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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遗中空间的记忆 时空关联是记忆的常量之一，总是在具体时空下去促发一些记忆结晶点。记忆在时间和空间搭建的框架或提供的线索中被唤醒，围绕着我及我的所属物展开非遗物化或扩展化。空间，作为一个中性的、去符号化的具有可替代性和可自由支配性的范畴。它是抽象化的数据堆砌与均质化的浅层体验，侧重实证，是人文主义失落的编码性符号。而“地点和物体定义了空间”，并且“地点和物体都是价值的中心”，因此，地点与物体相较于空间除了涵盖其物质性，还具备了非物质性。非遗所采用空间核心术语：文化场所“不仅是单纯的物质空间，而且承载了人们认知空间的历史、经验、情感、意义和符号”，所以，更契合地点与物体的概念与范畴，基于此，对非遗中的空间记忆本文遂采用对地点与物体的记忆。 地点是非遗记忆不断反刍化的重要枢纽点。虽然，地点如同时间一样，它“并不拥有内在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也即是说，地点本身可以成为记忆的重要助产士，是一个存放美好回忆和辉煌成就的档案馆，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地点与非遗记忆的依托性关系，在现实中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地点所承载的记忆实则是地点中所生存的人的记忆，地点与非遗并不存在唯一的指向性。所有此时地点并不成为促成与助长非遗记忆的基石，并不助于根本上维系其生存发展。比如，笔者采访吕村年画传承人张同杰时，张师傅说过“后庄头绳割(念ga)的，南李纸扎的，吕村纸画的，城子埠做鞭的”，而目前只有吕村年画还依然活态传承，其它村落的标志性文化早已消失。这里地点对非遗记忆遗忘的阻碍裨益不大。其二，莱州人一说到麻渠村，首先会回忆那是制作大糖的地方，说到吕村就是年画，说到沙河镇就是草辫发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地点在某些非遗记忆维系上只能“锦上添花”却做不到“雪中送炭”。 即使这样，作为记住非遗的记忆核心要点———地点———用来从非遗记忆的地点回到回忆地点这一步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它一定程度上充当着非遗记忆的防腐剂，内含着灵活意识的束缚。而且，有的非遗与地点记忆息息相关，甚至至关重要。譬如，以莱州市民间文学类非遗为例，文峰山传说、望儿山传说、优游山下乾隆帝传说、卧牛石传说、神仙洞传说等。此时流动的记忆在此地表现出深厚的“恋地情结”，优于文本等一系列固化的储藏方式，贮藏记忆的特定地点成为非遗记忆最好的保鲜剂，稍纵即逝的语言的恒久保险单。地点记忆在记住非遗的强弱性来自于非遗本身的强弱性。非遗的“内在体验越是薄弱，它就越是需要外部支撑和存在的有形标志物，这一存在唯有通过这些标志物才能继续”。民间文学最初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而语言记忆仅凭个人的记忆力，本身就易出现混乱与遗忘的现象。这时，地点就充当了一个逝去的、脆弱的过去不容置疑的见证。地点记忆在文峰山、望儿山等抑或是感激的地点，抑或是崇敬的地点，发挥着独特的回忆功能。这种记忆术把一份扎根于特定地点的遗产重新从记忆的后台搬上舞台，通过对这方领土的执着思索、谈论与书写等方式，完成一系列追念性演出，呈现出此地沉淀着的精神、理智与情趣，重燃沉寂着的文明与思想，整理层叠着的过往与历史，为文峰山、望儿山等地注入一份特殊的价值，暗示着它的古老与意义，使其升值。对这些地点，甚至附会些标志性人物(如乾隆帝在优游山的传说，赵匡胤在莱州的传说等)的回忆，亦是把光辉的主题限定于土地这种独一无二的形象中，心境随着土地的深刻而深刻，非遗记忆走出不明确的地带，成就一个明确而鲜明的形象，由此引发人们对其地点的“深度体验”，强化了地方性认同，利于保护与传承非遗。 再说物体。民众的恋地情结里蕴含着与物质界的亲密关系，他们依赖于物质，同时也蕴含着物体本身作为记忆与永续希望的一种存在方式。人总是被或日常或具有更多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这些物物化了诸如实用性、美观性与舒适性的地方性知识。它们反映着人自身，让他回忆起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知识体系等。于是，物体的记忆总是充当了迅速而决定性的流逝意识与对当下确切意义的焦虑的结合物。尤其是非遗中包含的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对它的记忆有形形色色的表现物，以最微不足道的遗迹、最细微的见证物，到最宏大、崇高的物体，从最庄严的到最简陋的皆而有之，赋予它潜在记忆性的荣誉。 这里以莱州市县级非遗平里店镇麻渠村大糖为例，说明物体的记忆对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作用。麻渠大糖是传统的糖果，出现于四五百年前，是麻渠人冬闲时节主要的生活来源，更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记忆。麻渠大糖口感酥软松脆，麦芽糖的醇香和芝麻粒的油香混合在一起，风味独特。麻渠大糖制作前后需要备料、发芽、研磨、搅拌、过滤、煮沸、沉淀、熬制、烫板、捧头、拔糖、搓挺、上气、上芝麻、拉盘子、撑圆、凉糖等十几道工序，每天从早上三点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左右，每人各守一摊，各负其责。 如此多的工序，如此长的制作时间，自然少不了繁多的工具。而这些工具，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面临着被迫更替。其一，麻渠大糖属于行商，早年间走街串巷，离不开叫卖张罗。最初是锣鼓，随着发展演变成了方言味道的吆喝声“大糖、大糖，麻渠大糖，又脆又甜，真香真好吃”。科技的进步，吆喝声录入了电音喇叭，循环播放，而如今城市文明建设的需要，麻渠大糖兜售时不能吆喝，只能噤声。其二，所有由松木、杨木材质制成的器皿皆要换成2.0mm晶钢材质的器皿，据多位制糖师傅反映，这种替换先不说制糖师傅能不能胜任，单单对大糖的精华———口味就是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材料的变更，带来火候的难以掌控，以及在熬制过程失去了原有木香的沁入，很难做出原有味道的大糖。其三，熬糖稀工具也变了，过去作头和二把刀(一种称谓，相当于糖坊主与副糖坊主)领着大家集体用木锨搅拌、翻转进行煎熬，如今木锨替换为电动搅拌机，这种替换是熟人社会的热火朝天替换为一位师傅依偎在机器旁落寞的独守。其四，燃烧材料因为林业局的介入，由最初的松木变成煤炭。而最近环境保护部门又提倡所有煤炭统一变成环保煤炭，不仅仅提高成本，而且火候难以掌握，这些都慢慢消解着本已风雨飘扬的麻渠大糖。除此之外，还有交通工具，碾磨工具、大糖本身等的替换。这些替换确实有些是为了非遗更好传承做出的改进，也取得一定的效果。而有的改良就是“新形势，旧传统”的大环境下，一种新的必然优于旧的思维对非遗进行的臆断。这才会出现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一些现代化、机械化的工具替代了传统的工具，反而传承效果大不如以前的现象。 从表层上看，流水线的批量作业、标准化的配置与冷冰冰的技术锻造出的等价事物替代了麻渠大糖的原始老物件。从记忆维度上看，无形中强化了传统衰微的潜意识，消解着制糖师傅对其手艺的情感，蚕食了物件背后的象征性。这种替换隔离了传承人与麻渠大糖十分脆弱、难以感知和描述的传统文化记忆的联系，切断了传承人与那些已经凋谢的镜像之间无法根除的切身眷恋感。而最终这种替代与切断会带走它所镶嵌于物体的麻渠大糖的记忆。由点及面，这里不仅指涉于麻渠大糖，在所有非遗的传统物体中，它们的印痕可能来自于那些令人敬畏的遥远的故事，它们的形制可能是祖先民间智慧适应自然的观念。每当传承人进行实践、表演、交流时，这些与传承人并置于一起的老物件会在回忆的力量下重新化成保护与传承非遗的注解。段义孚先生曾说过“某个人所拥有的物品是他人格的延伸，贬低了那些附属物的价值就等于削减了他的人生价值”。各种保护与传承口号与政策不断推行，基于合情合理合法的维度下进行改善、限制与替换，实则是改善、限制与替换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依恋的记忆。传承人所持有的物体，那些已经有了情感，有了意义的物体，就像一本古老家谱，里面有传承人的父亲、祖父与兄弟姐妹。如若不去保留这些传承人的物体，意识到记忆对传承人的重要性，保护与传承的口号越响，践行越多，反而愈发加剧传承人无能为力的悲鸣度，愈发营造传承人当下举目无“亲”的落寞感。这也就是制糖师傅孙聪彬为何说出这番感叹的原因，“就这么回事吧，爱吃赶紧吃把，这些老把式(伙计)干不动了，这些老家什儿(物件)都换了，三两年说不定麻渠大糖就真成了个念想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麻渠二村的孙师傅还说‘你真乐观，照着这也不要用，那也不敢使(的形势)，说不定明儿就没了’。唉！就是这么个形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