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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 关键词：人类学分析；助人被讹；道德实践；社会转型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2003- 2004年度基金的资助。 作者简介：阎云翔，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徐大慰，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挪威( Gunnar H aa land)，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引言 2005年7月11日，在浙江省宁波市桥头堡镇镇中心的十字路口，高中生陈同学看见一些人在围观。他也感到好奇，就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一辆卡车撞倒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外地妇女。那位妇女很痛苦而又无助地坐在地上，肇事司机和围观群众却还在指责她违反了交通规则引起事故。陈同学见此情景，什么也没有多想，就叫来出租车，把受伤的妇女送到当地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到医院以后，他发现卡车司机没有来，那位妇女说她自己身上没带钱，好心的陈同学就替她支付了大约200元的医疗费。陈同学对自己的乐于助人行为自我感觉良好，而后来整个事情的发展却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却走向非常糟糕的另一面。 大大出乎陈同学的意料，那位妇女竟然指责他与那个逃跑的卡车司机是一伙的，并要求他再付500元赔偿费。这让年轻的陈同学迷惑不解和惊惶失措，急忙打电话给他父亲，他父亲带着警察赶到医院。陈告诉父亲和警察，说自己只是好心地帮助一位在街上受伤的陌生人，这位妇女却咬定说他是在故意为那个卡车司机开脱，理由是：“如果你不认识那个司机，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到医院还要付医疗费呢？”包括警察在内，没有人能够反驳她的逻辑。警察让陈同学提供证据，证明他确实不认识那个司机。陈无法证明，最后他父亲不得不又给那位妇女500元钱。 当陈同学回到事故地点取他的自行车时，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又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原来事故现场的一位店主悄悄地记下了肇事卡车的牌照，警察根据牌照找到了卡车司机，卡车司机说他自己随后也去了医院，但是没有找到陈同学和受伤的妇女，就又离开了。经过警察调解，卡车司机偿还给陈同学700元钱并向他表示感谢。尽管陈同学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也拿回了他的700元钱，但他一点也不开心。他说：“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没想得到回报，但也没想到会被自己帮助的人诬陷和讹诈！将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会再帮助别人。”（Zheng and Shi 2005） 像陈同学这样的事例，在汉语中叫“做好事被讹”，意思是那些提供帮助的人最后却成了被讹诈的对象。在当代中国做好事被讹诈的事情时有发生，媒体经常会报道与陈同学遭遇相类似的事件，电视节目中往往还会播放更为复杂的故事，有些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被讹诈的人只是少数，但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做好事被讹既新鲜又充满着道德困扰。 我的研究基于26个“做好事被讹”的个案，其中20个来自媒体报道，6个来自对当事人的采访，[②]就如何看待这些事件我又访谈了38个人，另外还有网上和个人博客中其他人对这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和看法。一个直接的问题是：这些案例的代表性如何？有必要指出的是，并非每一个“做好事被讹”的案例都会被标题新闻或者电视报道。事实上，就像我自己在访谈中所发现的一样，大量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被私下解决。但无可否认，这类事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才会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网络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们没法准确计算“做好事被讹”的实际发生几率。在当代信息社会里，这类事件引起众多媒体的如此关注，可见它们已对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谴责坏人讹诈和表扬好人行善方面，媒体报道和口口相传的影响是积极的。一方面，公开而广泛地反对和谴责讹人者，有助于阻止讹人者的产生。另一方面，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却让人们觉得帮助他人确实有风险，这无形中就会阻止一些人去做好事。尽管做好事被讹的例子是极端现象和罕见，但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既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道德变迁的大背景中理解，也为理解当代中国道德实践变迁图景提供实证的和特定的文化实践。 众所周知，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的社会转型期，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和对道义的理解也伴随着发生急剧变化，时至今日，却鲜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形而上地看，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其他个人导向的价值观的上升，被看做是向享乐主义的道德转型（Ci 1994; Wang 2002）。最近一些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尽管不是致力于探讨道德话语和实践，却揭示出令人担忧的道德真空（Liu2000）或自我本位文化的上升（阎 2003）。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展示了乡村社会传统美德的传承，如对道德责任的强调（Oxfeld 2004）。尽管势不可挡的实用个人主义的影响和对获得物质财富的渴望破坏了社会信任，并致使城市中的人们相互激烈竞争，但是志愿者制度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各种NGO组织的迅速增加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权利运动的勃兴，表明一种新的超越个人关系的道德思考的出现，以及对没有关系的陌生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扩展（参见Chan 2005; Jamkowiak 2004; Li 2006; Linebaugh and Spencer 2007; Thelle 2004; Weller 2005; Wonacott 2004）。关于中国道德风貌的叙述之所以相互抵触，一方面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特定情况下的道德话语和实践缺乏研究。对做好事被讹现象的分析为理解改革开放时代道德变迁的图景提供了一种新视角，这种变迁呈现出多层面和多向度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