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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时代西北边疆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地缘政治是将各国利益放在一个局部或国际关系背景中考虑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与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场域。这是技术变量对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构。正如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所言，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的地理学，边疆在不同空间维度中，面临着差异性的地缘政治挑战。经济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也使置身于地缘空间、地缘经济和地缘信息等多维场域中的我国西北地区，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是地缘经济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舞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经济建设代替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各国政府首要的执政目标，我国由此迎来了近三十年的稳定发展机遇期。对于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新疆来说，地缘政治变迁的后果直接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影响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政策扶持为依托，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迎来了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实现较大提高。但以西部省份为代表的内陆地区，在国有经济从总产值到就业人数大规模下降的同时，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脆弱等不利条件。2017年的《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发展报告》显示，全国4大区域中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省域财政金融、知识经济、发展环境、发展水平、政府作用、统筹协调等各项指标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体现在新疆内部的南北差距上，现阶段新疆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仍以垄断性行业的国企为主，产业工人主体多分布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疆地区。从少数民族人口占94%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克州)2010年的数据看，GDP占全疆的比重从1978年的17．89%，下降到2010年的9．24%。在人均生产总值方面，2010年全疆人均为25057元，克州、喀什、和田三地分别为7202元、8748元和5181元，南疆地区的脱贫压力依然严峻。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新疆承担了重要的走廊贸易功能，边境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常年占据50%以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以国家主导的能源项目为主，表现为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进口原材料通过新疆运往其他省份，而内地私营企业则将具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优势的商品通过新疆运往海外。但中国商品相对于俄罗斯及中亚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优势并非新疆本地的经贸优势，受技术、人口、资源等客观条件制约，新疆无法过多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这也导致新疆本地产业和商品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贸活动中参与度较低。欧债危机及近年西方对俄制裁，造成中亚各国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汇率不稳使中国—中亚货币合作协议存在诸多风险，难以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同时，中亚地区较低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增添了新疆口岸经济的贸易壁垒，具体表现在海关管理规范性较差、进出口管制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诸如《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跨境管理指标、《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跨境管理指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等多个国家研究报告显示，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数据得分普遍较低。 二是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影响着中亚地区的稳定。从类型划分上看，中亚地区多为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即同时源于国内和国外，特别是源起于边疆跨境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的安全威胁。而“三股势力”则是影响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传统上新疆的“三股势力”与中亚极端组织在人员和资金、意识形态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从内部环境来看，中亚各国在独立之初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寡头经济，政治腐败以及社会配套不成熟，激化了各国排外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势头。各国的民族国家化进程伴随着伊斯兰教传统的大规模复兴，政治伊斯兰不同程度地融入到各国政治生态中。在多国合作严厉打击之下，由境外“东突”向新疆渗透的暴恐活动在近年有所减少，但信息技术的普及进步也使网络空间成为分裂分子向国内传播激进思想的土壤。在新疆公安机关侦破的多起暴恐案件中，以非法地下讲经班的形式学习收看暴恐音视频成为暴恐事件滋生的重要途径。此外“伊吉拉特”、“伊扎布特”等圣战性质的极端组织具有跨区域、组织严密、煽动能力强等特点，通过境内外势力相互勾结外偷渡人员，并趁机回流作案，网络信息是他们重要的宣传渠道。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区域战略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囊括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涵盖数个地缘政治区、沿线国家众多。中亚地区作为地缘政治版块的交界地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地区大国、域外大国的地缘战略也往往交汇于此。俄罗斯在中亚有着广泛的优势地位和影响，传统上这里是欧亚战略辖区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俄先后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条约和欧亚经济联盟来稳固自身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存在。近年来中亚国家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和国内动荡，俄罗斯均积极介入，扮演着秩序维护者和冲突调停人的角色。“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反恐战争第一次在中亚确立了军事存在，作为其中东战略和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方面要保卫其在阿富汗的胜利果实，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在价值观上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从新丝绸之路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地区战略因政党轮替出现调整，但其谋求平衡中俄地缘政治优势，途径阿富汗打通中亚与印度贸易通道的愿望一直没有改变。印度作为南亚的主导国家，一直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同时在涉藏问题上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切身利益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亚太领导力相对下降和对华战略互信的考量，印度也提出了自己的地缘战略，如“季风计划”、“香料之路计划”和“向北看计划”，通过向西向北进入欧亚大陆内部，实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利用其在历史、宗教、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着力提高自身在中亚突厥语国家中的影响力。正义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开始出现务实的调整。2008年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参照欧盟框架组建旨在加强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方面协调合作的突厥议会成立。能源合作和文化交流是当前土开展中亚外交的主要方向。 从西部大开放战略到向西开放，再到“一带一路”倡议，新疆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定位逐步提高。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习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期望。新疆的区域枢纽作用，已在中国连通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交通运输、油气管道、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得到体现。同时，新疆也急需面对发展不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国际政治背景下地缘战略挑战等多方问题。这些挑战能否充分应对，关系到我国西北边疆治理的成效。 三、西北边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路径分析 我国边疆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一定时期内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带来的阶段性后果。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地缘信息领域的扩展，决定了边疆治理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等西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边疆治理的社会基础要素发生了变化，涉及到文化、权力、组织、制度和主体等多个维度。整合国家战略需要和边疆自身建设，充分协调各方利益，是当前我国边疆治理的现实情境。西北边疆治理需要从理念到实践，构建一套适应新时代的框架体系。 (一)完善上合组织机制，构建安全发展利益共同体 稳定的地缘政治体系需要身处权力中心的大国在相互尊重彼此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带头达成各项共识。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大国间的安全困境限制了跨区域合作的开展，有效的协调机制将起到促进地区合作，实现地缘政治体系安全稳定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区性贸易协定的跨区域整合作用已经显现，对参与其中的各国来说，互补的经济利益是推动合作前提。对我国西部的地缘政治环境来说，以中亚为核心区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现阶段维护地区稳定的主要框架，作为多边国际制度和跨区域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组织成立另一宗旨的经济合作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地区发展更多涉及经济领域的表现，各大国所倡导的发展战略在中亚虽有交集，却因各自利益侧重的差别始终保持着距离。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南扩为挖掘经济领域合作潜力，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印度、巴基斯坦等利益相关国家的加入，将发挥组织促进大国战略对接的平台作用。中国可借助上合组织框架优势，结合边疆治理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沿线国家沟通协商，在区域合作中形成相对规范的行为准则和责任共识。一个跨区域的安全、发展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为新疆提供一个政治友好的地区环境。 (二)维护信息边疆安全，严厉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网络边疆安全对新疆工作来说意义重大，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两股联系愈发密切的势力:一是境外“东突”势力。二是以“基地”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势力。“东突”组织与伊斯兰国等国际极端势力虽没有形成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叙利亚及阿富汗的混乱局势为恐怖分子跨区域活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如今网络反恐已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领域，恐怖组织利用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筹集资金、招募人员、策划袭击，并通过网络资源培训独狼式恐怖分子。网络恐怖主义是各国的危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的《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议》和《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在成员国间达成了反对将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用于危害成员国安全的目的和防止利用互联网宣传三股势力思想等一致立场。在深化网络公共治理国际合作的同时，我国仍需不断加强自身网络边疆的建设。净化网络空间，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既需要堵住三股势力思想流入新疆的通路，也要引导大众舆论向包容进步的方向发展。网信工作是新疆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内容，自治区政府多次强调要响应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网信工作的部署，在组织、队伍、技术、装备、能力、阵地、产业等七个方面加强网信工作建设。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需要强大的网上舆论支持、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和有力的信息化支撑。只有在网络空间打掉三股势力的最后阵地，暴恐传播的土壤才能彻底根除。 (三)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为区域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为地区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是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是世界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期待。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向西开放的主要合作区域，西部边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区域合作的空间场域，因自身区位优势在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中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新疆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战略的桥头堡，在国家战略推动和政策扶持下已具备多方面的跨区域合作条件。交通运输方面，东起连云港的新欧亚大陆桥和连通重庆、新疆直达欧洲的渝新欧铁路陆续完工，中巴瓜达尔港至喀什的经济走廊项目也在稳步落实，该项目完工后新疆与中亚南亚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将迈上新台阶。文化交流方面，新疆积极发挥本地人文优势，疆内高校参与创办的中亚孔子学院达到7所，在吸收中亚地区学生来华深造的同时，有力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在医疗、金融等中亚各国相对薄弱的领域，新疆近年来也加大了战略部署规划，通过发挥软实力优势提升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口岸贸易在中国与中亚经贸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中亚、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还需加强新疆与中亚国家海关系统的合作，实现政策沟通协调，提升口岸通关效率，营造安全便利的贸易环境。 (四)创新发展理念，实现各发展主体共建共享 “共享发展”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层面表现为平等互利的价值追求。“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跨区域经贸整合，为有关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要避免留下转移过剩产能的直观印象，需通过把中国的发展与地区周边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政治互信和民间参与，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说明历史上广袤的中华大地非单一地域、单一语言、单一宗教所构成，也凸显出天下观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边疆社会多元化的认同存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情境。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勾连起沿线国家与中国，在不同文明、语言、宗教、经济生活间的广泛联系，构成了一个跨越区域的体系。多样性的边疆地区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的窗口，当“多元一体的中国”与“纷繁绚烂的人类社会”整合后，便形成了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边疆地区，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空间结构层次主体共建共享的壮阔图景。我国向西开放的发展理念和西部边疆的人文特征决定了新疆各族人民即是共享发展过程的参与方，也必将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受益方。 四、结语 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认为，世界由几大地缘战略辖区组成，辖区内在空间上依等级层次排列的地缘政治区构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对于并不均质化的地缘政治区，边界通常沿着物理、文化、宗教及政治裂纹形成，并随着政治中心之间权力重心的转变而改变。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具有民族、文化多样，地理政治环境复杂等特点，对身处反恐斗争一线的西部重镇新疆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发展机遇也是战略挑战。实践证明，在国际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国家确保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治疆思路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新疆与兄弟省份相比发展依旧落后的客观现实。用长时段历史的眼光观察边疆社会，发展与稳定依然是边疆治理的叙事逻辑。国家西北边疆的有效治理，必将要求新疆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克服非传统安全威胁、充分融入区域合作机制、不断提升自我发展潜力。这一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的伟大开拓，也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财富。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