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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作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他的民族思想在近代民族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历经了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的变化，但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时代命题，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具有显著的国家与民族同构性。孙中山民族思想包容性的增强，推动了国家与民族同构的中华民族观念传播，对近现代中华现代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思想；“五族共和”；“民族熔炉”；“民族自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A158） 作者简介：龙晓燕，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教授；薛昊，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孙中山是中华现代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对中华现代国家建设贡献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从近代多民族中国民族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最核心的就是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孙中山民族思想之起源与发展的梳理。学界普遍认为，孙中山民族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民族包容性不断扩大的特征，即从早期的“排满思想”，历经“五族共和”“民族熔炉”进而演变为更具包容性的平等、自治理论，或者说有着从“五族共和”到再造大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趋势。其二，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对不同时期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内涵进行解读和对比。黄顺力指出，孙中山与章太炎在早年的“排满革命”内涵上有着显著差异。黄兴涛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着眼，指出辛亥鼎革后，革命派从造反者到执政者的角色转换，是孙中山转而倡导“五族共和”主张的重要历史原因。此后孙中山所提之“民族熔炉”思想，并非是孙中山刻意强调汉族中心的同化，其要义在于促进民族之凝聚以抵御外来侵略和遏制民族分裂。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存在一定差异，但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始终是其民族思想演变的逻辑主线。基于上述主线探讨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孙中山民族思想对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中华现代国家的建立与“五族共和”思想 辛亥革命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时代命题，而究竟是建立单一汉族国家还是建立囊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内的大中华民族国家，是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面临的重要建国之路。在此时局下，孙中山基于自身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思索，以及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适时地阐发了“五族共和”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孙中山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独到认识，是辛亥革命后其转为赞同“五族共和”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部分革命党人曾对先前的“排满革命”主张作出激进化阐释，并基于狭隘的华夷观表明了希望建立汉族国家的诉求；但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的民族思想并不在于区分民族间的此疆彼界，而是致力于建立中华现代国家。延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始终是其民族思想的根本原则，“排满革命”只不过是孙中山用于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工具而已，故而当革命阵营中显露出激进的排满倾向后，孙中山及时予以澄清。他指出：“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们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假如我们去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残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一阐释表明，孙中山对“排满革命”的认识，即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清朝以建立新的中华现代国家。他强调并非灭尽满洲民族和绝无寻仇之理的主张亦表明，共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国原则的认可，希望所建立的中华现代国家，是囊括满族等各族在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后错综复杂的时局，则是孙中山致力于阐发“五族共和”思想的更为重要的时代因素。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在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上面临诸多的思想困扰和现实羁绊，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平衡现代政体革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就理论根源而言，现代民主共和政体的形成，与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密切相关，而其中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则为最主要的两类民族主义思想。具体就近现代中国社会而言，倡导单一民族制原则的西方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更为深远，其蕴含强烈排他性的一族一国模式，无疑对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厚历史传统形成了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其与狭隘的华夷民族观在排满革命中形成契合之后，其潜在的排他性、盲目性的政治冲动所带来的分裂趋向日趋显现，对民国初年中国的国家统一形成了严重威胁。 就更为严峻迫切的政治实践层面而言，由于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政府对边疆管控力度的不足和外国势力的干涉，狭隘排满思想的消极后果在民国初年的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暴露出来。在外蒙古，清末曾为加强边疆管控而推行新政，但由于局势错综复杂，导致“新政变成苛政，中央与地方间的利害冲突，开始转变成中蒙间的族群对立”。而这一矛盾又为俄国所利用，“于是，不满清朝新政的外蒙古王公，乃开始寻求俄国的援助……讨论对付中国之策”。辛亥革命爆发后，哲布尊丹巴等遂发动政变，宣布外蒙古“独立”。在西藏，自清末推行“治藏新政”后，达赖等西藏上层与清朝中央的关系即出现了重大裂痕，达赖甚至一度出逃印度。辛亥革命爆发后，达赖在英国支持下返回西藏，并在英国干涉下由北京国民政府、英国、西藏地方当局三方召开了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国试图以所谓“内外藏方案”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虽未能得逞，但终民国之世，西藏的民族分裂危机始终存在。 上述严峻的形势，促使社会舆论界的民族观发生转变。在民国肇始之时，倡导民族平等联合的“五族共和”民族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立宪派与革命派阵营均表现出对“五族共和”思想的赞同，各类宣传“五族共和”思想的报刊与社会团体风靡全国。而孙中山亦在上述背景下转为积极赞同“五族共和”的理念。“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显著增强了民族包容性，以“五族共和”的理念将边疆各民族凝聚到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旗帜下，为初创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建国路径。基于此，孙中山此后通过系列文告与政治实践，不断阐明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民族纲领。 孙中山在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即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在此后发布的系列文告中，孙中山进一步阐发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对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分。”在《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中，孙中山进一步对“五族共和”思想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作了阐述：“大总统孙文布告：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孙中山在关于国家与民族的系列表述中，一再谈及“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关系，足见孙中山对于建设统一多民族中华现代国家道路的高度认可。同时，孙中山亦从政治实践层面致力于调适满汉等各族间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以维护国家之统一。 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民族思想的倡导与系列政治实践，也得到边疆各民族的广泛支持。边疆各民族普遍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作为曾经的革命对象的清朝皇室，亦转变了对民国政府的看法，积极支持“五族共和”之论，“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一请孙中山，实作共合之国。”内蒙古喀喇沁亲王等亦明确表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九世班禅也对“五族共和”予以赞同：“九世班禅致函与会代表，真切地敦促各方‘尽释前嫌……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建设一个五族共助、财政富足、民生安乐的中国’。”足见在辛亥革命后，中华现代国家初创之际，“五族共和”思想为国内各民族所广泛认可。这一民族纲领，极大地消弭了潜藏的边疆民族分裂危机，在政体革新、暗流涌动的时代剧变下，维系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格局。 更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五族共和”思想的倡导与阐发，不仅缓解了当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危机，更对整个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就民族观而言，“五族共和”相比“排满革命”，显得更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是基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立场对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格局所作出的全新阐释。就思想的权威性和传播力度而言，“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由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发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当时传统华夷民族观的桎梏，对于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中华民国政府对“五族共和”民族思想作出定调和阐发后，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连带效应，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都开始广为宣传和倡导“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五族共和”民族思想与孙中山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命题紧密联系的“国、族同构性”特征，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中华现代国家建设发端的同时，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族”之意识形成的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 二、民族与国家关系视角下的“民族熔炉”思想 随着近代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亦有所发展。在民国初年提出“五族共和”思想之后，又提出了“民族熔炉”。就思想之要义来看，孙中山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调适国家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涉及到孙中山对建设统一多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深层次考量。 “民族熔炉”思想的提出，有众多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与孙中山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其一，遏制因外来侵略势力干涉而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孙中山对边疆民族地区潜藏的分裂危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曾对清末民初的边疆形势作了深刻剖析，直言：“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斯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故而倡导民族同化与凝聚，是孙中山认为遏制民族分裂的重要途径。 其二，消除民国初年的地方割据，以维护政治统一。尽管孙中山早期曾对建立联邦制国家抱有希望，甚至在1912年颁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指出：“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但辛亥革命后“地方权力大于中央的事实，使得孙中山逐渐放弃了联邦制，而回到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于地方忤逆中央而践踏约法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护法运动期间，曾致电国会：“更有不经会议，径电各省以征求意见之名，唤起不利国会之主张……更知不法武人，已以割据西南为志。”上述对地方实力派的谴责表明，孙中山此时在国家体制的选择上，转为倾向于中央集权制主张，而民族基础又关乎国家政体的选择。因此，“民族熔炉”思想的提出表明，孙中山试图以民族融合作为建设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之途径，实现民族与政治两个层面上的高度整合、凝聚与统一。这一理念，贯穿于其对“民族熔炉”思想之阐释的字里行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