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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是民族团结建设必须思考的时代背景，现代化创造了各民族快速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但现代性内在的断裂特性也为跨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带来了新挑战：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缺失阻碍着跨民族交往，而现代性断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缺失；跨民族交往的双方由于陌生人的设定，容易高估风险；传统的社会调控机制不再有效，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亟需各民族共同合作应对。为巩固民族团结，需要从策略信任和道德主义信任两个方面建构族际信任，前者的建构路径包括：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增大利益回报；通过对族际失信行为的制度约束降低可能的损失；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信息改善提高可靠性评估。后者的建构路径包括：以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共产主义的共同价值信仰塑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中坚定信念。 【关键词】民族团结；族际信任；现代性断裂；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肖灵，男（土家族），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团结与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ZDA15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民族工作必须放到民族地区现代化这一重大背景之中。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新疆视察时指出“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特点，对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到民族团结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民族团结作为发展进步的基石，也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搞好民族团结，既要坚持我们的基本主张和过去正确的做法，也要在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中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我国的现代化转型加快，对外我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予以新的应对。民族团结的巩固必须面向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时代总任务，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借鉴现代化研究中对现代性断裂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团结构建的认识，从理论逻辑层面探索应对相关问题的理论工具，服务民族工作实践，服务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任务。 一、“现代性断裂”对民族团结的新挑战 当今中国，最深刻的变革就是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后全方位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重要经典著作中对现代化的过程作了系统和科学的批判性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之一，现代化分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选题，产生诸多理论成果。谢立中在考察众多理论观点之后，对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等几个概念作出了辨析，指出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其现代性的概念则认可吉登斯的界定，指的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持续扩散到全球产生着广泛影响，现代性由于变化速度极快，变迁范围极广，以及现代制度固有的特殊性，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以往变化的断裂特征。前述分析揭示出现代性存在一种断裂特性，体现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具有一种极大差异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极其迅速、范围极广，在极短的时间、极广的范围实现一种剧烈的转变，身处这一过程中的个人与群体无不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感、断裂感。现代社会的结构远比传统社会复杂，人们开始普遍面临信息缺失的困境，熟人社会逐渐变成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社会调节机制开始失灵，快速发展的风险显著增加，而人们共同行动的可能在降低，风险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法国社会学家马尔图切利指出，“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是寻求一种不安的答案”。实现现代性意味着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但现代化的过程却不得不面对现代性断裂的诸多问题，我们渴望现代性，也必须应对现代性断裂的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享受先进技术、先进制度的便利与进步，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急剧变化的阵痛，这是现代化转型的固有特性。思考民族团结问题不能忽略国家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更要认识到现代化过程对于民族团结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与影响。 （一）日益增强的复杂性加剧了跨民族交往中的信息缺失。 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社会角色、功能、职业等构成部分的不断分化和专门化。涂尔干将分工视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他指出，工业发展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沟通和传播手段的改进，实现了社会密度的稳定增加，而一个社会包含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间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密切，社会容量也就相应增加；社会的扩大和密集，推动着社会分工不断进步，分工的结果是导致了社会的多样性增加，专门化程度提高，建立在结构差异化之上的有机团结取代了过去结构同质化的机械团结。经济层面的分工发展，推动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复杂化，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人们的信息储备永远显得不够充足，基于完整信息的完全理性决策显得困难重重。 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因社会复杂性的增加面临着更多的压力。由于自身发展基础的相对薄弱，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面临更大压力，当其他地区卷入快速现代化的大潮时，彼此的发展水平差异叠加文化差异被交往双方显著地感知到。现代化树立起来的复杂社会体系，叠加上各自的文化认识差异，使得跨民族交往难以获取支持理性选择的全部信息。人们在选择一段跨民族关系时，如何根据十分有限的信息作出选择，这是现代化对民族团结提出的新问题，我们必须抛弃过于理想化的理性人假设，避免基于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从而对于复杂的社会作出简化的认知。 （二）陌生人社会导致跨民族交往的传统社会调控机制失效。 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由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乡土社会安土重迁，人口流动性差，易于形成稳定的传统，在熟人社会舆论的监督下，人们服膺于传统的约束，形成一种礼治的秩序。传统社会里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共同维系着熟人之间关系的稳定，且社会控制力强，无论是汉族社区还是少数民族社区，在过去都由某种传统维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而这种传统的秩序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被重塑。 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加，城乡之间流动，东西部之间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群众都面临着大量的陌生人，原来各自依靠的群体内部的传统不再行之有效，陌生人的匿名性鼓动着行动者的投机行为。群体之间与群体内部都急需一种新的方法来稳定群体秩序。市场经济的扩张是现代化的基本方面，市场经济内在的逐利性，鼓励行动者将自利性作为重要的行为准则，而在跨民族交往中，由于各民族对于市场经济规则和价值取向的接受程度不同，跨民族交往的约束机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一旦自利性主导了跨民族交往，利益导向的冲突将冲击跨民族交往的持续性。在陌生人代替熟人的现代社会，必须承认，仅仅依靠过去的传统无法满足当下的秩序需求，跨民族关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调节手段。 （三）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迫切需求各民族的共同合作。 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断裂性内在的结构张力，给了人们一种不确定感，滋生出一种特有的风险意识，乌尔里希·贝克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诠释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他认为现代性在早期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再源自人类社会以外的力量，而是与人类发展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时对利弊效用的权衡和决策密切相关。以核危机、生态危机为代表，现代社会潜伏的风险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具有不可抗拒的威胁，这种风险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清晰的界限，成为一种全球性绵延的存在，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特征。基于风险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性的判断，吉登斯看到了风险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渗入。他强调风险社会已经作为制度化的环境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个体已经普遍地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即使有专家系统可以利用，但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不安的风险环境。 风险社会是现代化过程的突出特点，人类的知识在不断膨胀，但科学快速进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同步增加，人们处理技术进步的基本价值没有取得共识，管理技术还没有跟上，决策难免会失误，而这种失误常常是集体不负责。民族的自身发展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协调都必须面对风险社会的考验，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无法在哪一个民族的努力下去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在风险意识下过度追求自身安全，不仅无法解决问题，更容易陷入相互指责的困境。合理应对风险社会，是民族谋求自身发展、民族之间和谐稳定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族际信任弥补信息缺失及应对现代性断裂的功能价值 如前所述，现代性给民族团结带来了诸多挑战，这都根植于现代性的固有属性，其突出的症结是高速发展、快速流动造成了信息缺失。我们的信息总量虽然在增长，但是面临具体问题、具体个体时却经常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持完全的理性选择：社会系统日益复杂，我们无法完整了解社会系统；陌生人站在面前，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掌握他的基本信息，难以作出好坏的判断；各样技术在进步，我们却不知道技术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何种问题，我们是否足以应对这些问题。信息缺失下，我们难以作出理性判断，才会出现复杂性面前的茫然无措，面对陌生人时的诸多疑虑，对不可控制的风险的担忧。如何应对这种困境，理想的方案似乎是增加信息供给，解决信息缺失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来，这一点很难做到。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新信息，但同时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知识的范围越广，未知的领域就越多，信任是应对信息缺失更务实的选择。 郑也夫在综合齐美尔、卢曼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信任是在缺乏足够客观依据、承诺与兑现时间不对称、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他人或周围秩序作出肯定性判断，如果能够作出信任判断，那么复杂性的问题就被简化认知的方式解决了。卢曼提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有效形式，信任使得人们在一个超级复杂的世界中，必须在没有充分知识把握的情况下行动并主动地使自己卷入其中。吉登斯则进一步提出，在充满不确定和多重选择的情况下，信任是建立“保护壳”的最基本要素，而这种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互动中护卫着“自我”，信任与维护社会系统稳定的抽象系统有着密切关系。在跨民族交往过程中，如果能够基于有限信息，在族际之间作出信任判断，并基于信任开展积极的社会互动，我们就有可能以此弥补信息缺失应对现代性断裂。 族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将充分调动各种有利资源，在族际交往中发挥新的作用，可以预期族际信任将是实现多方共赢的务实选择，对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团结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一）通过族际信任积累兼容性社会资本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现代性内生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他人难以作出基于充足信息的理性判断，族际信任通过兼容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在人与人之间构建新的纽带，支持跨族际交往。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利用社会资本概念考察了意大利和美国的社会变迁，突出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他界定社会资本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任的规范。在他看来，社会网络、互惠、信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时候付出与回报存在时间差，只有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警戒心、降低交易成本，互惠的规范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社会网络才有可能得以维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信任往往带来高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丰富能使个体和群体同时受益。 族际之间能够相互信任，无疑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积累起丰富的社会资本，使各民族获益。同时，帕特南区分出来的兼容性社会资本概念和排他性社会资本概念也有启发意义，排他性社会资本指的是利用民族等身份特征，为本群体成员提供支持，强调小团体内部的团结；而兼容性社会资本则包容多个群体成员，产生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帕特南认为排他性的社会资本虽然也有支持群体成员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容易产生敌视外界的负面效用，相对而言兼容性社会资本能够调动更多群体的资源，实现更大范围的互惠，因而更加可取。从这个意义出发，族际信任是一种典型的兼容性社会资本建设路径，鼓励各民族之间相互信任，更好地调动各民族的积极性，让各民族的发展都获得更广泛社会资本的支持，相对于单一民族的自我团结，其社会资本积累渠道更广，又避免了出现我族中心主义的弊端，在更大范围实现民族互惠。 （二）通过消解刻板印象降低跨民族交往中的陌生人风险。 跨民族交往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对彼此的行为作出充分地理解。个体在民族间交往时，特别是在交往初期，更多地是依靠个体的接触经验，甚至是别人介绍的间接经验，这种经验存在片面性，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所谓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于某个社会群体或者事物形成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并根据这种看法判断这个事物和群体，忽视个体差异，并对于个体的后续信息加工产生影响。而其形成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是个体经验的过度概括，直接将自己接触的部分人特点加以概括化和固定化，二是基于间接资料形成，即通过他人的介绍或大众传播媒介的描述而获得。 刻板印象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原因还是人们缺乏足够的族际信任，由于害怕自身利益受损，采取一种过度的警戒心。在高度警惕的前提下，一旦个体遭遇了文化冲突，就容易将其无限放大，将个体之间的误解放大成对某个民族整体的刻板印象，即使那些道听途说的间接材料，也常常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予以接受。要实现跨民族的稳定交往，必须加强族际信任的建设，一方面用信任来作为交往的润滑剂，避免简单给群体贴标签的做法，另一方面用我们自己真实接触的民族个体认知重建关于他所代表的群体的认知，用个体积极经验的积累建构积极的他群印象，这样刻板印象才会消解，跨民族交往与民族团结才有坚实基础。 （三）通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共同合作应对问题的基础。 现代性的风险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点是缺乏共同行动，要破解这一问题，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建构共同体，采取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不仅对于参与者有利，而且信任在共同体形成方面有诸多帮助：第一，信任有利于丰富人际网络，扩大互动范围；第二，信任有利于沟通，避免集体误解；第三，信任鼓励对差异性的接受和宽容；第四，信任有利于加强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塑造认同；第五，信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从这个一般规律出发，只要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巩固族际信任，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将更加巩固。 当下中国建设族际信任，则又有自己的时代意义。受制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基础条件问题，邓小平提出第一步让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发展战略，实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正确的决策。目前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已经实现，当下的任务是中西部的协同发展，共同富裕问题。要实现共同富裕，既包括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包括少数民族到发达地区实现自我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族际信任，可以预期，族际信任会在协同发展中更加巩固，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过程中，族际信任将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得各民族更加坚固地凝聚成命运共同体。族际信任通过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动力，在共同团结奋斗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