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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能用“族群”颠覆“民族” “族群”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很快受到一些学者青睐，并被炒得火热。但至今我们也不清楚“族群”这一概念都包括哪些涵义?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族群”是一个“文化体”的概念。他们认为“在‘民族’定义上出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当前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30，因此，他们热衷于通过改变民族定义和引进西方的“族群”概念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族群”是一个“文化体”的概念，用“族群”取代原来的“民族”概念，可以“去政治化”，以解决民族分裂问题。其实，名称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通过改换民族名称以便去掉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的“政治化”，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实际上，这些民族的“政治化”通过改名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原来我们采用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就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内涵31，但这些民族的“政治化”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说明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改换民族称谓是没有关系的。相反，用“族群”概念代替“狭义民族”概念，恐怕会事与愿违，更难解决民族问题。按这些学者所说，“族群”是个文化概念32，民族是个政治概念，但族群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族群和民族是什么关系?族群的发展前景是什么?这些学者并没有展开充分论述。如果族群是民族形成之前的一种人类群体，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那么这些族群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如果这些“族群”的发展前景是“民族”33，那么按照“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都有通过民族革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力等说法去认识民族问题的话，“族群”是否也存在发展成为民族，也就是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用“族群”概念代替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概念，会不会有鼓励他们分别将本族“族群”发展成为“民族”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样，这种试图用“族群”理论取代“民族”理论以解决民族分裂的美好愿望正好走向反面，反倒成了“族群”发展成为“民族”并分别建立“民族国家”而走向分裂的理论基础，有百害而无一益。如果我们保留原来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的称谓则与此大不相同，因为按照斯大林以及多数学者的认识，民族最终要走向消亡，也就是说民族的发展前景是走向消亡，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民族最终要走向消亡”的民族发展进步理论，淡化民族意识，倡导民族融合，并按照民族融合的理论制定民族政策，逐步缩小民族之间的差别，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意识和民族友谊，促进各个民族逐渐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且有利于国家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理论认识。建国初期，我们就是以斯大林的并非“政治化”的民族定义为指导，倡导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内地大力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区域范围逐渐缩小(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划归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管辖等)，少数民族改从汉民族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民族团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来，改变了这种民族政策，逐渐扩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县、自治乡纷纷建立，内蒙古的东三盟也重新划回内蒙古管辖，同时，撤回汉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人员，已经改从汉族民族身份的少数民族重新改回少数民族身份形成一股浪潮，甚至出现一些汉族想方设法改从少数民族身份的现象，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情绪高涨，民族分裂思想抬头。这完全是由民族政策引起的，可我们的一些人却说成是由民族定义引起的，无疑是一种“误诊”，弄错了病根。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改“民族”为“族群”和重新进行民族定义来解决问题，也是吃错了药，起不到治病的效果。因此，这种主张将中华民族内部56个民族改称为“文化化”的“族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族群概念的使用，实际上主要为学术界在研究民族形成与发展进程中提供了位于‘民族’之下的工作平台”34。如果使用“族群”的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国族”的话，那么处于“民族”之下的“族群”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景，则有如上述所论，是十分有害的。如果认为“民族”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那么处于“民族”之下的“族群”就应该是斯大林所说的“部族”，不知使用“族群”一词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一词高明多少?且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形成于近代(或谓“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古代没有民族，那么，古代的人类群体是不是都成了处于“民族”之下位的“族群”，不知这一“族群”的概念又与斯大林所说的“部族”概念有何区别?如果没有区别，那么，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少数民族坚决反对称建国之前的本民族为“部族”的情况，是不是又会死灰复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时，多数学者不赞成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认为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研究成果也将付之东流了。显而易见，将“族群”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是不合适的，将“族群”视为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下位，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概念高明多少。 第三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ethnic group(族群)的含义与汉语‘民族’一词所表达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是一致的”35。既然“族群”的概念与我们所说的“民族”一词的涵义大体一致，那就更没有必要用“族群”一词取代“民族”一词，无端地制造一些混乱。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应该划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匈奴族、蒙古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中华民族(即国族)等等。 一些西方和日本学者所说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不过是广义的“国族”的概念而已，既不包括狭义民族，也不包括其余的广义民族，不能颠覆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西方学者所说的“族群”，如果是处于“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的话，那么，“族群”就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景，是十分有害的;如果“族群”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下位的话，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高明多少;如果“族群”是指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的话，更没有必要用“族群”颠覆“民族”。实际上，我国学者已经在吸取、改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没有必要以西方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民族理论为圭臬，并按照他们的理论用“国族”和“族群”去颠覆民族，应该形成我们自己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话语权。 注释 1.杨堃:《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 2.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4.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5.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75页。 7.叶江:《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8.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目前，“国族”的概念已被学者们广泛应用，是十分有益的。 9.叶江:《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1.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页。 1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13.王珂:《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64页。 14.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15.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从大清到民国〉:解读“中华民族”近代构建的一个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重启“中华民族”新的大融合》，《长江日报》2014年5月29日;《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6.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7.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8.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2015年第4期;《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民族政治学22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19.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0.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十三》，第71页。伯伦知理认为民族与国民并非是一个相同的概念。梁启超赞成伯伦知理的观点，在其文中单列《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一节，对“往往以国民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进行了申辩。 21.利昂·P·马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0年，第49页。 22.鲁尔克:《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白云真、雷建锋译，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2年，第122页。 23.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87页。 24.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25.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 26.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有人称中国古代国家为王朝国家，或帝国国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自宋朝始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等等，都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国家。 27.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6、167页。 28.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29.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0.翟胜德即认为“汉语中的‘民族’与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31.其实，西方学者并没有认为“族群”完全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有一些政治含义。有的学者认为“族群”存在“边界”，王明珂曾引用1969年巴斯主编的论文集《族群及其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中“导论”的话说:巴斯称，“‘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页);马戎也曾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话说:“尽管‘族群’是个文化群体，但‘在实际中，族群这一概念与民族一样与国界相关联”，“不同之处仅仅是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个民族，但可能有很多族群。”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610页。 32.马戎认为族群是动态的，他曾指出，“‘族群’(Ethnic groups)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族群’转变为‘民族’”。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3.徐杰舜、周建新主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34.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3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30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