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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lipe Ariès）出版了一部题为《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的著作，两年之后，该书英译本出版，改题为《儿童的世纪》。此书虽然饱受争议，却被公认为“儿童史”研究的起点和“童年研究”的“圣经”。正是它所引发的争论，使我们意识到，“儿童”和“童年”并非永恒不变的普适性概念，它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变化。童年研究的意义便在于，增进人们对各历史时空中童年体制的认知和了解，从而更好、更准确地定义儿童在社会中的位置，改善与儿童有关的社会政策和措施。 不过，这里也涉及一个“定义权”的问题：究竟是谁在界定和引导我们对儿童或童年概念的认识？回顾这60年来的童年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是成人长期在其中起着绝对性的主导力量。但是，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儿童自己的声音。 “成人的定义” 一般认为，在阿里埃斯看来，被我们叫做“童年”的人生阶段在中世纪是并不存在的（“the idea of childhood did not exist”），这是一个近代早期的“发明”。这虽然是对阿里埃斯观点的误解，但由此引发的众多史家的批评和后续研究，却吊诡地推动了儿童史学科的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学家休·葛宁汉姆（Hugh Cunningham）指出：“童年史家绕不过去阿里埃斯”，因为他的研究使读者确信“童年自有其历史”，亦提示我们，“儿童”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社会建制，由不同的价值观和话语所形塑，依据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而有所不同。 这样，儿童和童年不再只是等待历史学家去挖掘的静态事实，而是处在主客观生活互动之中的流动体。历史学家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儿童”的概念，又是怎样塑造的。埃里森·詹姆士（Allison James）解释道：对儿童“本性”的认知精炼地体现了某一文化的“儿童”概念，而后者又可以被理解为儿童“像什么”和“是什么”的观念表象，以及成人“为了”（for）儿童的生活所做的一切思考。 在我们今天普遍认可的儿童观和童年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卢梭和浪漫主义哲学居功至伟。按照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儿童被当作“罪人”和“小恶魔”，本质上是邪恶的，需要从原罪中得到救赎。卢梭改变了这一认知模式，强调儿童是“纯洁无辜”的造物，需要加以保护和养育。浪漫主义深化了这一认知，推出了“浪漫的儿童”的观念。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改革思想家目睹工业化场景中悲惨的儿童生存状况，提出“被剥削的孩子”的概念。与此同时，人们也强调，每一个儿童都是上帝寄养在人间的“礼物”，这种观念被后来的儿童史家称为“信仰的孩子”。 这几种观念都指明儿童是“脆弱”的，这是所有生物性儿童的共同核心特征；但是，它们也各有不同的关怀，在19世纪中晚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话语中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出于各异的利益需求，会从中选择不同的儿童定义。比如，社会主义者会强调“被剥削的孩子”的观念，而上流精英和保守派更倾心于“浪漫的儿童”。但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儿童和童年置放于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来思考，也表明人们希望保护和照顾儿童的愿望。 在当代，儿童的概念已经大体定型为“天真无辜的孩子”。这意味着儿童需要免受各种物质和精神的伤害和威胁，需要得到精心呵护，以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与智力成长。200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每个孩子都重要”（Every Child Matters）议程，俗称“绿皮书”，提出两项重要议题：一是关注社会中的弱势儿童以及儿童保护问题，要保障“儿童安全”；二是将儿童视为对未来的投资，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福祉”。 然而，尽管历史著作、文艺作品以及政府政策都表明，“天真的孩子”和“幸福的童年”已得到公认，但现实生活中显然存在着更为多元的“儿童”样貌和童年概念，比如“残忍的儿童”“伤害他人的儿童”等等。这些令人不安的现实促使童年研究学者反思成年人设定的“儿童”定义，促使他们去聆听“真正的专家”——儿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声，而这个任务主要是由童年社会学和童年人类学研究承担的。 “儿童的声音” 为了了解在孩子心中“什么是儿童（童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采用民族志方法，进入儿童这一“田野”，小心翼翼地将成人—儿童关系的影响排除在外，确信研究对象所提供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都是他们自己的。为此，学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参与儿童的日常活动，熟悉他们并被他们接纳。研究过程需要特别考虑到工作伦理问题，比如，应确保以孩子的视角参与提问，而不是设计引导式的问题以刺激儿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为他们提供选择项。后一种做法尤其需要警惕，因为它看似儿童自己做出的回答，却预先为儿童的选择划出了界限，实际反映的还是成年人的看法，却又貌似出诸儿童之口，给人以“可信”的错觉。 经过详细分析和比较多项研究，学者们依据所在“田野”的价值观和实践环境获得了当代英国儿童对“儿童”和“童年”的解释。首先是“游戏的孩子”（the Playful child）。游戏占据了儿童生活的绝大部分时光，而儿童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他们的“主业”；成年人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对游戏的参与仅被视为提供帮助。其次为“不知道的孩子”（the Unknown child）。儿童对周遭事物与自然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也非常清楚自己缺乏能力和知识，对他们来说，宝贵的知识属于成年人的世界。第三个层次为“有需要的孩子”（the Needful child）。它和“不知道的孩子”貌似有交叉，但实际上有所区别。它是对情感状态的描述，强调的是儿童对成人关系的依赖和信任。最后一个维度是“未经许可的孩子”（the Unauthorized child）。当儿童完成任务解决问题，或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不能去做时，就会表现出沮丧和不满。比如，在“妈咪宝贝”游戏中，扮演成人角色的儿童无视宝贝的哭泣，说：“我的小孩在哭，他不想去幼儿园。今天他必须去。我要去上班。他会坚持上幼儿园，会玩所有游戏。（某某）会照顾他。”他们意识到是成人在做决定，而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接受这些规则。 这类研究将儿童纳入，使之成为研究参与者，提出自己对童年的看法。无论他们的观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定义自身，都具有赋权的意义。上述四种维度的解释表明，儿童是在与成年人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他们的目标是长成“成年人”而不是长成“人”。“不被许可的孩子”尤其让研究者意识到，权力和控制是由角色所处的相对位置决定的，由维护社会内部力量和控制权的人所建构。 写到这里，我想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作结。多年前我在一辆开往郊外的公交车上遇到一对母女。母亲二十出头，女儿两岁左右。正是初春，草长莺飞的时节。车开过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田，小女孩兴奋的叫起来：“妈妈，好漂亮呀！”母亲小声不屑：“你晓得啥子漂亮？百合才漂亮。”小女孩：“哦。”车继续开，几树桃花盛放在路边。小女孩又开心的跳起来：“妈妈，好漂亮呀！”这次妈妈稍有愠怒，小声喝到：“都跟你说了，啥子漂亮？百合才漂亮！”女孩瘪了瘪嘴，没说话。车开过金盏花田，女孩小声说：“好漂亮呀！”妈妈这回打了孩子的手，说：“百合，百合！都跟你说，百合才漂亮！”女孩不说话，坐了下来。又经过一片花海，我看到小女孩坐直了身体，眼睛里闪了两道光，立即又暗了下去。直到下车，她再也没有赞美和评论过那些不被认可的小花。 这个故事再次提示我们，儿童的经验与对世界的理解跟成年人不同。保护儿童的权利很重要，但要将其落到实处，成年人首先应该更多的了解儿童，意识到成人世界对儿童的塑造，耐心聆听儿童自己的声音，警惕“成人中心主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