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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中世纪史主要包括9—17世纪初从基辅罗斯国家建立到统一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的历史，大致与西欧中世纪同期。这一时期，俄国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罗斯原有的、未为彼得一世强力西化改革而改变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俄国中世纪史研究中存在几个重要的论题，如“瓦良格问题”“蒙古问题”和“伊凡四世及其特辖制的评价问题”，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瓦良格问题 关于“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如何建立的问题，即“瓦良格问题”，11—12世纪的古罗斯编年史家已有关注。俄国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述了“海外邀请王公”的传说，并在开篇就提出：“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涅斯托尔提出的这些问题长期困惑着研究者们。 真正提出“瓦良格问题”并引起争论的，是几位在俄国科学院任职的德国学者。以1749年Г. Ф. 米勒尔《论俄罗斯民族及其名称起源》的演讲为核心，Г. З. 巴耶尔、Г.Ф. 米勒尔和А. Л. 施廖采尔认为，瓦良格人即罗斯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否定了中世纪和18世纪俄国史学的传统中关于“邀请”瓦良格人的信息，按照西欧史学传统表达了瓦良格人“征服”罗斯的思想，强调这一事实奠定了留里克王朝外国起源的基础。这些观点后来被概括为诺曼理论，并成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俄国官方史学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观点。Н. М. 卡拉姆津和С. М. 索洛维约夫均持此说。 但是，俄国科学家М.В. 罗蒙诺索夫对上述说法表示反对。他认为，诺曼说含有敌视俄罗斯的政治倾向，并且没有科学说服力，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既找不到“罗斯”这一名称，也不存在关于邀请留里克为王的史料。为论战需要，罗蒙诺索夫开始介入历史学，并成为反诺曼派的奠基人。到19世纪30—50年代，诺曼说与反诺曼说的斗争成为俄国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斗争的一部分。俄国的反诺曼派学者先后提出了瓦良格人来源的十几种观点：本土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芬兰人、立陶宛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哥特人、格鲁吉亚人、伊朗人、凯尔特人和犹太人等。不过，这些观点过于分散，各自提出的论据也大多显得软弱无力。 可见，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尽管诺曼说在俄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但反诺曼说却更迎合了俄国社会舆论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心态。诺曼派多为在俄国的外籍人，反诺曼派则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对诺曼说持赞同态度，反诺曼派则少有职业历史学家。但是，不管是诺曼派还是反诺曼派，他们都只关心古罗斯国家是“谁”建立的问题，而没有提出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的问题。 苏联史学界在批判М. Н. 波克罗夫斯基（持诺曼说）学派的同时，也掀起了一场批判诺曼说的斗争。苏联学者强调“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认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Б. Д. 格列科夫、Б. А. 雷巴科夫、М. Н.季霍米洛夫与考古学同行一起，竭力寻找罗斯国家产生的内部前提。格列科夫论证了经历数世纪形成的罗斯国家的农业性质，并认为诺曼人仅发挥次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和50年代初，对诺曼说的批判升级为反诺曼主义运动。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强调，瓦良格人的民族起源问题与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没有关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多数历史学家虽然认为瓦良格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但还是采取比较稳健的看法，认为并不能说瓦良格人是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者，瓦良格人只是从外部对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显然，与沙俄时期的史学界不同，苏联史学界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着眼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的问题。其不足则在于把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与瓦良格人的民族归属问题人为分开，有意淡化瓦良格人在罗斯的存在及其作用，导致对问题的认识与编年史的有关记述发生矛盾。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俄罗斯学者开始强调北方和南方两个中心，并以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看问题，把瓦良格—罗斯人的起源问题与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放到一起讨论。 总体看来，瓦良格问题是古罗斯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对瓦良格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是否需要“留里克”、需要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是否需要榜样，还是俄罗斯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无论诺曼派与反诺曼派的争论如何，不管瓦良格人来自何方，都应当考虑他们在罗斯地区的社会经济（城市、商业）、行政管理、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即考虑他们在古罗斯国家建立中的作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瓦良格问题与古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分开。当然，这里不仅有一个“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怎样”建立的问题。 笔者认为，瓦良格人即罗斯人，更大可能是诺曼人，他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四邻关系，决定了东斯拉夫人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被动的国家形成模式。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只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只有等待机遇和外部动力才能建立古罗斯国家。这种机遇就是与拜占庭帝国广泛的国际商贸活动，外部动力则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 蒙古问题 “蒙古问题属于历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Л. В. 切列普宁）。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对此持续关注，是因为对“蒙古问题”的理解和解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与欧亚国际关系的认知和评价。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国历史进程影响的评价各不相同。传统史学家Н. М. 卡拉姆津、С. М. 索洛维约夫和В. О.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蒙古人的统治给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其后的研究者大多认同这一观点。不过，也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成熟的罗斯—金帐汗国关系加速了罗斯统一的进程，确定了俄罗斯民族国家机构的特点。苏联史学家则一致强调，外族征服者的桎梏对罗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危害极大。20世纪初，流亡海外的史学家形成了以Н. С. 特鲁别茨科伊、П.Н. 萨维茨基和Г. В.维尔纳茨基为代表的欧亚学派，他们将鞑靼—蒙古的统治视为俄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认为东方影响、游牧文化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俄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Л. Н. 古米廖夫进而提出，蒙古与罗斯之间并非极端的敌对关系，而是合理的共生关系，他否定“鞑靼—蒙古桎梏”的存在。 “桎梏”存在与否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争论，俄罗斯学者尝试从新的角度认识蒙古统治的影响。比如，与蒙古统治的其他地区相比，罗斯对蒙古的依附性到底有多深？它的自主性到底多大？如何看待蒙古人在全罗斯的人口调查登记？这恐怕要从理论上、观念上来解释和理解，而这又与在罗斯创建民族国家（俄罗斯国家）有直接关系。近年的研究著作逐渐摆脱过去的线性范式，试图从局部或者从整体上对罗斯—蒙古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新看法，从而突破罗斯与金帐汗国简单的极端对抗关系或者统治—服从关系的苑囿，认为二者关系乃是不同层次的错综复杂的交织，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王朝的、经济的交织。这样一来，苏联历史学的传统立场（从简单生硬的阶级斗争理论看问题）就被重新审视，对罗斯与金帐汗国关系的研究结论会变得更为客观公正。 笔者认为，研究罗斯—蒙古关系问题的传统角度，从一开始就习惯性地建立在蒙古—鞑靼入侵以及入侵的后果上。实际上，罗斯编年史家对于13世纪30—40年代蒙古入侵事件书写浓厚的悲剧声调，在1239年就已变为原有的从容不迫的叙事调子，罗斯的日常生活很快就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这与最新的考古学成果结论相一致：遭攻击毁坏的城防工事迅速得到恢复，手工业部门继续发展，几乎所有的“都城”后来都作为大的城市中心继续存在，古罗斯文明并未完全断裂。 与此同时，金帐汗国的统治为罗斯国家和社会发展掺入了新的因素，继而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极大改变了罗斯尤其是东部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蒙古人给罗斯带来了东方的驿站制度、户口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和行政组织。罗斯社会原先的附庸亲兵关系被蒙古社会的臣民关系代替。在册封罗斯王公时，金帐汗不是把他们作为附庸，而是作为臣属的官员，罗斯王公们也竭力把这种关系推行到地方显贵和服役贵族中去。蒙古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影响了罗斯的王公们，促使罗斯国家从此走上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另一方面，促使俄罗斯发展成为“追赶型”的庞大欧亚国家。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罗斯与西方世界和拜占庭的联系，并使东部罗斯与西欧长期隔离。随着金帐汗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建立，罗斯人的东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分离于西支。而当莫斯科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时，俄罗斯从此不能只面向西方，还得面对东方；不仅是欧洲国家，还须发展成亚洲国家。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使罗斯原本就比较落后的社会经济更为落后，被西欧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迫使俄罗斯国家只能沿着“追赶发展”的道路前进。 伊凡四世及其特辖制的评价问题 伊凡四世为何实施特辖制，其目的是什么？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 1917年革命前史学家普遍的解释是，特辖制是因沙皇多疑的性格引起的。他仇恨波雅尔，认为他们是叛徒、谋反者、给妻子和母亲下毒的人。特辖制并非是针对封邑王公和波雅尔这些集团的措施，而是针对进入这个集团的具体人的措施。支持这种意见的有Н. М. 卡拉姆津、В. О.克柳切夫斯基、С. Б. 维谢洛夫斯基等。苏联史学家则大多把特辖制看作与“残留的封邑反对派”“反动的波雅尔集团”的斗争（С. Ф. 普拉托诺夫、С. В. 巴赫鲁申、А. А. 济明等），伊凡沙皇与波雅尔贵族的斗争是为了实现自己深思熟虑的战略，沙皇依靠的是正在兴起的服役贵族阶层。学者们一方面指出特辖制的残暴性，但另一方面都承认特辖制在巩固国家中央集权、改革和统一国家政权机构的巨大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对伊凡四世及其特辖制的评价仍未形成一致意见。如认为特辖制是为继续进行立沃尼亚战争而集中人力物力的手段（А. Л. 霍罗什克维奇），或是变形的“内部殖民化”（С. М.卡什塔诺夫），特辖军是俄罗斯宗教骑士团独特的表现形式（И. И. 波洛辛和А. Л. 尼基京），或将特辖制的象征意义与世界末日论相联系，特辖制的处决是末日审判前颇具特色的俄罗斯炼狱（А. Л. 尤尔加诺夫）。В. П. 马卡连科的评价很典型，他认为伊凡四世可以被看作一个“悲剧式人物”，他超越了自己时代一百年，因为在一百年后俄罗斯国家依然走上了绝对君主制的道路，因此“作为一项社会试验，特辖制在长远来看是成功的”，客观上具有加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进步作用”。 如果分析伊凡四世自主管理国家的25年，根本找不到任何像“近代化战略”这种有意识的政治观念所引导的方向的痕迹。相反，伊凡四世从分裂时代借用了特辖制这样的封邑形式，把国家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显然并未促进中央集权制。其实，所谓伊凡四世与波雅尔贵族的斗争，实际上并非真正的斗争，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阶层对不受限制的暴君专制的反抗。伊凡四世不是反对某一社会阶层，也不是反对某一社会集团，而只是反对他周围的某些个人或潜在的王位竞争者。这一问题争论的根源在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同。长期以来，人们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历史人物的作为只要有利于该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其“统一”或“进步”，都基本上予以肯定。 那么，如何看待伊凡四世的特辖制及其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巩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正常措施应当是在国内各社会阶层的支持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官僚制度和沙皇控制下的官僚队伍，而不是把权力只集中到沙皇一人手中。与16世纪50年代重臣拉达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改革相比，特辖制变成了一种惩罚镇压制度，这些手段实际上使中央集权制国家偏离了正常的发展道路。它实际上是借助特辖军在全国实行的一种“紧急状态”，一种“非常措施”，但却并没有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所需要的稳定的官僚制度和官僚队伍。正因为如此，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政权重建后，俄国不得不沿着“专制君主、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共同掌权的“等级代表君主制”道路重新前进。其后的一百年里，波雅尔贵族和服役贵族自然地合而为一，俄国政治体制平稳地向彼得一世的“绝对君主制”过渡，而根本不需要什么“紧急状态”。可以断言，残暴的特辖制及其后果完全不能成为俄国历史发展所需要的前提。克柳切夫斯基把伊凡四世比作旧约中的“瞎眼大力士”：他为消灭敌人，把房顶上坐着敌人的大厦搞垮了，结果连自己也压在下面。但不能把伊凡四世看作超越了俄国历史一百年的“悲剧式人物”，因为他的敌人是虚构的，而俄罗斯国家正是压垮他自己的那座大厦。 应当说，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是理解俄国中世纪史的关键。如果把俄罗斯文明发展视为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那么中世纪史正是俄罗斯文明的童年期和少年期。无论是瓦良格因素还是蒙古因素，都在其文明成长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影响，而伊凡四世其人其事体现了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既反映了俄国居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理空间，也揭示出9—17世纪初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