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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科分野和交融的可能 张：熊老师，从两次参加工作坊，从个人角度你觉得所谓的人类学影视和民俗学影视有什么不一样。 熊：我觉得首先是共同点比不同点更多。在我看来，民俗学影像和人类学影像都是所谓的边缘状态。人类学和民俗学都在自身领域和影像表达之间寻找一个过渡的区域。那我们拍摄的对象又是人与社会，都是通过镜头来实现对于人和社会的不同视角的表达，这一点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点是建立在这个共同点之上的。当然不同的学科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视角。比如从工作坊我观察到的不同的是工作模式，首先关注的时间比较短暂，是一个时间的切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呆了六天时间，包括圣诞节的前前后后，单从时间上看，比如说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的礼仪的年度周期之中，这六天仍然是一个切片。如果我们对它的周期中间的其他时间段不了解的话，那对这个切片的认识也不够深入。我觉得人类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背后有一个整体观，也就是说我们对文化的整体的认识会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文化。这也是它吸引我的原因之一。它和一个电影、一部电视纪录片不同之处也在于，人类学能够呈现出，或者尽量呈现出传统媒体中的影像所不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一部作品叫《Dead Berd》，虽然它的线索是有点猎奇的原始部落世系群之间的战争冲突，但除此之外，它也很好地描述了日常生活如何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时空中展开。你看了这个片子，就大致获得了对于对象的一个框架性的人类学知识。不过，某一个地方我们停下来观察，就会发现，不管是民俗现象还是所谓的人类学现象，它经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很难说这一部分是民俗学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是影视民俗学的表达领域，这一部分是视觉人类学的表达领域。所以我觉得留下一些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地带或状态，比我们不断去看学科之间的藩篱要好得多，尤其是所谓的视觉人类学和影视民俗学都还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个人觉得更需要关注可能性，而不是总是去强调边界。 张：我很认同你的观点，学科界限是人为的，我们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另外，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工作坊，你和学生摸爬滚打，从国内到国外，你会注意到学生各种背景都有，你觉得国内学界在影视上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来改进，你的希望是什么。 熊：这也是我想在工作坊观察的，所谓摸爬滚打可能只是我认识事情的一个方式。虽然我不想把它分得很清楚，但是两部分的区别还是存在的，也许这大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吧。比方说感觉有的同学希望是来工作坊就可以掌握一门独门秘籍，从此打遍天下成为“武林霸主”。但我特别想对这样的观点说，不存在所谓的“葵花宝典”。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面对自己的艰难推进时的耐心。我感觉的学习是一方面要掌握一些工具性的技术，一方面要真正开始认识对象，并发现自己对于对象世界的兴趣点和表达欲望在哪里。而不是说你有了所谓的“技术”，拿着摄像机，然后随便到哪个地方一拍，你就成功了。我们对于事物本身的理解和好奇，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和阅历经验，会成为我们观察有效性的一个部分。这种观察也许不能马上通过影像手段呈现出来，也许片子不一定能成为具有大众传播意义上的故事，但是它能够影响你最后的表达。也能呈现像孙老师说的民俗学现场，在这个现场中人可以通过影像了解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可能是开放的，不像大众传播中的影像那样通过各种方法去强化，而是更有能力去呈现社会文化的丰富性。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我们到民俗学工作坊，是要建立起民俗学记录一些的“规则”或规范。我觉得这个和前面一种有点相似。实际上，工作坊本身也是在成长之中，在田野调查、影像制作过程中通过不断卷入、摸爬滚打、误打误撞来真正理解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不是以精确设计好的某个框架来理解社会和影像，而是从一开始的不清楚，到后期慢慢发展出的某些气质，或者某种特色，这其实是让我很兴奋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的田野影像工作坊，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做”来学，而不是通过“学”来学；好的影像表达技术，不是脱离了内容而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内容的“锦上添花”；我认为的田野影像伦理，也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在打破伦理和格守规则之间的微妙平衡；最好的衡量标准也不是你做了一个多好看的片子，而是你通过做片子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收获。在这个层面上来谈技术和人的关系，它就呈现得很清楚。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我们的观察思考可以借由技术作为媒介来表达（如阐释型纪录片），同时技术能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一部分：技术（如远摄和微距）能帮助我们看到更多的内容、影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交流（如真实电影）、影像塑造我们的话语体系甚至是文化系统（如焦点透视改变了观察方式），这都是我觉得不错的实践目标。而且这种目标很难通过大众传播完整地传播出来，更需要学界的介入。如建立在经典戏剧结构和冲突模式上的电影或纪录片。当我们使用冲突模型来建构一个影片时，我们所有的材料都被这个冲突模式所束缚，能用来强化这个结构的镜头才是有用的镜头，能够看到冲突的观察才叫观察，这其实很可怕。比如我们想用影像来表达一个人的独特的生命价值，又想把它呈现得特别“好看”，具有大众传播的威力，结果最后还是把故事装到我们熟悉的框架，甚至导致我们在现场都看不到他的生命到底独特在哪里。比如肥皂剧的目标就是大众传播，要让几乎全球的人都能看明白，所以它一定是所有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要满足的人越多，它就越简化，最后变成一个异常简单的理解世界的框架。那我觉得这种理解的框架是无法面对现实生活的，是误解，甚至会导致冲突，因为它常常是一个冲突的视野。所以，独特的体验需要有创造性的视觉形式。当然，在初期培训时我们还是要讲影像叙事的优势和模式，还是要讲大众传播的规则和特点，还是要讲对现场的预判和后期剪辑意识，但我们的目的是对它们有所拓展。 我觉得民俗学、人类学的影像正好能弥补大众传播意义上影像的不足。比如由Tim Asch和Napoleon Chagnon制作的人类学电影名作《The Ax Fight》就直接反思了这一模式。影片有一个三部分的结构，第一部分是十分钟的素材，我们能看到乱哄哄的斧头大战的来龙去脉，以及采访到当地人简单解释的原因。第二部分实际上是对镜头素材做出的说明，通过动画、静帧、图标等“非影像流”的方式，配上作者的旁白，来说明画面中人群中瞬间划过的某个人的名字、背景和群体等人类学信息，当几个关键人物的背景被置入到谱系图中后，我们能看到看似“偶然发生”的械斗，实际上是不同世系群之间的张力引发的，而非现场听到的简化的原因。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调戏”了大众传播影像常见的剪辑方式，素材中的部分镜头被前置或后置，从而加强了事件的张力，强化事件的后果——但内容信息和时序和现场并不相符，而观众更加无法理解到背后的意义问题。显然，这种影片既是实践性的人类学电影，它在传达信息。但它更是挑战性和研究性的，意在反思影像与文字，素材与成片，大众传播与人类学述求之间的张力。 因此，如果要提一个目标的话，对学影视的同学，一方面是要跟进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要意识到所拥有的“技术”也有其劣势、边界和局限，这也是一种有了基本的表达能力之后对自己的重大突破，因为从来没有脱离时代和现实的所谓的“纯艺术”。对于专业背景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同学，首先是不把技术看做是不可逾越的门槛，尽可能地在实践中练习。随着时代发展，影像技术正在变得简单和便于把握。其次还是要相信作为一个观察的“工具”，活生生的人本身作为观察和表达工具，比任何工具都要厉害，这也是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传统信念。如果你有这个自信去理解社会，又有足够的欲望去表达你的理解，那其实技术问题并非不可逾越的门槛。 张：这两期工作坊，从你个人角度，你觉得有什么收获？ 熊：工作坊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现场，一个宝贵的机会我可以参与其中，从而了解各方面的期待、关注、问题和发展的可能。我能感觉到不同的学科背景的成员的行为和表述背后其实有其固有的知识框架，又能看到这些知识框架是在如何不断地碰撞和交锋。但我觉得这种碰撞是很有益的尝试，因为从族群认同的边界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要了解框架或认同的本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理解方式就是去观察本体的边缘地带。另外通过跟进工作坊拍摄，我也被迫去不断地以各种角度去调整对学员和当地社会的认识。所以看起来我是培训老师，但其实也是工作坊在培训我。 孙：之前你说到了影像表达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什么？ 熊：我一直关心的是文本和影像之间的区分、融合与互动。现在是在新的媒介的浪潮不断，如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现代人又面临多媒体表达的新浪潮，原来的影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变化，甚至被颠覆和重构。我说的可能性一方面是过去我们总是通过影像来达到“被按摩”的目的，即观影的快感，愉悦身心。但如果把影像只是理解为一个按摩的工具应该还不够。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你所获得的所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其实有超过百分之八十是通过眼睛传给你的。可是很奇怪的是，真的当我们来表达一个意义系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影像根本就不够。那我的兴趣就在于了解视觉的、影像的信息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它们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我认为视觉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可以拓展的一个未知之地。影像或视觉信息，不单单是像圆珠笔那样的表达工具，它更像是人类与这个世界之间的一个媒介，像一根探针那样，人类借由视觉信息了解世界，也借由视觉表述去试探这个世界，甚至控制这个世界，从而参与对世界的建构与再建构。和人类学家老要跑很远去理解的“异文化”，从而更加清晰地理解自身的意义与局限一样，视觉表达或视觉世界，对于习惯文字思维、文字表达意义的“我们”，也是一个知之甚少的文化要素，甚至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形态。所以在讨论影像书写的“功能”之余，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可能性就在于，我们可以把视觉产品、视觉现象和视觉行为视为“田野对象”，透过对他们的探索，来了解视觉如何与世界互动。通过视觉研究和视觉实践，从而加深我们对自身的了解。而对这个问题的推进，实践型的研究者也早已参与其中。比如大多的影像叙事强调具体化，用具体的人和事来呈现信息，表达观点，但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现的先锋纪录片恰恰是通过“反叙事”来表达思想。现在视觉人类学的探索也很好玩，比如哈佛大学感觉人类学实验室Lucien Castaing-Taylor的《Leviathan》，虽然题材和现代纪录片发端时的名作《漂网渔船》类似，但却使用了实验性的方式，把多个Gopro绑在渔船的各个部位，让镜头自动拍摄，就是运用了动物性的主观视角，来呈现动物和工业、人与环境、渔业与生态的残酷而混沌的影像“寓言”。而我目前访学的南加州大学视觉人类学中心的Gary Seaman，也早在1997年就开始使用多媒体的方式，在其作品《Yanomano interactive:The Ax Fight》让之前提到的Tim Asch的名作再次焕发光彩：由文本、声音、图像、视频的综合数据库，在多媒体的界面上互相链接，不同的媒介各自使用自己的优势，让我们对斧头混战的背后意义有了真正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看到文本和影像互动的新的可能。因此，我认为的作为边缘学科的视觉人类学或是影视民俗学，其实是有很多有趣的可能性存在其中，如能得到持续且真正有效的推动，所谓的“边缘”的学科也许就会变成“前沿”的学科。 （原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