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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进族际信任建构的理论路径 面临现代性的固有问题，需要建立族际信任，如何建立族际信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吉登斯这样界定信任：“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郑也夫提出信任具有三大性质：“第一，时间差与不对称性，行动与承诺的兑现之间存在时间差；第二，是不确定性；第三是没有足够的客观依据，信任更多是基于主观倾向。”从定义和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信任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的主观认定，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冒险。人们基于什么理由去冒险，怎样的冒险能够被未来证明其正确性？尤斯拉纳分析了两种支持信任的路径，一种是策略信任，一种是道德主义信任。策略信任是从信息和经验出发，基于利害得失的权衡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一种基于具体目的有选择的信任他人，可以说是“Ａ相信Ｂ做Ｘ事”；道德主义信任从一种乐观主义出发，是对他人良好愿望的信仰，其基础是一种理想的价值而非经验，是普遍的信任他人，可以说是“Ａ信任”。虽然尤斯拉纳本人更加倾向于道德主义信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两种信任都有其适用面，都是建构信任的有效途径，在思考族际信任时，我们应该是两者兼用。 （一）构建互惠互利的策略信任。 策略性的信任，说到底是一种理性人假设，认为信任就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对此哈丁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我信任你，是因为我的利益中含有你的利益，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履行对我的承诺。”信任双方的利益嵌套促成了信任。作为理性选择学说的代表人物，科尔曼则对信任的理性选择作出了更加细化的过程说明。他将建立信任看作一种理性判断的过程，看重的是一种得失的权衡。科尔曼对于这个决策过程给予了详细分析，并且形成了以下公式： Ｐ＝获得成功的概率（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 Ｌ＝可能的损失（如果受托人靠不住） Ｇ＝可能的收获（如果受托人可靠）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信任对方带来的利益越大，对方不可靠带来的损失越小；对方可靠性越高，给予对方信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三个信息里最难获知的是Ｐ，人在建立亲密关系时，也往往花更多的时间来确认这种可靠性，在信息不足情况下，通常人的选择是低估一个人可靠性。从这一理论模型出发，我们在建立民族间信任关系时具体操作主要有三点：一是增大利益回报，二是降低可能的损失，三是提高可靠性评估。 1．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增大利益回报。在中国，民族间的互利共生关系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种客观事实。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统一的地理单元里，保持着多元文化频繁交往的一体性关系，加之在文化意识领域较早地树立起大一统观念，使得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都极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多元一体的关系，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优势发挥得更加突出，各民族作为国家主人都认识到了民族团结有利于各自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富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使得各民族互利共生关系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为建立跨民族信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民族在个体生活层面对于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感知。在人口高速流动的当下，不同民族的个体交往日益增多，只有保证个体层面的跨民族交往稳定有序，各民族才有可能从个体经验出发认可民族团结，巩固族际信任，为此我们需要从各民族互嵌式工作和生活空间建设、跨文化交往能力、交往纠纷协调等多个方面着手，让各民族从个体交往上感知跨民族交往的互利性。 2．通过对族际失信行为的制度约束降低可能的损失。由于信息的不足，某些人受短期利益驱动容易出现投机行为，破坏原有的信任关系。如果这种投机行为得不到遏制，任其发展，那么从自我保护的动机出发，人们都将放弃信任，整个社会就有可能滑向失信的深渊。要保护信任关系，建立针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十分必要。当前我国依靠市场机制和法治机制的建设，对于失信者和失信行为的防范与处罚作用已经日益彰显，坚持依法治国和完善市场机制，未来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从社会总体的角度降低失信行为的发生概率。在这种社会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上，跨民族交往也将享受到法治制度的保护，大家可以降低对于失信行为的概率评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团结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法治思维，避免民族问题泛化倾向，时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尺度，每个民族的公民都平等地接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性的确立，将有利于各民族在交往中的多方利益保护，稳定大家的行为预期，使得跨民族交往能够依托法律规制实现有序公平，让大家建立起对于跨民族交往的信心。 3．通过跨民族交往的信息改善提高可靠性评估。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跨民族交往之所以充满困难，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家将其他民族视为陌生人，缺乏起码的了解，无法作出判断。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的信息满足是不可能的，但跨民族交往的信息改善却是可以努力的方向。跨民族信息沟通的改善主要是存在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首先，群体层面的信息沟通问题，国家应该通过政府、教育、媒体等多种渠道普及民族知识。当前民族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在民族地区针对少数民族来进行，非民族地区的群众了解很少，而跨民族交往客观增加的大背景下，很多非民族地区的群众有了解民族知识的基本需求，但只能通过一些自发渠道学习，这种情况下时常出现一些错误认识。为此，建议以国民教育为基本渠道普及民族知识，以社区为补充渠道引导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其次，个体层面的信息沟通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公民有些基本的行为信息可以为有关部门和行为相关方所掌握，这将为公民的社会互动提供信息基础，当前可以从商业纠纷记录、交通违规记录、逃税漏税记录等负面信息清单建设入手，使得公民在涉及重大利益的交往决策时，能够有基本的信息保障，避免个体利益受损，这种负面信息清单的建设也会为制约失信行为提供保障。 （二）构建价值认同的道德主义信任。 对比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策略性信任，尤斯拉纳给予道德主义信任更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道德主义信任最重要的基础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作为一种坚定的价值判断，比基于有限信息的计算更具有稳定性，更容易从基本价值出发稳固地坚持下去。策略性信任从经验和知识出发选择信任，那么内群体显然要比外群体提供了更多的信任基础，所以策略性信任容易呈现一种内群偏好，专注于帕特南所说的排他性社会资本，而道德主义信任的乐观主义对群体内外都呈现一种积极看法，更具有包容性、拓展性。道德主义信任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判断，不是简单地在一人一事上去判断，而是对世界作出积极的肯定，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容易激发出一种积极的态度，而策略性信任往往过于依赖知识和经验，有保留地去信任。尤斯拉纳的这种分析对于思考民族团结极具启发意义，提醒我们完全从所谓理性选择和从利益角度出发，尚不足以构建稳定和发展的民族团结。如果能够构建民族之间的道德主义信任，那么我们的民族团结才能说是真的入脑入心。尤斯拉纳认为乐观主义、平等、共同价值信仰是构建道德主义信任的基石，这也是我们建设民族之间道德主义信任的有效路径。 1．以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尤斯拉纳认为，当人们具有平等社会地位时，他们就感到易于相处，而且更容易相信陌生人，更容易形成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对各种合作力量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经验研究也证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信任度也会衰落，而平等主义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对于民族平等的强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我们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政策实践中，我们发现民族平等政策实践不仅保证了各民族的发展权益，受到各民族的欢迎和认同，也在客观上加大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坚持民族平等，让我们的民族团结更稳固，各民族的关系协同就具有了扎实基础。 2．以共产主义的共同价值信仰塑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尤斯拉纳的分析中，他认为是宗教信仰决定了信任的水平，那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信仰离不开宗教，绝大多数公民都归属于某一个宗教。在中国分析这个问题时，应该看到共同价值信仰更多地是基于大家普遍认可的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现实成就有目共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通过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过程为各民族自觉地接受。从思想内核上看，我国的共同价值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成果，本身就具有一种科学的内涵和方法，能够对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作出更加科学的判断，特别在指导个体处理民族关系时，更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资源。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公民中较高的普及和接受程度，我国公民在思想领域分歧少，共识多，易于在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判断上达成共识，这为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打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容易形成统一的道德共同体，有利于建构族际信任。未来我们要继续大力做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特别是抓住“五个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这样一来，我国的各族群众就能够拥有一个更加科学和体系化的共同价值信仰。 3．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中坚定信念，更加乐观。尤斯拉纳提出乐观主义有四个要素：认为未来比过去好，相信可以控制自己的环境，个人有幸福感，社群有支持作用。仔细分析这四个要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里其实都已经包含。对于人的幸福和人类共同体的关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里，对于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不仅有充分的自信，而且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支持，也有着切实可行的步骤。可以说，只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日益强盛和发展轨迹，有力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可以让各民族建立起对科学社会主义坚定的信仰，这也就巩固了一种乐观主义。当下，我们要建设族际信任，形成乐观主义的判断，大的方向就是继续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各族群众的共同理想信念，要让各民族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事业。具体着力点方面，一是让各族群众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二是让各族群众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本民族发展的紧密联系的认识。 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是民族团结建设必须思考的时代背景，现代化创造了各民族快速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但现代性内在的断裂特性也为跨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带来了新问题，高速发展、快速流动造成了信息缺失，阻碍着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入。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的情况下，族际信任鼓励人们基于有限信息，作出信任判断，开展积极的社会互动，这既是积极的开始，也为风险的化解提供了一种保障。理性人假设上的策略信任建构，乐观主义之上的道德主义信任建构为族际信任建构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未来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景建立更加微观的操作策略。族际信任为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思考民族团结提供了分析路径，日后更多的经验研究，将借由这一中层概念形成更加丰富和体系化的理论阐释，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团结的工作实践。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