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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生物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传入，“细菌”和“病毒”这两个基础性概念也得以在中国社会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有效促进了国人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观念的生成，我国现代卫生防疫和医疗制度体系也随之逐步建立。从概念史的角度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国人卫生观念、防疫行为的变迁，以及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医疗制度体系建立完善之间的历史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关于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认知局限、对中西医关系的思考等，对于我们今天科学理性看待相关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生物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传入，中国逐渐建立起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医疗体系，提高了应对各类卫生问题和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细菌”和“病毒”这两个概念的传播，具有基础性作用，直接确立了有害微生物与流行传染病之间的病原学联系，参与推动了现代卫生防疫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与普及。考察这两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和影响史，有助于透视近代国人接纳新概念、新知识的历程、特点，及其与现代卫生防疫事业之间的历史关联。而伴随这一过程，关于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认知局限也时有体现，值得今人思考。 “细菌”和“病毒”概念最初传入中国 所谓细菌，指的是“体积极微小的单细胞生物”（《现代汉语大词典》2009年版，第1918页），它是微生物的一种，遍布于土壤、水、空气、有机物质与生物体内外，对自然界物质循环发挥作用，但有的也能使人类、牲畜等发生疾病。作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互动的产物，“细菌”概念的出现与成熟，得益于细菌学的形成和传播。细菌学是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的交叉学科，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7世纪晚期，荷兰学者列文虎克借助显微镜首次观测到此类微生物，但并未建立其与疾病的关联性。随着基础医学发展和显微镜技术的改进，细菌学在19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19世纪70年代之后，巴斯德、科赫相继发现酵母菌、结核菌、霍乱菌等，并证实了细菌与疾病间的病原学关系，由此，现代细菌学说逐渐取代此前占主导地位的瘴秽之气致病说，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细菌”概念及学说经由西方和日本输入中国。此前的19世纪70年代，“细菌”的英文单词Bacterium已先行出现在来华传教士所办英文报刊上。至19世纪90年代初，更为专业的细菌学知识已可见于来华医学传教士主办的《博医会报》。不过当时的中文对译不称“细菌”，而是称之为“微虫”和“微菌”等，有时也笼统地以“微生物”称之，如1892年春《格致汇编》发表《人与微生物争战论》一文，就是如此。细菌的分支概念“黴菌”（即“霉菌”），也较早引入，如1900年5月《农学报》就曾刊载日人藤田丰八的译作《用黴菌除虫法》。鲜为人知的是，清末西方传教士还曾专造新字“”来对译“细菌”的英文单词，但因字词生僻和意义甚晦，没能流行开来。 汉字“细菌”一词来源于日本，约于20世纪初引入中国。1900年，福州船政局沈翊清著《东游日记》，记录了他赴日本军医学校参观“细菌学业室”，得知“细菌传染病”的经历（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1～22页）。1903年，《湖北商务报》报道日本出口美国的蜜柑附着“介虫细菌”。1905年湖北学务处出版的《植物学》教科书，又言及肺结核、虎列剌等病原“皆由于细菌寄生而来”（湖北学务处1905年版，第137页）。 “细菌”这一概念的确立，是中、西、日语言交流互动的产物。据沈国威研究，以“细胞”对译英文相关词汇Cell，乃1858年传教士韦廉臣与李善兰合作翻译《植物学》一书时所创，后该词传入日本。“细菌”一词很可能是日本学者根据“细胞”的构词法推衍而出，后又回传到中国。“细菌”一词引进中国之初，往往被认定为植物，但感觉上“微虫”显然属于动物，这便容易造成生物学归类的矛盾，细菌只是微生物的一种，“黴菌”则表示含有致病毒素的那部分细菌，它们的指代范围要么过广、要么过窄，均有各自局限。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互动，细菌一词胜出，先期被用来表示这一概念的“微虫”“微菌”和“”等字词，则逐渐被弃用。 清末民初发行的各类词典，能够验证“细菌”概念日渐得到社会认同的趋势。1908年颜惠庆编《英华大辞典》尚将其解释为“黴菌”“微生物”，1911年卫礼贤编《德英华文科学字典》中，已添加“细菌”一词。1915年版的《辞源》正式收录“细菌”词条，更明确写道：“下等植物，体极细微，非藉高度之显微镜不能见……常在水、空气及尘埃等不洁物中，生殖甚速，常以本体分裂为二，递次倍增，或发生孢子。其有毒者，如寄生人体及动物体内，则为各种危险疫病之源，传染甚烈。”这是“细菌”概念及其主要内涵被中国社会大体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标志。需要说明的是，细菌为下等植物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生物学归类，不过按照1866年德国学者海克尔的三界分类法应归于原生生物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五界、六界分类，又将其划入原核生物界。与“细菌”含义相关的“病菌”概念，也于20世纪初逐渐流行开来，《新民丛报》1903年第31号曾载《病菌者亡种之一物也》一文，竟将病菌的传衍为害，视作亡国灭种之端。一般而言，“病菌”的指称范围较“细菌”窄，但也常有人将其混用不分。如1914年中华书局版《新制单级修身教授书》即称：“细微植物寄生他物体者曰细菌……恒为传染病之媒介，故又曰病菌”（见该书甲编第20页）。 “病毒”（Virus）一词，最早被古罗马人用来表示生物来源的毒素。19世纪，随着微生物学兴起，人们认为细菌是许多传染性疾病的病原因子，遂将“病毒”作为细菌病原体的同义语（杨复华：《病毒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1892年，俄国学者伊万诺夫斯基发现，滤去细菌的烟草病叶仍具感染性。1898年，荷兰学者贝杰林克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进一步明确了引起烟草花叶病的是一种比细菌病原体更小的病原体，并为其命名。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形成了现代更狭义的专业“病毒”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极微小的、结构极简单的非细胞型微生物，它必须寄生于活细胞内才能增殖，同细菌（包括后来区别于一般细菌的“真菌”）作为细胞型微生物有别。此后，病毒学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科学界的研究重点在于分离和鉴定各种引起病毒性疾病的病毒，此后则多集中于其化学与结构的研究。 单就“病毒”一词本身而言，它在中文里的出现并不比“细菌”晚。19世纪40—60年代，传教士麦都思编《英华字典》和罗存德编《英华字典》时，已经传译出Virus中的“疔毒”“痘毒”等具体毒素的内涵。1900年5月，《农学报》一份有关蚕病的实验报告提及蛾、蚕能遗传“病毒”，这是较早见到的“病毒”一词。同年，《清议报》第69册刊载《论侵略中国之无谋》一文，用“病毒之亢进”来形容欧洲列国大肆侵略的膨胀热。1902年，留日学生何燏时在其翻译的《中学生理教科书》里，揭示并强调了“病毒”与传染病的关联，称“肺结核由肺内生一种病毒，曰结核黴菌者而发”，“凡传染病皆另具一种病毒，而后发种种之病”（教科书译辑社1902年版，第77页、185页）。《大陆报》1904年第5号发表《病毒侵入之门》一文，将“病毒”区分为无机性与有机性两类，前者系指普通中毒之毒物，在体外即具毒性；后者专指“黴菌”，其能侵入人体，引起种种传染病。可见时人所称“病毒”，更多是指带传染性的“病菌”或病菌之毒，有时也泛指所有致病之毒，甚至还会与一般“细菌”概念混用。这是“病毒”概念传入中国时的早期情形。 1908年，颜惠庆在所编《英华大辞典》中，已明确将英文Virus对译为“病毒”一词，但当时的中文里，尚未生成有别于“细菌”病原体的现代专业“病毒”概念。那时，将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的病原体归于一般“病菌”，是颇为常见的医学误解。随着病毒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及中西交流的逐渐加深，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医学界开始明确区分一般“细菌”病原体与现代“病毒”概念。 细菌学的系统引入与“细菌”概念的深入传播 20世纪以来，细菌学蓬勃发展，引起中国一些知识精英高度关注。《理学杂志》1907年第7期称赞细菌学“诚科学之中心点也”。1937年，上海真如法医研究所祖照基在《细菌学实习提要》一书序言中也表示：“细菌学在今日之地位，实为医学之基础，已巍然成为一独立学科，其重要固勿待赘言矣。”此等认识，无疑有助于“细菌”概念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出版的不少伦理学、生物学、医学教科书或专著已开始积极引介国际前沿的细菌研究成果，并初步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细菌学体系，这为“细菌”概念及早期“病毒”等相关概念的传播奠定了知识基础。 如1905年，湖北学务处发行的《伦理学》教科书收录日本医学家藤原道雄演的《细菌谈》一文，就可谓细菌学知识整体传播的早期代表。该文指出，细菌为极幽微之生活体，分为笠状菌、萌芽菌、分裂菌三类，栖息于空气、水草、土壤、人体各处。破伤风、结核等传染病皆由细菌通过不同路径侵入人体所导致，病者将经历潜伏期、前驱期，直至出现恶寒、战栗、体温升腾等症状。除了天然免疫，作者还介绍了人工注射毒素形成免疫质以及原理类似的血清疗法。此外，《细菌谈》一文还特别强调预防细菌类传染病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如政府应发布传染病预防规则，卫生当局要积极实施，公众需厉行清洁、消毒之法等，实际上已从社会公德和公共事业角度，触及现代卫生防疫问题（湖北学务处1905年版，“课外余谈”第31～37页）。 1908年，中华博医会出版了首部中文细菌学专著《学新编》，系美国医学家挨起挪著，文渊博翻译。1912年，先后在云南、广东多所医学堂担任细菌学教习的陈世华耗费10年之功，又翻译出版《波路氏微菌学全书》（内扉题名《波路氏微菌学》）。这两本早期细菌学专著更为专业、翔实地阐述了细菌学知识体系，尤其是关于“非病原菌”的系统介绍，有力地纠正了“细菌皆致病”的认知偏颇。可惜因内容生涩，传播有限，迄今未引起足够重视。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自己撰写细菌学专著，在专业知识构建和社会普及两个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1923年，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出版《细菌》一书，涉及细菌学略史及范围，细菌之界说、形态、分布，细菌之生活及作用、细菌与疾病等内容。作者特别注意到细菌学跨学科研究趋势，指出关注细菌与疾病关系者已分化为病理细菌学、卫生细菌学两派。此后，相关专著还有余云岫所著《微生物》（1920年）、姜白民所著《实用细菌学》（1922年），等等。 如果说以上著述更偏重于学术性，那么芝加哥大学细菌学博士、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于1936年出版的《细菌与人》一书，则在知识概念传播普及方面贡献突出。该书收录了高氏此前发布的29篇科学小品文，以浅显易懂、轻松诙谐的笔调向公众传递细菌学新知。比如《细菌的衣食住行》在解释“荚膜”概念时，就称细菌并非一丝不挂，也穿着薄薄的一层衣服，需染色才能看清。再如细菌凭借蚊蝇、老鼠等媒介传播，则被描绘为以它们为交通工具，四处旅行观光。其他如胡步蟾著《细菌与人生》（1933年）、司徒宗著《细菌与人类》（1945年），也都把“细菌”知识、概念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现代卫生、养生的综合认识。 中国现代卫生防疫观念的兴起 “细菌”概念及相关学说引入中国之后，通过报纸杂志、专业教材、普及读物、小说漫画等多种载体实现社会化传播，对现代卫生防疫观念在中国的兴起，起到直接推动作用。余新忠在《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古代的瘟疫解释主要限于疫气传染说，因应疫病更多采取立足个人、内敛而消极的养内避外之法，而涤秽、清洁、隔离并非主流的防疫举措和观念。在“细菌”概念广泛传播之后，观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事实的确如此。 “细菌”“病毒”与传染病的关联性确认之后，时人逐渐意识到，世界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既非豺狼猛兽，亦非刀枪炮弹，而是目力难见的病菌、病毒，疫病解释因此有了新的实验科学的支撑。以往关于疫病原因的非科学认知，如传统的命数、鬼神、疫气说及其导致的不当举措，逐渐遭到批评和摒弃。1918年4月，恽代英发表于《青年进步》上的《细菌致病说》就批判古代病魔致病说根本无法有效解释病理。余云岫在《微生物》一书序言中更强调，“不知有病原微生物”是国人卫生智识幼稚的最危险表现，声言“不知微生物而言卫生，犹不知敌情而言战守，不知病症而言治疗”。于是，了解细菌概念和相关知识，就成为预防和战胜疾病的前提。 高度重视预防，是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体系的关键内容，明确“病菌”以及细菌病原体意涵上的早期“病毒”概念知识之后，传染病防治便呈现出新的思路、手段和要求。 从清末民初起，“卫生为拒菌之根本”的理念逐渐形成并传播开来。著名的《妇女杂志》于1915年自觉将细菌知识纳入“家庭卫生新智识”，认为“必先洞悉夫细菌之一般性状，而后始可以言预防”。文章详尽解读了洁净居室、清洁食物、隔离病人、健全肠胃、严密消毒等一整套家庭防疫举措。由于细菌无处不在、传播途径甚广，很多以往日常生活不太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卫生细节，此时也被报纸杂志反复宣讲，从而给传统清洁观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如钱币、痰液均沾有或包含大量细菌，并认为是传染病之源，故不可随地吐痰、应勤洗手；蚊蝇为病菌的重要传媒，宜使用纱罩、蚊帐、纱窗和蚊香等。特别是获悉自身免疫力是抵御疾病的有效保障后，国人更是逐渐突破避疫理念，将全民强身健体提升到卫生防疫根本的高度来看待。同时，人们也开始格外重视银行、监狱、食堂、图书馆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空气流通和消毒工作，以避免病菌、病毒传染。 为防止病菌、病毒酿成大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层面的日常介入和有力干预成为重要保证，这也构成现代防疫区别于古代的重要特征之一。1919年，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处”，在制定预防传染病计划、检查传染病预防、消毒、治疗材料、研制痘苗血清等多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初步回应了现代防疫观念提出的基本要求。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保留了“中央防疫处”，其先后隶属于内政部、卫生部，至1930年职能发生变化，专司各类防疫制品的研制，而防疫事项则改由卫生部防疫司负责。 将“病毒”传播的处置和管控纳入法律法规，也体现了卫生防疫观念的现代变化。民国北京政府曾分别于1913年、1916年颁布《军舰职员勤务令》和《传染病豫（预）防条例》，对隔离军舰中“病毒潜伏者”、禁售病死禽兽肉等“传染病毒媒介”做过明文规定。也正是基于防止病毒传染危害大众健康的认知，1935年修订的《中华民国刑法》将故意传染花柳、麻风病列入“伤害罪”，民国时期法学家郭卫在1946年所著《刑法学各论》中，特将此例用于解释“传染病毒罪”。 “细菌”和早期“病毒”的知识与概念传播，对近代中国城市的卫生行政观念影响深刻。1935年，学者宋介所著《市卫生论》一书就指出，“在细菌学未发明前，卫生设施实无科学根据，自细菌学出，一般人对于传染病及其原因之观念为之彻底一变。此后一切卫生设施，都由细菌原理发出”。他特别提示卫生部门“生命统计”应精确、敏速，以便于及时发现传染病之源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11页）。相比城市，广大农村所受的观念影响则要小得多，其根本性变化还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现代专业“病毒”概念的确立及其社会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及中西知识交流的渐次深入，国际医学界有关“病毒”的前沿研究也传播到中国来。20世纪30年代之初，中国已有学者能够征引西方最新的病毒学新知，将“细菌”病原体与“病毒”概念明确加以区分。 1932年10月10日，《时报》登载的《传染病确有“二豎”为祟》一文，就较早传播了那种有别于细菌病原体的现代专业病毒概念，不过作者称之为“毒苗”而非“病毒”。该文指出，国际生物学家已判定麻疹、天花等百余种传染病并非细菌导致，传播媒介另有他物即“毒苗”，其大于原子、分子，小于细菌，非目力所能及。1935年10月，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封昌远在《农学月刊》发表《植物病毒病概论》一文，正式将英文对译为现代专业含义的“病毒”，因其能够通过普通的细菌滤过器，又可称为“滤过性病毒”。作者坚信，随着显微镜技术的改良，病毒终会为人类所能见，那种认为病毒为“视外生物”或“超显微镜生物”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延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科学类杂志关注“病毒”新知，也给出了更为专业的解读。《医药导报》1939年第5期特刊《滤过性病毒》一文，揭示病毒须寄生于宿主细胞，或破坏之，或刺激使之增殖加速，否则“毫无生长机能”。另有特殊的噬菌体病毒，能溶解某些细菌。194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副刊》翻译了英国学者史密斯的《病毒》一文，强调病毒自身缺少行动的能力，它必须依赖有生物，甚至是某种特定生物传播。作者还揭示了当时科学界对于“病毒”归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它具有和普通化学品相似的结晶体形式，很难想象它有生物结构的组织，故不能算是一般生物（当时也有学者认为病毒与蛋白质无异）；但另一方面它能增殖，能改变个性，受了热和化学剂影响会消失作用，又绝不是非生物。为此，作者只好模糊解释病毒“似乎是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中间物”。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对于“生命”特征的理解，也是“病毒”研究的特殊价值所在，科学界迄今仍存争议。不过相关前沿讨论在20世纪40年代的引入，足以让中国知识界明确一点，病毒并非只是一种小号的病菌，二者的许多特点完全不同。但在大众认知层面，细菌病原体与病毒仍常常混淆不清。《科学画报》1947年第11期登载的无锡辅仁中学读者来信，仍在询问“滤过性病毒是怎样的一种细菌？”足见现代专业病毒概念的社会化传播，当时仍然十分有限。 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绝大多数传染病病原体为现代意义的病毒而非细菌，20世纪40年代，医学界的关注重点也随之逐渐转移到对狭义病毒的传染、预防和治疗上来。1941年10月，《科学画报》发表《病毒》一文，就聚焦于病毒的特殊传染性问题，指出病毒离开寄生的宿主，仍可保持一定的传染性，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它们可以通过空气直接传到新的宿主，有时“生病的宿主和可被传染的东西接触就有效了”。作者以流行性感冒为例，分析其传染的主因是含有病毒的黏液通过咳嗽喷射到空气中，直接由病人散布，往往一人染病，全家都会受到感染，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停当年，因流行性感冒而死之人，比大战四年半所死的人还要多。此种研究，已经体现出相当的前沿性。 认识到病毒较其他各种病原菌的危害性、传染性更强，国人不得不更加重视相关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像消毒剂、酒精、紫外光照等各种消杀手段，都被迅速运用到现代“病毒”预防上来，不过当时的科学家已发现病毒的抵抗力往往要强得多，传染性保持也会更持久。而通过佩戴口罩抵御病菌、病毒入侵，也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少数知识精英的提倡，转化为40年代更多市民的自觉行为。不过就传染病的治疗来说，当时采取的免疫法、化学药物疗法等，总体说来效果都不甚理想，这与当时医学界对病毒特性的认知水准是大体吻合的。1953年，微生物学专家余传霖编译出版《病毒学》一书，成为国内较早问世的病毒学专著。 余论 20世纪以来，“细菌”“病毒”概念在中国社会广为传播，不仅带来医疗卫生、生态环境观念的新变革，有效促进了国人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和观念的生成，还引发了伦理道德、哲学等众多领域的新课题和新思考，其中暴露出的时人对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认知局限，值得深入探讨。 近代国人对细菌的传染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较为片面，不时有人在报刊上著文称细菌是“一种可惊可惧之物”（《医药学报》1909年第1期），“弄的人们连饭都不敢吃”（《铭贤校刊》1930年第3期）。反映在预防实践上，则是出现某些过度消杀的主张。如《妇女杂志》1915年第7号发表的《家庭卫生之新智识》就提出，不仅饮用水需煮沸，连洗涤、沐浴、洒扫之水，也当预为煮沸。如前引《市卫生论》竟提出，应设法将传染病菌的昆虫、蚊虫全行毁灭，如是则世界必更快乐。以上认识无不体现出一种错误的消杀观念，即把细菌统统当做病原菌，一听说有细菌，就以为有杀菌之必要。实则清洁卫生并不完全等同于灭菌，想把全部细菌都灭绝，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遗憾的是，迄今在日常生活中，视细菌为肮脏、不洁、污秽的对等物和代名词者，仍相当常见。究其原因，一则与传统上称“菌”之物往往带毒有关；二则与传统将瘟疫之源理解为瘴疠和污秽之气的成见不无关系。可见关于细菌知识真正的科学化普及，仍有必要。 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些科学家便屡屡向国人澄清，细菌并非人类对立之敌，很多细菌对于人类生产生活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世界物质的新陈代谢大半都是细菌作用的结果。1931年，《大众医刊》的编辑主任董道蕴在阐释“细菌”概念时便郑重提示，“我们要和细菌共存共荣”，不可以最进步的、支配万物的人类自居，应意识到人类不过是大自然中“小小的一个生物，和细菌相同，不过来尽一个生物的责任”（《大众医刊》1931年第5期）。1946年，高士其在其科普名著《菌儿自传》一书中亦强调人类不可藐视细菌的作用，“世界是集体经营的世界！不是上帝或任何独裁者所能一手包办的！地球的繁荣是靠着我们全体生物界的努力！我们无贵无贱的都要共同合作”，灭绝细菌“将带给全生物界以难言的苦难，是绝望的苦恼”（开明书店版第100、108页）。 就病毒而言，民国时人对于它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病毒性传染病都还缺乏特效疗法和药物，只能憧憬未来相关研究发展起来，“总有一天可以解除人类的许多烦恼”（《病毒》，《科学画报》1941年第8卷第4期）。其实迄今为止，人类面对不断变异和进化的各种病毒，也只能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中成长。诚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深刻指出的，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经过长期互相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而“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余新忠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9、236页）。此种认识，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清末民国时期，“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与知识传播，在推动卫生防疫观念现代变革的同时，还一度参与助推了中西医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引发了对中西医之间关系的思考与讨论。曾出版《微生物》一书的西医代表余云岫在1929年提出著名的废止中医案，这绝非偶然。余氏强调中医一日不除，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将传统中医与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西医无法有效治疗一切传染性疾疫，给身处弱势地位的民国中医留下了发展空间。皮国立2019年的新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就揭示出近代中医对西方细菌论经历了从排拒、吸收到汇通的独特发展之路，也从另一个视角证明了传统中医的生命活力所在。中医蕴含“天人通合”的哲学思想，中药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突出效能，都属于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在此次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作者：黄兴涛 陈鹏，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