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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与断代史编纂应如何推进和创新？探讨这个课题，需要具备一种超越“惯性思维”的智慧。理由很明显，通史和断代史作为两大领域，长期被区分开来对待，以至使人忽视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实则，既然通史与断代史是最受读者重视的两种史著，那么其著史的要领就绝非互不相干，而是互相贯通、相辅相成。换言之，在治史理念上，在观察史实的视角与要求上，在再现客观历史的方法上，必然有其相通之处。实现对“惯性思维”的超越，我们将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二者联系起来考察，能够激发灵感，总结出以下两项有理论价值的命题，以推进新时代的历史编纂工作。 通史的成功撰著 有赖于坚实的断代史研究 通史著作必须依赖对诸多断代做深入的研究，才能讲清楚历史的因果演变，再现历史中珍贵的创造和活跃的生命力。因此，对各个断代做深入的研究是成功的通史撰著的根基。一部通史佳作必定要做到，一要达到上下贯通，能够把握和讲清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的大格局、大趋势、大关节。二是研究务必深入，要达到将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主要事件、制度、人物等作具体清晰的记述，并且尽可能生动。 我们可举出被誉为“信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的《史记》为例证。司马迁《史记》有两大成功。其一，他明确提出并且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非凡目标。《太史公自序》中申明在全书总体上要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殷本纪》以下各篇本纪的记载，均做到提纲挈领，又通过各篇篇末精彩的议论，揭示出朝代盛衰的原因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如《周本纪》，就被清代学者丁晏称赞为：“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条理。”（《史记余论·周本纪》）与本纪相配合，《十二诸侯年表序》等各篇表的序，又精当地概括历史盛衰大势。八书更是通贯记载有史以来各项典章制度。 其二，“通古今之变”又是建立在坚实的对各朝代历史的记述之上，这是《史记》成功的重要奥秘；如果不是这样，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未达到深刻了解而去写“通史”，那就必然流于空泛，大而化之，这样的著作更谈不上具有特色。以《史记》记载秦的历史的成功经验为例，《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系统记载大事。《秦本纪》详载秦由僻居西方的小国，因历代有作为的君主苦心经营，而成帝业；《秦始皇本纪》则记载秦如何统一六国，深刻地总结秦朝结束六国分立局面的功绩，以及其后因不行仁义而骤亡的历史教训。以此为纲，司马迁又成功地写了多篇人物列传，包括司马穰苴、商君、白起、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尽力展现有关秦朝多角度、多层面的历史。其中《李斯列传》篇幅最长，内容丰富，司马迁设立此传的目的，即以此与《秦始皇本纪》相配合，完整地写出秦皇朝为何由成功的顶点，经由赵高、秦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故明儒钟惺中肯地评论说：“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于秦亡关目紧要处皆系之《李斯传》。”（《钟伯敬评〈史记〉》）如果将上述司马迁对秦朝历史的翔实记载恰当地加以整合，就能成为一部秦史纲要。司马迁记西汉历史所下功夫犹深，白寿彝先生指出：“《史记》专记汉史者有六十二篇，并记前代及汉代者十一篇。”“《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汉史。”（《白寿彝史学论集》，第720页）这些出色的篇章，极具广度和深度地记载了自刘邦立国、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到文景之治、武帝盛世的历史，绘制了有关西汉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活动、社会情状全方位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记忆。正因为有断代史提供了如此坚实的基础，《史记》这部通史巨著才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 断代史的成功撰著 必须贯彻“通史精神”的指导 断代史的撰著有其特别的要求和优势。《汉书》是传统史学断代史中的杰作，刘知幾对其特点有过精当的概括：“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撰著者在一代起讫的范围内，组织了丰富的史实，叙述井然有序，这是断代史著作取得成功的第一个要领。 第二个要领是，成功的断代史必须贯彻以通史精神为指导。历史的发展古今相联系，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必须放眼其上下，才能看清历史演进的趋势；而且，一个朝代的制度、学术、风俗等，也必须从古今纵贯的联系中才能正确认识其由来，评价其地位。班固恰恰以此作为撰著《汉书》的一项指导思想，这是《汉书》成为名著的重要原因。《汉书·叙传》中揭示其著史宗旨就明确提出“通古今”的要求，这在《汉书》十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刑法志》记载的内容并不限于西汉一代，开头即叙述刑法的起源，上古时代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一方面制定“礼”，确立尊卑等级，另一方面制定“刑”，以表示威严和处罚。然后叙述历代刑法的演变，周代“建三典，行五刑”，春秋时有郑子产铸刑鼎等，秦朝更“专任刑罚”，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而在主体部分记载西汉各个时期刑律的制定和各种议论以后，篇末又一直论述到东汉初年，虽然政治清明多了，但刑狱不公仍未彻底解决，“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 正是由于班固自觉地贯彻“通古今”的宗旨，因而使《刑法志》撰成记载翔实系统，兼具深刻思想性和鲜明批判性的出色篇章，并为后人提供了一部中国刑法史的雏形。《汉书》十志“通古今”的特点也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 在继承中创新开拓学术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自觉地继承传统史学的精华，吸取时代智慧，在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上都有许多出色的创造。譬如，范文澜在延安版通史的基础上，又以十几年时间进行补充和改写，撰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全书之前有近5万字的“绪言”，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贯穿全书的理论指导。在以后各编中，著者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为这部通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对唐代的论述场面广阔、内容翔实，设置了八节分别论述政治、经济、与四方诸国的关系、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等，又以7万余字大篇幅论述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的历史。著者又从佛教、禅宗、儒学、道教、百花盛放的唐文苑等八个方面讲述唐代文化，其中仅论述唐文苑和“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两节，就分别写了约3.5万字和3万字，堪称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美不胜收！正由于对各个时期的历史都做了丰富、翔实的记述，才保证了范著广受读者欢迎，累计印行达几百万册。 两个命题的讨论还可以引申到专史领域。专史领域实际上也有通史式与断代史式两种类型的史著，两个命题在这里应该是同样适用的。下面就断代式专史必须贯彻以通史精神为指导，谈点个人体会，向大家请教。我撰著《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一书时遇到一个难题：本书的主体内容是论述清代公羊学说的演进，但是如果机械地理解断代的“断限”，只局限于论述清代，那么清代公羊学的源头和精义就无法讲到。公羊学阐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倡导“变易”“改制”和“拨乱反正”，以及“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命题，都是在战国和两汉时期形成，并且曾在西汉盛行于世，若书中不讲清楚这些问题，那么要让读者弄懂公羊学在晚清能够“复兴”，并与社会局势相激荡而演出一幕幕活剧，就失去凭借。为此，我确定这部书必须做到“贯通上下”，于是特意安排了第一章“一份独特的哲学遗产”，分为三节，论述《公羊传》的精义和董仲舒、何休的贡献。以下的主体部分论述清代乾隆末年庄存与揭起“复兴”序幕，至刘逢禄张大旗帜，龚自珍、魏源加以改造、发展，到戊戌时期康有为锻造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公羊学说再度风靡海内。这样，避免因刻板划定“断限”而割断前后历史联系。读者对此才能感到顺理成章，有序展开。最后又设立“公羊学与晚清新学”一章，讲以公羊学为“中介”，推动了20—21世纪之交新思想的传播。全书固然属于公羊学断代史，实际上又寓含了公羊学通史的意蕴。至于这样做是否有当，则要敬请专家和读者评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