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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基因，是不同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及核心文化价值观三者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也是不同时代社会成员在核心文化价值观约束下所形成的行为处世方式的物化表现。长城的遗产价值不仅包括被普遍认知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体表现为中国北方以农牧交汇为主的生业交错地带丰富的历史演变，包括长城所承载的管理制度、建筑技艺、军事防御、商贸交流、交通体系和民族迁徙，以及地理文化景观等维度和侧面，还应包括通过对长城地带环境和社会文化等现象间规律性关系的探究，在认知中国文明演变机理的背景下，探讨蕴含在长城遗产中的核心文化价值。 长城见证了帝国文明的全过程 从战国开始，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体系逐渐从夏商西周以来的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向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列国间战争的目的，也转向为获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增加财富，这是长城出现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长城出现在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的战国中期，是中原农耕民族从相互之间进行防御逐渐演变为主要防御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御工程。两千多年来长城一直横亘在农牧两大世界之间，是中国古代帝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长城经历了农牧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对立统一和融合发展过程，见证了中原农耕政权北部边界南来北往的历史演变。中原农耕民族对农牧交错带土地的争夺、开疆拓土的驱动时而有之。因为经济形态的原因，与农耕社会的常态化的贸易以及极端状态下南下的掠夺，也是古代游牧民族解决经济问题的两种手段。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向西域和中原王朝发动过武装侵略，有的政权甚至入主中原。 长城是汉文明“对立”思维方式的物化表现 从战国中期开始修建的历代长城，存在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以土、石、砖材料构建的、以墙体为主、由点及线再到面的立体的防御体系。由墙体、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所形成的军防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军堡、关城等同时也是边地居民聚集、贸易、南北交流的集散地。 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形态、生业形式的差异产生了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冷兵器时期，定期性的南北冲突基本无解。自史前时期庙底沟文化后，北方游牧民族几乎形成随气候环境周期性变化而南下的规律。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兼并与反兼并形势下，南北冲突日益强烈，新的社会发展态势促成了新的防御方式，为了“障御”周期性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遂将中原国家之间修建长长的墙体来防御彼此的方式，移植在农牧交错的北部边境，在农牧交错地带的秦、赵、燕三国都开始修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可以这么说，最早的长城是周王朝属下诸侯之间征伐的产物，随后被长期持久性地应用在中华帝国的北部，是历史上农牧民族间矛盾与融合的直接体现。 从最初农耕国家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相继修建，到逐渐成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长城地带的发展演变使得长城的修建带来了多重的效应。作为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的人工构筑物，长城既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汉文明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的突出见证。 长城是汉文明“变通”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长城地带位于环境地貌和气候变化敏感的过渡带。此地带由不同地质条件、气候特征所决定的经济地理的生态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不同族群民俗民风文化等的迥然不同。直到近代热兵器流行结束，围绕长城所进行的农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始终是中国文明演变过程中的主旋律。在长城地带生态环境、经济结构和民族构成的格局之下，受农牧之间生活方式、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使，为协调民族矛盾冲突，各族统治阶层必然要进行国家（民族）政治战略的变通选择，长城既是农牧冲突的标志，也是农牧矛盾的产物，还是农牧融合交流的平台。客观地讲，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长城的修建目的逐渐转变成为缓解农牧政权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两千多年来，中原农耕民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形成以长城沿线为中心的巨大网络，它的辐射作用使长城内外各民族紧密相连，通过为数不少的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也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紧密相融。 作为农牧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和亲及互市突出体现了汉文明“变通”的思维方式与特点。平原种植业和草原畜牧业主要是由自然环境的原因而决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两者本质上的差异导致它们之间存在必需的交换关系，而游牧民族更是需要长期地获得农耕民族提供的粮食、布匹、铁器、茶、盐等生活必需品，农耕民族则希望得到来自游牧地区的皮毛和奶制品等，这就推动并维持了两大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间两千余年持续不断的商品交换。可以说，农牧间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是互市的根本原因。 长城是汉文明“规矩”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集散地 中国文明在从氏族到部落、从古城到古国再到王国和帝国、再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是一次次不断打破已有的或文化、或心理、或自然地理界限，学会和更大范围人群打交道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和谐相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期形成的共识便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异，但在几千年相互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交流与学习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全面深入到文化、制度、思想、精神的各个方面。不论是农耕民族政权还是游牧民族政权，主导中原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能继续统一中国，这种思想的形成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 长城地带经济文化交流，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考古所见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不胜枚举。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农牧互动将汉文明的“规矩”核心文化价值观传播四方。此外，长城还发挥了重要的古代交通通道作用，交通网络既是在长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又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长城不仅仅是古代边疆的防御边界，同时也连接了中原文明与周边多种文明，是丝绸之路跨区域、跨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重要纽带，推动了东西南北区域思想意识、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由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文化价值观共同构成。核心文化价值观是一种文明体系下人们行为处事方式的依据。文化遗产价值是由一系列类型多样、彼此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的价值体系，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主导的认知体系下，从“合理利用”的技术层面认识长城的基本价值，首先回答了长城是什么及长城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再进一步探讨在宇宙观、社会治理观、核心文化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下，从中国文明形成发展演变的宏大历史背景看待长城的建造以及长城地带的农牧互动，探索和揭示考古学上所体现和反映的，蕴含着汉文明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世方式特点的长城核心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国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18ZDA223）、陕西省软科学面上项目“西安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路径与策略（2017KRM1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