以后的伪造,但却终究无法提供五帝时代真实存在的直接证据。看来,解决古史问题的关键,还应该在考古学。在《古史辨》第一册中,李玄伯先生早就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4]。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也可以破坏旧古史[5]。 在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6]。按理说,如果传说时代的那些部族集团真实存在过,就肯定会留下他们的物质遗存,考古学的确就应该是解决传说时代古史的根本手段。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应当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回顾早商和夏文化等的考古学探索历程,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7],强调都城定性的重要性,并且注重考古学文化的空间格局和古史体系的整体比对,取得了卓越成绩,关于早商文化的基本认识已成定论,但关于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的主流认识仍然只是可能性很大的假设。关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则扑朔迷离,很多观点大相径庭。专业的考古和历史学者,大多数对传说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充满疑虑,认识也千差万别。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现晚商以前足够文献(个别文字除外)的缘故。但中国上古大概流行在简帛等有机质材料上书写,很难保证曾经存在过的文献能够留存至今并被发现。其实,即便暂时出土不了晚商以前的文献,根据已有后世文献和考古学材料的对证,也还是有可能逐步推进传说时代考古研究的,这当中研究方法是关键。我在这里提出两种互有关联的研究方法供大家参考:一是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结合的“谱系法”,二是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结合的“变迁法”。 二、谱系法——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的结合 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演变传承。为什么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会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严文明先生将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共同的文化传统”[8]。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居住在特定自然环境里的人们共同生活、密切交流,会形成共同习俗甚至语言,而血缘关系则应当是远古人类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的天然纽带。因此,理论上考古学文化和强调血缘认同的“族”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可能性。当然,某族与邻近区域其他人群相互交流,也可能形成相似的文化,从而形成某考古学文化和以某主体族为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团相对应的情况。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有联系,但又不是等同的概念。由于婚姻、交往、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但其中总有一个族是为主的、占支配和领导地位。”[9] 当然,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国家社会的出现,“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情况越来越多,血缘关系总体上自然会受到削弱,但血缘和族属认同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在不同族群的碰撞刺激中得到加强,尤其统治者的族属认同更是如此。统治者还有可能通过扩张、移民、封建等手段,将其文化和族属认同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域,从而使得早期国家的核心和主体区域成为统治者部族及其强势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四周则为从属部族和弱势考古学文化分布区。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范围的基本对应[10],金文和传世文献中西周王畿、封建诸侯国、边疆地区,与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区、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足证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证研究一定程度上可靠可行。有些人根据近现代民族志资料,认为某种陶器的使用不见得和族属有关,从而否定考古学文化和族属对证研究的可能性,忘了我们是拿整个考古学文化和族属做对应,一两种陶器成为不了整个考古学文化,需要一个陶器群,以及其他各种遗物、遗迹的共同体,才能构成整个考古学文化。 但问题是,在传说时代,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又如何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对应?何况考古学文化本身也有多种划分方案。这种点对点的对应,在证据不很充分的条件下,自然很容易导致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但如果我们建立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也建立了晚商以前各时期的族属谱系,以谱系对谱系,就如同两张网的对应,一旦基本吻合,那确定性就会高很多。如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确立,只是细节的充实和考量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不能轻言放弃考古类型学的原因之一。相对而言,晚商以前族属的谱系目前只有根据传说资料梳理的很粗略的框架,而且主要集中在华夏集团所在的中原及附近地区,周边大部地区恐怕并没有传说被记载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比文化谱系小得多的网。如果对甲骨文、金文所包含的丰富的族属信息进行研究,大致确定晚商阶段的族属谱系,再前溯建立晚商以前较为详细的族属谱系,那就能和文化谱系进行更好的拟合,离勘破古史真相就会更近一步。 近年分子生物学在考古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人类DNA序列、Y染色体、线粒体DNA的分析,推断祖先的DNA类型,建立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遗传距离,建立晚商以前的基因谱系,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将其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结合,“三网”合一,一定会取得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基因谱系确定的只是人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虽基于血缘,但更是文化认同,所以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就如同不能将文化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一样。 当然,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做整体拟合是很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行的办法还是从局部拟合开始。但局部拟合不确定性比较大,研究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某地的重要发现和传说轻易对应,无视考古年代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传说,或者将某个基因溯源结果和传说时代某“祖先”轻易挂钩,无视这些“祖先”的时空、人格、文化属性,都不是传说时代考古学探索应该提倡的做法。 三、变迁法——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的结合 要减小考古学和古史传说局部拟合的不确定性,文化巨变和中心聚落巨变这些关键点的确定至为重要,这些在考古学上比较容易观察到,也容易确定。巨变的原因往往是大规模迁徙和大规模战争,即便更深层的背景是气候干冷事件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总表现为迁徙和战争,而大规模的迁徙和战争也是古人印象最深、古史传说中最常记载的。我在《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的前言里说过,“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11] 文化巨变之所以称得上“巨变”,一是文化面貌发生了突变,二是涉及范围异常广大。比如豫南和江汉地区龙山前后期之交就发生了大范围的文化面貌突变,在这样一个比现在的整个湖北省还大的空间范围内,之前独具特色、兴旺发达的石家河文化,突变为王湾三期文化或者类似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存,就连江汉平原核心地区甚至更靠南的洞庭湖地区也不例外,除了大规模战争行为,不可能有其他解释!所以我们就提出这是“禹征三苗”的反映[12]。《墨子》里把“禹征三苗”描写得惊天动地,结果是“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虽然暂时没有DNA的信息,也不知道这次巨变之后留在江汉地区的夏人和苗人的真实人口比例,但文化上的表现已然十分清楚。如果“禹征三苗”这个关键点的确认没有问题,那就基本能够确证禹、夏、三苗的存在是史实,能够证明禹征三苗和夏建立的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 聚落巨变,在大型中心聚落或都城上看得最为清楚,主要表现为城墙、宫室、墓葬的突然毁弃等。比如上述王湾三期文化南下的同时,石家河文化的一二十座古城几乎均遭毁弃。再如同样是大约公元前2100年,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临汾盆地及附近地区的陶寺文化发生巨变,陶寺古城出现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这也只能是战争才会有的结果。我曾以“稷放丹朱”来对证这一巨变事件[13]。这样一个关键点的确定,直接证明后稷、丹朱的真实性,也为尧的真实性以及稷周族源于山西说增添了有力证据。 四、余论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传说时代古史那么杳渺难证,为什么还要费力研究它?有“纯粹”的考古学和史前史不就行了吗?我想这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传说时代古史,基本都是中国人的祖先史,祖先崇拜、认祖归宗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连续发展的秘诀之一,中国人希望弄清楚自己的祖先是谁,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没有必要套什么“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其二,考古学遗存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是“死”的,要让它活起来,得到解释,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可靠文献可以参照,其次才是和民俗学、民族学资料进行比较,因为文献直指古代世界,民俗学、民族学只能给你间接启示。古史传说虽然是后世的记载,但可能有真实素地,一旦得到确证,对考古学解释的价值不可限量。 但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的确极难,这项研究实际上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需要精通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法,需要对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细致梳理,也需要对古史传说有全面了解,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现在的大学教育,表面上在提倡素质教育,实际上分科还是越来越细,很多考古专业的学生对类型学越来越陌生,懂类型学的又不读古史,做古史的人对考古学基本都是一知半解,这样如何做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所以还得先从教育改革、从培养考古和古史兼通的人才做起。否则,社会民众对古史热情不减,专业研究者不去面对解答,只能把发言权交给那些“创新”无限的古史爱好者了。 注释: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2]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3]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09～436页。 [4]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8~270页。 [5]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0~274页。 [6]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部分第17页。 [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8]严文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9]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第43页。 [10]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韩建业:《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5页。 [12]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46～55页。 [13]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19～1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