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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殖民主义的认识 非洲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统治，所以，殖民主义是非洲历史学家绕不过去的话题。当然，非洲人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非洲历史学家看来，殖民主义往往不是沉重的历史负担。阿杜·博亨曾言，殖民统治在非洲很多地方不超过80年；[11]阿贾伊则认为殖民主义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它存在于非洲历史的时期较为短暂。虽然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既不能过于夸大这一时期对非洲历史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它对非洲社会发展的作用，对非洲殖民主义的研究应该放在整个非洲历史之中进行宏观研究，综合而全面地分析其影响。 1．“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这是非洲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沃尔特·罗德尼(WalterRodney)倾向于全盘否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历史作用。阿杜·博亨则是洋洋洒洒地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分正反两个方面全面论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12]阿贾伊对殖民主义影响的论述虽然没有阿杜·博亨那样长篇大论，但是也很有代表性，他提出著名的“插曲论”。阿贾伊认为，“在非洲漫长和多事的历史中，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13]阿贾伊在一系列著作中始终坚持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被夸大了，殖民主义并没有使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中断，非洲人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其程度可使非洲人继续保持能动精神，欧洲人要使非洲完全脱离自己历史轨道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14] 阿贾伊肯定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变化。他认为，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区的人民彻底转变，而有些地区却全然不知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殖民政权常常与非洲社会中最保守的势力结盟，竭力遏制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脚步，因为殖民者的首要任务不是推行改革，而是维持社会秩序，以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阿贾伊认为欧洲的殖民统治客观上给非洲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殖民政府摒弃与西方社会伦理相悖的人祭、杀婴等非洲传统陋习；支持一夫一妻制；殖民政府推行的新经济规划、矿业、工业、公路和铁路、西方教育和其他因素导致了非洲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等。 当然，阿贾伊也认识到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的表现是非洲主权的丧失。因为主权的丧失使非洲人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以及与外部世界直接打交道的权力。总之，殖民主义剥夺了非洲人民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权力——自由。阿贾伊仍然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对非洲影响深远，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非洲人民才是非洲历史的主体，是非洲历史的主要创造者。 阿贾伊的殖民主义“插曲论”在独立后的非洲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增强非洲人民的信心，消除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非洲人所形成的低人一等的自卑思想，从而放下包袱，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和发展当中。这一思想实际上与19世纪以来非洲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有相似性。例如，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提出“非洲个性”思想，认为，非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非洲不仅有辉煌的历史，而且有光明的未来。[15]这一思想焕发了非洲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鼓励着非洲人民更加坚定地追求非洲的自治、独立与发展。 阿贾伊的殖民主义“插曲论”强调非洲历史的顽强韧性，但这一观点容易产生对殖民统治影响力的低估。后来，阿贾伊做了适当的修正，他说：“我仍然相信(在殖民统治期间)非洲个性的延续性，……但是我现在要强调殖民主义对非洲自主发展能力造成的一定程度的影响。”[16] 2．开拓对基督教传教团的研究 “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与非洲人的反应”是非洲第一代史学家研究的一大主题，[17]在这方面，阿贾伊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主要体现在1965年出版的《1841—1891年尼日利亚基督教传教团：新精英的形成》一书中。在这部著作中，阿贾伊认为，传教活动与殖民侵略是相伴相生的。1841—1891年期间，主要有五大传教团在尼日利亚活动：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卫理公会传教士协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国外使团委员会、美国南方浸礼会外国使团委员会和法国非洲天主教会。其中，最大且最有成效的使团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18] 阿贾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基督教传教团在尼日利亚活动的影响，一方面，基督教传教团在西方列强入侵非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尼日利亚基督教传教团的活动，是后来英国对尼日利亚殖民统治的前奏，该活动奠定了英国对尼日利亚扩张的基础。[19]19世纪是非洲变革的时期，许多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为西方殖民非洲做准备。对此，阿贾伊还是比较清醒的：“探险家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科学上的好奇心，还要鼓励他们收集战略情报和商业机密。传教士不仅仅是上帝的奴仆，遵从神的呼唤来传播福音，而被认为是有组织地进行文化植入的国家代理人。他们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削弱所在国的文化和商业上的排外性。”[20] 另一方面，阿贾伊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为尼日利亚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21]传教团在客观上也对西非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西式教育的推广，在西非上层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新精英阶层。而这个精英阶层为以后西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建立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传教士教授当地人通过种牛痘防治天花，以密切传教使团与当地社会的关系”。[22]当然，基督教传教团在非洲，包括在尼日利亚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也是为其传教服务的。 总之，阿贾伊揭示了基督教传教团的双重作用：促进了非洲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崩塌，并为殖民侵略服务；培养了新精英阶层，对非洲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3．主张用泛非主义对付殖民主义 西非地区是奴隶贸易的重灾区，在非洲四百多年奴隶贸易的黑暗历史上，有一多半的奴隶是从西非贩卖出去的，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将西非当成“猎奴后花园”。阿贾伊对19世纪尼日利亚的奴隶贸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西方奴隶贩子之所以从西非大量贩卖黑奴到美洲，是因为黑人耐热、熟谙农业，并且将他们运到美洲后由于人地生疏，不易逃亡，更重要的是黑奴价格低廉，数量巨大，极易获取巨额利润。[23]奴隶贸易对西非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导致西非各国生产力的不断衰退，昔日繁盛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阻碍了非洲社会的正常发展。阿贾伊认为，奴隶贸易并不是非洲社会独立发展的产物，完全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西非人民的一场灾难。因此，它不会对西非社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意义而只能导致西非社会的不断衰退。[24] 19世纪晚期，非洲奴隶贸易逐渐得到废止，欧洲各国为继续加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相继变换政策以进一步瓜分非洲。首先，欧洲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和领事代理人以前总是单独行动，彼此间经常不和，此时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联合起来；其次，垄断武器，以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名义禁止向非洲统治者提供武器；第三，欧洲列强对非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对某些非洲国家示好，对另外一些国家开战。所以，阿贾伊最后的结论是非洲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25]非裔美国人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20世纪初倡导泛非主义是为了把美洲的黑人与非洲大陆的黑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阿贾伊在此基础上，还主张要把非洲大陆上的黑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非洲各国独立后仍然未能摆脱原殖民宗主国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前宗主国。针对这种情况，阿贾伊认为，应该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来实现泛非主义思想，“实现整个黑人种族团结的美好未来”。[26]所以，马兹鲁伊(Ali A．Mazrui)评价说：“阿贾伊不仅是一个跨大西洋泛非主义者，而且也是跨撒哈拉的泛非主义者。”[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