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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191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说中，他曾指出，其民族主义的宗旨即消极之目的与积极之目的：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也。积极的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于“民族熔炉”思想的表述，显露出明显的“国、族同构”特征。就思想实质而言，孙中山强调通过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方式，凝聚中国各民族以成一中华民族的目的，在于以熔铸之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构筑中华现代国家的民族基础，即呈现出“国因族而立、族因国而存”的高度同构性。在随后的演讲中，作为国民党总理的孙中山又多次阐发了上述思想。他谈到：“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把欧洲许多民族结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与国家是一体两面的概念，表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熔炉”思想，实则是他的建国思想，而建国之根本途径在于对民族的整合与凝聚。 然而从深层次的理论根源而言，“民族熔炉”思想的主张，却显露出孙中山民族思想形成过程中，仍留存有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痕迹。可以说，“民族熔炉”思想是孙中山依据中国民族情况，对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改造与调和，在民族理论上形成了复合性的民族结构。第一，就民族层面的融合而言，孙中山以美利坚民族相比拟，更多地体现出公民民族主义的原则；既承认各民族的多元存在，亦承认在各族之上存在着统摄各族的上位民族概念。第二，就建国原则而言，孙中山强调以美国为范，融合各民族为一个大民族以建成伟大之国家的主张，则体现出对于文化民族主义一国一族建国原则的追求，故而“民族熔炉”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民族基础层面的法理依据。 三、国内外形势转变与“民族自决”思想 民国前期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民国政府与苏俄接触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得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开始结合自身丰富的政治实践，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更多地考虑民族多元的现实，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实现发展与繁荣，找寻国家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平衡，继而形成了以“平等、自决”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民族思想。这一思想，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下，正视国内民族多元的现实，明确了各族的平等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平等自决民族思想的出现，与时局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与苏俄的政治合作，直接推动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一，自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割据称雄的趋势日益显露，这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的政治构想渐行渐远。而边疆各民族亦处于地方实力派的专制控制之下。这样的情况，致使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一度抬头，甚至1921年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其二，鉴于国外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强大声浪，孙中山也认识到与苏俄合作对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应当指出的是，苏俄建国后，主动声明放弃沙俄时代在华侵略权益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从此其民族思想中开始萌发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倾向。而在此后与苏俄的不断接触中，苏俄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理论对孙中山产生了很大触动。他部分借鉴了苏俄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并结合自身对中国民族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提出了倡导平等自决的民族纲领，探索以“民族自决”为途径，实现各民族的发展与平等，平衡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 从理论根源上看，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是孙中山将自身革命实践与苏俄“民族自决”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孙中山结合中国民族与革命实践，从政治实践的视角赋予平等自决民族思想以新的内涵。在国内，他以民族平等为号召，将“民族自决”作为推动国内各民族摆脱北洋军阀统治的途径。在国际层面，“民族自决”成为号召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理论武器。随着与苏俄合作的深入，“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亦逐步趋于系统和完善。 在与苏俄代表越飞接触后，孙中山于1923年初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对民族思想作出了新的阐释。《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倡中国各民族间实现平等、自决的理念：“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由此，平等、自决的新民族主义思想初步提出。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更为系统地阐释了上述民族思想，形成了新三民主义中的新民族主义。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 （一）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踞，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可以说，这标志着孙中山以“平等、自决”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族思想正式形成。 孙中山所述之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在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原则下，正视了国内民族多元的现实。首先是孙中山对维护国家统一原则的坚守，这也是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政治底线。在1923年1月23日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签署的《联合宣言》中，孙中山重申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意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在《复苏联代表加拉罕电》中，孙中山指出：“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之平和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孙中山在关于建国问题的重要著作《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阐明了国民党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诉求：“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可见，追求国家统一的原则贯穿于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始终，可以认为这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一统”思想的延续。其次，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思想，实际上是对国内民族多元现实的承认，而对民族多元的承认，在当时来看则集中表现为鼓励各民族参与到国民革命中来，以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故民族自决在当时是指针对北洋军阀的“自决”。由此，各民族争取平等自决的斗争，亦成为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则明确鼓励边疆各民族积极参与国民革命。他谈到：“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孙中山对边疆民族处境的关切，表明他开始正视民族多元的现实，为谋求各民族的平等探索道路。 综上所述，孙中山晚年所提出之平等自决的民族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思想的解放，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孙中山在对平等自决民族思想的表述中，将实现民族平等自决与建立统一的国家相联系，致力于通过国民革命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可以说，在孙中山看来，国民革命胜利之日，既是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建立之日，也是中国民族实现平等自决之时。由此，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的张力，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现代国家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得以消弭，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现代国家的同时，亦作为国家主人而赢得了自身平等多元现实的承认。 结 语 从中国近代民族思想史的视角出发，梳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及其演变，可以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以及中华现代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其一，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始终与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时代命题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其民族思想就是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建国思想。其间，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演变与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国家政体更迭的时代巨变下，平衡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是其民族思想不断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梳理其民族思想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从“五族共和”再到“民族熔炉”与“平等自决”，每个阶段的民族思想都蕴含了孙中山对中华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思考。 其二，在探索中华现代国家建设时，孙中山始终将民族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其思想具有显著的“国、族同构性”特征，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根植于对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之上。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与建立的过程，亦是中华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二者具有一体两面的特性。故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对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国家与民族密不可分。因此维护统一的中华现代国家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正是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民族思想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