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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摘 要：燕云地区是辽金时期瓷业发展迅速且瓷器风格显著的区域之一,墓葬及塔基遗址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瓷器产品,反映了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面貌。通过梳理燕云地区出土的600余件辽金时期瓷器的资料可知,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承袭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瓷器产地和种类的变化体现出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对瓷业发展的影响;典型游牧民族器物的演变、消失,以及中原传统器类和制瓷工艺对燕云瓷业的影响,是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瓷器;辽金时期;燕云地区;政治变迁;民族文化交融 辽金时期的制瓷工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种类更趋多样,瓷器烧造及装饰工艺均达到了较高水平。燕云地区是辽金政权的政治中心地区,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瓷业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是辽金时期瓷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其丰富的出土瓷器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色。 目前,学界关于燕云地区出土辽金瓷器的研究以瓷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北京等区域内的瓷业面貌为主,多以纪年墓葬和塔基、窑址等出土的瓷器资料为基础,涉及瓷器类型与分期、制瓷工艺及文化交流等问题。如梁淑琴[1]、孙勐[2]等对辽金境内所产瓷器与境外输入瓷器的研究,彭善国[3]、陈尧成[4]等对辽金窑址的分布,瓷器烧造工艺、胎釉成分等问题的论述,俞永炳[5]、李艳阳[6]、金爱英[7]等对辽金瓷业所反映的文化交流、南北互动等情况的分析,等等。整体而言,关于辽金燕云地区瓷业的专题性研究尚未出现,对瓷业面貌所反映的辽金时期政治环境、文化面貌的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亦有待深入。本文拟在梳理燕云地区辽金时期墓葬、塔基等出土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瓷器所反映的政治及文化变迁情况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辽金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不足之处,敬祈指正。 一、出土瓷器概况 燕云地区指今河北白沟—山西繁峙—雁门关一线以北,北京密云—河北张家口—山西阳高一线以南,山西忻州偏关县以东,河北承德以西,大致包括北京周边、河北东北部和西北部以宣化为中心的地区以及山西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区域。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该地区出土瓷器的墓葬、塔基遗址有175处,共出土瓷器600余件。其中,墓葬数量最多,共158座,包括辽墓108座,金墓50座,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兴辽马直温夫妇合葬墓[8]、丰台辽王泽夫妇墓[9]、八宝山辽韩佚夫妇墓[10]、丰台金乌古论窝论墓[11],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12],山西大同南郊金墓M1、M2[13]等;塔基遗址17处,代表性遗址有北京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基[14]和房山北郑村辽代塔基[15]等。从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地区出土辽金瓷器的遗址数量最多,共110处,约占燕云地区出土瓷器遗址总数的62.9%;河北保定、宣化,山西大同等地亦有较多发现。 笔者对燕云地区出土的这批辽金瓷器资料进行了梳理。釉色方面,以白瓷为主,约350余件,另有影青瓷、青瓷,以及黑釉、黄釉、绿釉、酱釉、茶叶末釉瓷器等。器类方面,以日用器皿为主,其中碗、盘、碟、瓶、钵、托盏等数量最多,罐、壶、盆、洗、注子、枕等亦多有发现,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鸡冠壶、鸡腿瓶等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器物。产地方面,除240余件瓷器在发掘简报或报告中有较为明确的窑口判定结果外,陈冲等学者对定窑瓷器的分期研究[16]和黄秀纯等学者对辽白瓷所属窑口的分析结果[17]也为我们辨别部分辽金瓷器的窑口提供了线索。总体来看,这批瓷器的产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本地窑场,主要窑口有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北京密云小水峪窑、房山磁家务窑等亦有可能是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产地;另一类为燕云地区以外窑场,主要有辽金境内其他地区窑口,如河北定窑、磁州窑,陕西耀州窑等,以及辽金境外窑口,如浙江越窑、江西景德镇诸窑等。 王秋华先生曾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墓壁装饰等将辽墓分为辽代早期(辽太宗至景宗时期)、辽代中期(辽圣宗、兴宗时期)、辽代晚期(辽道宗至辽末)三期[18]。秦大树先生则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和丧葬制度等将金墓分为金代早期(金太宗至海陵王时期)、金代中期(金世宗、章宗时期)和金代晚期(章宗末年至金末)三期[19]。参照他们的分期研究成果,笔者对燕云地区出土的285件可辨别窑口的辽金瓷器进行了统计(表一)。 由表一可知,辽代早期,燕云地区瓷器主要为定窑和龙泉务窑产品,瓷器数量和种类均较少,多为日用器皿。至辽代中晚期,定窑和龙泉务窑产品占比仍较高,瓷器数量和种类均达到顶峰;耀州窑、越窑和景德镇诸窑产品也有较多发现,如北京顺义安辛庄辽代中期墓出土的耀州窑注壶和注碗[3]233,北京西郊百万庄辽代晚期丁文逳墓出土的越窑瓷碗残片[20]等。金代初期,定窑产品依然是燕云地区最重要的瓷器品类。到金代中期,除定窑、耀州窑外,浑源窑、磁州窑、临汝窑、钧窑等北方窑口产品亦较为常见,如山西大同西环路M6出土的具有浑源窑产品特征的梅瓶、长颈瓶[21],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临汝窑执壶[11],河北唐山陡河水库M85发现的钧窑系瓷碗、瓷盘等[22];南方景德镇诸窑产品在部分金墓中亦有发现,如北京丰台区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影青瓷盘[11]。金代晚期,除定窑、钧窑等北方窑口产品以外,其他窑口产品较为罕见。总体来看,燕云地区出土的辽金瓷器在窑口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二、瓷器所见辽金时期燕云地区政治环境的变迁 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具,瓷器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现实需求。燕云地区出土瓷器产地的多样性和窑口分布的阶段性,除了受到制瓷技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外,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面貌密切相关。 表一辽金时期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窑口分布情况 燕云地区山河险峻,关隘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23]21。由于领土纷争,辽金时期燕云地区中原汉地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长期存在,且部分州县的所有权随着各政权力量的消长而几经变换。这一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对该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制瓷业方面亦有明显表现。 首先,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继承和瓷器现实需求的增长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辽的瓷器生产是通过掳掠幽云地区的工匠、占有当地窑场等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契丹在建国前“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24]373,生活器皿仅有木器、皮囊器以及部分制作粗疏的陶器。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25]886,“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所有”[26]。契丹建国后又多次南侵,掳掠中原人口入辽腹地,其中就包括从事瓷器烧造的工匠,如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夺定州城垒,烧焚庐舍,尽驱居民而北”[27]1650。制瓷工匠尤其是定窑工匠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瓷器烧造与装饰技术,为辽代制瓷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在此基础上,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中京赤峰缸瓦窑,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得以兴建。根据调查及发掘资料,临潢府故城窑遗址出土瓷器质地细腻,坯体上有细线纹,并发现“器底满釉的覆烧器”,与河北定窑的装烧工艺及产品较为相近[28]。赤峰缸瓦窑遗址所见部分瓷器上刻划的卷草、牡丹、凤鸟等纹饰,线条流畅,“更接近于定窑产品”[29]。辽代早期吸收定窑工匠和技术兴建的龙泉务窑,是契丹势力南下后设立的重要窑口,其产品以白瓷为主,在烧制技术以及器物造型、装饰工艺等方面均模仿定窑,部分产品甚至与同时期的定窑产品难分轩轾。此外,契丹势力进入燕云地区后,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原属中原五代政权的瓷窑因割地被纳入辽境,在瓷器烧制工艺方面亦对辽金的瓷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辽金时期的界庄窑产品“仍然采用唐代以来的小垫饼支烧工艺”[30]。汉地制瓷工匠的输入,本地窑场的兴建,以及对原汉地窑址的直接占有,均为辽代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对定居生活的逐渐适应使得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需求大量增加,这是辽代瓷业发展的重要动因。瓷器属于易碎品,不便于携带,其使用与定居生活密切相关。10世纪至11世纪初,辽腹地出土的瓷器多集中于级别较高的契丹显贵和汉人官僚墓葬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身份象征意义,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31]、奈曼旗陈国公主墓[32]等契丹贵族墓出土的定瓷和影青瓷器,以及赵德钧[33]、韩佚[10]等汉人官僚墓葬中出土的高档瓷器。11世纪后,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多,辽统治区域的扩大,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开始适应定居生活,瓷器的使用逐渐扩大到低级官吏和平民阶层,但原有窑场的生产水平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社会需求,这为新窑场的出现和制瓷技艺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其次,出土瓷器产地和种类的演变是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的具体表现。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产地既有北方窑口,又有南方窑口,以北方窑口为主。不同时期各窑口产品的占比不同,其与各时期不同窑口的发展状况、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等密切相关,而这些又均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反映出辽金时期各政权力量的消长和统治疆域的变化情况。 根据表一,在北方窑口中,定窑产品自辽至金在燕云地区一直都有出土,但不同时期出土数量不同,这与定窑在宋金时期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北宋时期,定窑发展达到鼎盛,制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因瓷质精良、纹饰秀美、色泽淡雅而被选为宫廷用瓷。燕云一带出土定窑瓷器中以辽代晚期数量最多,而此时正与定窑有巨大发展的北宋中后期时间大体相当。“靖康之变”以后,由于连年兵燹,定窑一度处于衰落和废弃状态,故金代初年,定窑产品虽仍有发现,但与辽代中晚期相比数量大为减少。到金代中期,随着统治的稳定,定窑瓷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出土瓷器的数量有所增加。金代晚期,蒙古军队南下,定窑在战火中逐渐衰没,瓷器的出土数量又急剧减少。 除定窑外,北方各窑口在辽金时期也有一定发展。辽代早期至中期,随着契丹政权统治的稳定,吸收定窑技术兴建的龙泉务窑逐渐发展起来,到辽代晚期,出土该窑口瓷器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定窑。金代,龙泉务窑逐渐衰落,其产品在燕云地区不再出现。而耀州窑、磁州窑、临汝窑、浑源窑、钧窑等大量窑口由于所在地区被纳入金的版图而处于宋金交战的战线之外,销售和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反而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根据表一,金代中晚期燕云地区出土的可辨明窑口的54件瓷器中,来自定窑以外其他北方窑口的产品为14件,而金代前期仅有来自耀州窑的2件,反映出此时期瓷器产地的多样性。 自辽至金,燕云地区均出土少量来自南方窑口的瓷器,这与当时南北政权的对峙以及贡奉交流等有关。辽代中晚期燕云地区出土景德镇窑、越窑瓷器的数量较多,大多制作精良,如马直温墓中出土的影青瓷盏托和香薰器盖残片,胎质薄而细腻,为景德镇窑青白瓷中的高档产品[8];韩佚墓出土的划花人物纹青瓷水注,釉色莹润,应属越窑上品[10]。契丹建国初期,南方各政权即与其通过海路频繁交流,“(南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34]9475,“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25]843。其中,吴越国经常向契丹政权供奉青瓷等珍玩宝物,契丹统治者将部分瓷器赏赐给臣下,节度使韩佚墓中出现的越窑青瓷或许就是其获得的赏赐。由文献记载进一步推测,这些瓷器很有可能是通过海路输入辽境的[6]。金代,南方地区相对稳定,景德镇诸窑继越窑之后迅速兴起并不断发展,但由于宋金对峙的特殊政治局面,南方瓷器输入北地的途径受阻,故金代燕云地区来自南方窑口的瓷器相对较少。 三、瓷器所见多民族文化的互动融合 燕云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宋辽金时期,其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中心区域之一。契丹、女真民族原游牧于松漠之间,入主中原后,受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逐渐由游牧迁徙转向定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燕云地区出土瓷器上亦得到体现。 首先,出土鸡冠壶数量及形制的演变,反映了燕云地区游牧民族受汉文化影响逐渐转向定居生活的趋势。 从数量上看,燕云地区鸡冠壶的出土数量较少且流行时间短暂。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在燕云地区175处出土辽金瓷器的遗址中,仅在9座辽墓中发现16件鸡冠壶,且墓葬年代均在辽中期以前。由此可知,随着辽政权在燕云地区统治的稳固及其受农耕文明影响的加深,鸡冠壶这种漠北辽地典型的游牧民族风格器物因不符合定居生活的需要而消失,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变。 从形制上看,燕云地区出土鸡冠壶类型不及辽腹地丰富,且器形不断增高,仿皮囊式装饰风格逐渐消失。在这些鸡冠壶中,除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鸡冠壶为矮身单孔横梁式[9]以外(图一,1),其他均为双孔驼峰式。根据冯恩学[35]、彭善国[3]81—91、杨晶[36]等学者的研究,辽代鸡冠壶根据形态差异大致可分为提梁与穿孔两大系统。提梁系统的鸡冠壶在辽宁、内蒙古等辽腹地区域有较多发现,但多没有穿孔,如辽代早期耶律羽之墓[31]和阜新海力板M1[37]出土的白釉鸡冠壶。而在穿孔系统鸡冠壶中,扁体单孔式最早形态应为辽代早期赤峰大营子驸马墓所出的白瓷鸡冠壶[38],扁体双孔式则最早见于辽代前期辽宁法库叶茂台M7出土的鸡冠壶[39]。北京锦什坊街辽墓出土的单孔横梁式鸡冠壶的形态较为特殊,从形制演变序列来看,其应处于单孔式向双孔式发展的时期,为辽代早期偏晚阶段鸡冠壶的形态[3]81—91。扁身双孔式鸡冠壶在燕云地区较为常见,多见于辽代中期墓葬中,器物冠部有前后驼峰式结构,管状短流,多有壶盖,平底或底部内凹,如河北尚义囫囵村[40]、北京顺义安辛庄[41]辽代中期墓葬出土的鸡冠壶,驼峰圆弧,中部内凹,器体侧视为上扁下鼓形态,高度多在21～27厘米(图一,2);而同期稍后阶段又出现前后驼峰方折,器体扁瘦,上下几乎等宽的鸡冠壶形态,如辽代中期偏晚的河北迁安韩相墓[42]、平泉小吉沟辽墓[43]出土的鸡冠壶,高度多在30厘米以上(图一,3)。与辽腹地相比,燕云地区出土鸡冠壶形态较为单一,发展体系不完整,缺少早期提梁式、单孔式和晚期长管口高提梁鸡冠壶的形态。同时,燕云地区鸡冠壶多出土于契丹和汉贵族阶层的墓葬中,在大量中小型墓葬中并无发现,说明在农耕文化传统深厚的燕云地区,鸡冠壶的流行程度并不高。此外,相较于随身携带,鸡冠壶器身高度的增加使其更宜于放置在桌案上,从侧面说明随着辽的南下及其与汉文化融合程度的加深,具有传统草原特色的鸡冠壶在形态上表现出更适宜定居生活的特征。在器物装饰上,燕云地区辽代早期的单孔横梁式鸡冠壶和辽代中期驼峰圆弧、下腹部圆鼓的双孔式鸡冠壶器表多保留有仿皮囊式的缝合线和仿皮条的凸棱装饰,但至辽中期稍晚阶段,驼峰方折、形体扁瘦的双孔鸡冠壶多无缝合线装饰,取而代之的是汉地常见的卷草、花卉等刻划装饰。具有马背生活特色的装饰的消失和汉文化饰纹的流行,亦体现出鸡冠壶形制向更适宜定居生活方向转变的趋势。 图一燕云地区出土辽鸡冠壶 1.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出土2.河北尚义囫囵村辽墓出土3.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出土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24]923,燕云地区出土的与游牧民族骑射生活习惯相关的鸡冠壶在数量和形制上的变化,反映出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与汉族民众的长期杂居相处中,骑射文化传统逐渐弱化,不断适应汉地的农耕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历史趋势。 其次,燕云地区辽金制瓷业呈现出对中原传统瓷器器类和制瓷技艺的继承和发展。 器类方面,契丹、女真墓葬中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瓷器种类十分流行。辽代中后期至金代,燕云地区契丹、女真人墓葬出土的青白瓷器中,盏托、注壶、注碗、熏炉、粉盒等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用于饮茶、饮酒、焚香、贮粉的实用器具增多,如北京顺义安辛庄辽中期契丹贵族墓出土烧制精巧的成套瓷注壶、瓷盏等[41],河北宣化下八里Ⅱ区辽晚期契丹贵族墓M2出土制作规整的白瓷注碗[44],北京昌平陈庄辽末金初契丹平民墓随葬盏托、注子等[45],金中期女真贵族乌古论窝论墓发现小粉盒、八卦炉等[11]。这些器物多是直接从宋地输入的各窑瓷器,也有部分为辽金境内窑口模仿汉地器物生产的,它们在契丹、女真人墓葬中的大量出现,是辽金社会契丹、女真贵族“大率颇慕华仪”[46]1527在器用风尚方面的具体表现。 制瓷技艺方面,辽金瓷器在装烧技术和装饰技法上,均受到汉地窑口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辽金燕云地区大量流行定窑及仿定窑瓷器,以龙泉务窑为代表的北方诸窑口,不论在瓷器种类还是造型、装饰和烧造工艺上均体现出中原定窑的深刻影响。此外,辽金瓷器拉坯、贴塑、印坯等主要成型方法以及装烧技术等,均是中原早已发展成熟的技艺。燕云地区出土的具有典型游牧风格的瓷器中,有不少较为明显地使用了中原制瓷技艺。如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出土的绿釉鸡冠壶,胎质细腻,釉色浓厚润泽,制作较为精细,器物造型及烧制工艺具有唐代遗风,为辽代早期鸡冠壶之佳品[9];而同时期辽腹地窑口出产的瓷器,胎体杂质较多,吸水性较强,有的内底还留有窑具残渣,在造型和烧制技术方面均不及燕云地区受中原制瓷工艺影响的瓷器产品。又如山西大同金代徐龟墓中出土的绞胎瓷钵,胎体由白、褐两色绞成,内、外施透明釉,造型规整(图二),可能是对唐浑源窑绞胎瓷的继承与发展[47]。就装饰技艺来看,燕云地区出土瓷器多采用雕、划结合等技法,在器表绘制出生动细致的卷草、缠枝花卉等纹饰,线条流畅,具有典型中原汉族文化特质。如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的青釉瓷碗、盏托等,器身皆饰有精细的莲瓣纹,瓷碗碗心内还贴塑一细泥小龟[43](图三),应是受到北方汉地窑口瓷器装饰技艺的影响。 图二山西大同金代徐龟墓出土绞胎瓷钵 整体来看,辽金时期燕云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瓷器上的趋同性逐渐增强:自辽代中晚期开始,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均呈现出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逐渐减少甚至消失。金代瓷业直接继承了北宋晚期以来汉地的制瓷工艺,“在整体风格上几乎没有体现太多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48]。辽金瓷业对中原传统瓷业生产的继承和发展是游牧民族封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辽金王朝的社会进步趋势是一致的。 图三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青釉瓷碗 四、结语 辽金制瓷业在中国瓷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是在中原瓷业传统的影响下逐渐兴起的。燕云地区是辽金瓷业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辽金时期墓葬、塔基等出土的大量瓷器,来源广泛,特征显著,受到了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政治环境变迁、南北文化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时代和地域面貌。 辽金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与发展,与游牧民族南下后对唐末五代瓷业的承袭和对瓷器现实需求的增长密切相关。瓷器产地及种类的变化,亦是当时朝代更易、南北对峙局势影响瓷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典型游牧民族风格器物的演变、消失和对中原传统瓷业产品和工艺的继承发展,进一步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契丹、女真民族生活方式和器用风尚的转变,亦反映出游牧民族封建化程度逐渐增强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梁淑琴.辽瓷的类型与分期[J].北方文物,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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