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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1914—1991）被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其起点便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而言，此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性地加剧了大英帝国的衰落进程。然而，人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一战前夕英国外交政策运作可谓低开高走，其过程、结果与原因颇可令人玩味。 英国反应颇为迟缓 在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三周内，英国当局曾一度相当“消极”，迟迟未就此事进行任何正式磋商。其决策层仅按照常规，建议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巴尔干危机，却遭到德国断然回绝。与此同时，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等大国先后采取了相互敌对的军事行动。在随后的巴尔干危机管理过程中，英国虽并未奉行好战政策，但其内部分裂和决策迟缓低效，既让盟国严重怀疑英国援助的可靠性，也让英国付出了代价。 在整个7月危机期间，由于朝野各派势力在参战问题上争执不下，英国政府几乎瘫痪。直至8月初，随着一系列新因素开始对英国决策层施加影响，决策的天平才开始向“干涉”方向倾斜。这些新因素包括：外交大臣格雷向政府阁员解释英国对法国承担的“道义”责任；英国决策层对德国舰队出现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德国彻底摧毁法国的担忧；英国国内政治对此事的影响——英国当政者认定，一旦自由党政府因处理此事不当倒台，继任的保守党政府也势必会让英国参战。除此之外，德国于8月2日进攻英国的保护国比利时，暴露出德国的好战性，凸显出英国安全所面临的危险并赋予其参战以道义理由。英国遂于8月4日对德宣战。 传统看法存在漏洞 萨拉热窝事件后英国的危机管理一直广受诟病，不少人认为，如果伦敦能早些“以明确可信的方式发出干涉威胁”，就足以威慑柏林，战争便不会爆发。然而，这一看法本身就存在颇多漏洞。 首先，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直至德国进攻比利时前，英国政府与公众舆论在是否干涉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分裂的。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也难以将英法俄协约升级为同盟条约。事实上，一直到1914年7月，英国都不敢公开宣布支持法国。 此外，这一观点还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英国拥有“可信的”威慑力量——强大的陆军，足以迫使德国让步。但是，这一前提当时并不存在。不仅如此，这一观点还假定英国在1914年做好了战争准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7月危机中，英国事实上因循了其一贯的维持现状或曰维护“和平”的政策。归根结底，稳定有序的现状而非战争是英国的现实利益所在，但这也是英德的核心分歧所在，因为德国希望诉诸战争以成就其霸权野心。 最后，这一看法暗示在是否参战问题上，英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鼓励”了德国的侵略行为。公允地说，英国的犹豫不决曾令其盟国倍感担忧。但从英国的初衷来看，它的确认为，“如果两方都不知道我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们的冒险意愿也会降低”。由此可见，英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德奥与法俄诉诸武力，因此，从遏制战争爆发来看，英国政策的模糊性也有其积极一面。不幸的是，德国领导人却错误地断定英国会保持中立。然而大量文献表明，无论英国在参战问题上如何延宕作出决定，都不大可能奉行中立政策。在一战前的历次危机中，英国都站在了法国一边。柏林本应从中看出，如果有什么能够诱发英国参战，那一定是其他大国对法国和比利时的无端进攻，而这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施里芬）计划想要做的事。最终，德国的政治领导人被不惮使用武力的军方拖入了战争。 消极态度事出有因 英国外交部在萨拉热窝事件后一段时期几近“不作为”的态度，其实也是事出有因。 首先，英国政府当时正为一触即发的爱尔兰民族冲突所困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英国的手脚，使得英国在处理欧洲大陆问题时畏首畏尾。 其次，从1896年开始，英国已战略性放弃在巴尔干的利益。此后，由于德国与英国各自竭力约束其盟友，几次巴尔干危机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上述经验所造就的心理路径依赖，使英国并不担心新一轮类似危机会掀起太大波澜。 再次，当奥匈帝国担心自身土崩瓦解、法国与俄国畏惧德国霸权、德国受困于“被包围”的梦魇时，英国外交部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充分意识到欧洲列强因大规模扩军备战所积累起来的强烈敌对情绪。 最后，一战爆发前的两年，英德关系曾一度缓和，这与英国对俄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对法国“好战性”的担忧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某种微妙的情势，令英国有时愿意利用德国而非其协约国伙伴以预防战争爆发。 虽然参战作为英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结果，意味着危机管理的失败，数年后劳合·乔治亦称英国1914年因失足“跌入”战争，但大多数历史学家仍同意英国参战动机有其合理性。然而，学术界在如何评价此事的本质、平衡地看待各种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时却存在极大争议。其中，将参战视为英国决策层将英法协约付诸实践的逻辑似乎具有较强说服力，但是，当持这种观点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直到8月上旬英国当政者仍在担心公众不会允许英国参战。 此外，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参战反映出英国像一个世纪前对抗拿破仑欧洲霸权野心那样，为反对德国称霸欧洲图谋而战。考虑到德国的军事计划，这一看法也许不乏其理，不过，其他证据表明从反霸角度解读英国对德政策仍有可商榷之处。因为相关档案表明，当时英国决策层同样也对俄国持有类似担心。即便在8月那个决定英国国运的晚上，英国政府的核心人物劳合·乔治仍表示，他对俄国称霸欧陆的忧虑并不亚于他对德国类似行为的恐惧。 长期政策具有连续性 寻找英国1914年参战的原因，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其长期政策的连续性。这是由于自19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试图通过转换外交立场、保持行动自由以维持现状，而1914年的危机可被看作是英国上述外交政策调整的最后一幕。 19世纪后期的英国外交政策目标可被概括为“防范战争爆发的同时保护英国利益不受其他列强尤其是德国与俄国损害”。此后，尽管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获胜，在大国博弈中维持着总体优势，但其政策选择余地越来越小，英国领导人曾长期采取的“安全方针”逐渐不敷使用。在欧陆国际格局日益两极化的条件下，出于保卫庞大帝国、加强军事建设以及在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保持平衡的需要，英国不得不在尽量保持行动自由的前提下部分放弃了以往的（光辉）孤立政策。它转而要么通过与一些大国（俄、美）达成和解以消除另外某些威胁，要么不惜冒战争风险对其他一些国家（法、日）承担义务以换取对方保卫英国的某些利益。对英国而言，英法协约起初仅包含极为有限的义务。此外，部分出于对抗德国野心，部分出于与俄国合作的需要，英国在1912年只对法国承担了部分海上义务，尽管英国始终不愿与法俄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是三国协约中蕴含的精神与逻辑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意义重大。无论如何，一战前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事实上揭示出，没有任何国家无所不能，英国也不例外。 英国的外交政策调整还说明，在20世纪的新环境下，英国以往的一些既得利益，如在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海峡的利益已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同样，工商业衰落且同时要面对其他大国挑战这一事情本身对英国而言恐怕也不见得有多么糟糕。回顾历史，20世纪初崛起的三强——美国、德国和日本，其中美国并非英国的真正威胁并最终成为盟友；日本在当时是英国在远东的伙伴；对英国外交真正构成挑战的其实是企图打破欧洲均势并追求世界霸权的威廉德国。尤其在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和摩洛哥危机后，虽然专制体制下的俄国在欧洲之外继续给英国制造麻烦，但德国威胁已变得昭然若揭——它的海军建设直接挑战英国海权的基石，它的世界政策引发广泛的恐惧。直到1912年英国赢得了海军军备竞赛，德国不再有能力威胁英国，加之英俄关系再度恶化，英德关系缓和才一度变得具有可行性。 然而英国外交部坚信，德国的野心及其令人迷惑、变化无常的行为方式使之难以成为合作的对象，因此为了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安全保证，英国必须给予三国协约以最大程度的重视。在这以后，无论何时爆发危机，无论威胁是来自德国还是英国的协约国伙伴，英国都会本能地一再重申三国协约的重要性。而三国协约的性质——无论它是反德工具抑或是英法俄内在紧密联系的产物，已无关宏旨。换言之，无论英国持哪种理解，它都很难不在1914年支持法国。这一支持充分揭示出英国近代以来追求行动自由的政策已无法捍卫其利益，反而在20世纪初塑造出一个英国刻意要规避的局面。随着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威胁英国本土安全，英国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三国协约的军事同盟性质。 纵观一战前的英国外交政策变迁，不难看出，三国协约原本只是一个实现有限目标的新合作方案。但是，照此执行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与外部突发事件，在事实上改变了环境，其产生的新压力迫使英国不断对其政策进行微调，从战略模糊逐步走向战略清晰，最终将有限的外交调整转变为外交革命。在遥远的巴尔干发生的一起刺杀事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将英国拉入一场检验其承压极限的大战之中。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衰落与应对：二十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研究”（CCNU20A06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