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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帝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并出现复兴趋势。在西方史学界，复兴中的帝国史研究在新社会史、后殖民理论、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的影响下，一反过去主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维度来解释帝国的传统，开始从文化视角关注种族、性别、权力话语、身份认同、流动网络等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新帝国史”。如何认识近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帝国史研究的这种新变化？又如何评价西方帝国史研究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约请了几位学者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帝国史研究及其影响的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将帝国史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陷阱。 一般认为，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1883年约翰·罗伯特·西利（J. R. Seeley）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的诞生。1953年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发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对帝国史研究视角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正。在20世纪50—7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浪潮的影响下，帝国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走向衰落并逐渐为“区域研究”所取代。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帝国史研究出现了复兴，并在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帝国史书写的“新帝国史”。 全球化和全球史作为影响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不仅推动了帝国史的复兴，而且促使帝国史研究出现了“全球转向”，全球史理论和方法在帝国史中的运用成为“新帝国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将从“新帝国史”的兴起谈起，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复兴及“新帝国史”研究做初步的考察。 帝国史的复兴与“新帝国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殖民帝国的瓦解，“帝国”和“帝国主义”在这股大潮中成为批评对象，人们通常把研究帝国史看成认同或同情帝国主义。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帝国史陆续从欧美大学的教学甚至研究机构中去除，代之而起的是“区域研究”或“第三世界研究”，也有一些帝国史家转向原宗主国历史的研究。这样，作为整体的帝国史基本上分解成了两个领域，即原宗主国的历史和原殖民地新兴国家的历史，帝国史为民族国家史的潮流所淹没。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史在欧美史学界开始出现复兴，“帝国”一词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相关的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帝国史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且开始摆脱传统帝国史的研究视角和书写方式而出现了“新帝国史”。 何谓“新帝国史”？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从学术史来看，最初提出“新帝国史”概念的学者都有英帝国史的学术背景，因此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传统英帝国史而言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学者将“新帝国史”概念用于法国、西班牙、德国的殖民帝国，也有少数学者将之用于欧洲之外的“帝国”。 “新帝国史”是相对于传统帝国史而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帝国史的特点作一简要回顾。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上把帝国史看作宗主国的扩张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以宗主国为中心展开，关注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欧洲国家扩张的原因和动机，主要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来分析；二是帝国建立的过程，主要包括欧洲的探险者、航海者、传教士、殖民公司、移民等“发现”和“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三是帝国的统治和组织，包括殖民地政府的组织、宗主国制度和法律扩展到殖民地等；四是帝国的成本和收益，即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给宗主国和宗主国各阶层带来了什么。因此，这种以宗主国为中心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帝国史书写，完全把殖民地及其人民置于被动、次要和附属的角色，同时也忽视了文化、性别、种族等其他因素。 凯瑟琳·威尔逊在其主编的《新帝国史：1660—1840年不列颠及其帝国中的文化、认同和现代性》（2004年）中，收录了属于“新帝国史”范畴的16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帝国内部的差异、文化、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是“新帝国史”的重要概念。后来她进一步解释了“新帝国史”，认为它是由历史研究和批判实践构成的一种跨学科形式，采用了女权主义、文学、后殖民和非西方的视角，并利用当地知识来重新评估权力与维持现代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历史研究不仅仅关注社会底层，也反思西方观念下长期忽视下层及非西方群体的学科规则和范式，并对其进行干预，目的在于从概念上重新思考帝国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一途径来重构关于帝国的叙事。斯蒂芬·豪在其主编的《新帝国史读本》（2010年）中也对“新帝国史”概念做了探讨。他认为，尽管学者们对“新帝国史”有不同界定，但可以找到其间共同的内涵：“他们意指以文化和话语的观念为中心的帝国史研究取径，极为关注性别关系和种族想象，强调殖民主义文化对宗主国及被殖民者的影响，并倾向于进一步探讨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后的持续影响。他们对知识、身份认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包括关于历史学家自身定位的一种高度明确的自我意识，提出问题或假设。”杜尔巴·高希认为，“新帝国史”是“对旧帝国史的一种修正，关注点在于文化、性别和种族，而不是高端政治、经济或军事扩张”。这一表述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新旧帝国史的区别。不过，上述学者对“新帝国史”的理解，更多地表现出“文化转向”而非“全球转向”的思考视角。因此，帝国史的“全球转向”及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帝国史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复兴并发展出“新帝国史”？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所处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它是在各种新学术思潮影响下整个史学变革中的一部分。这些新学术思潮包括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和庶民研究、女权主义与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它们为帝国史焕发出新的活力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由于本文关注点和主题在于“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因此，关于上述其他思潮对帝国史的影响不作探讨。 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也像“文化转向”一样对帝国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催生“新帝国史”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唤起帝国史复兴的现实基础，而全球史的发展则为新帝国史的兴起提供了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借鉴。首先，20世纪末的全球化趋势，意味着人口、商品、资本、信息的快速全球流动，意味着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相关问题会暴露出视野上的局限性。例如，如何理解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跨国“流散社群”？如何理解日益相互依赖的跨区域贸易关系？如何实现大范围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这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在力图从全球史视角做回答的同时，也想到了昔日的帝国。克里尚·库马尔指出：“帝国至少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又重新受到青睐，因为它以一种实用的方式重现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许多特性。……帝国可以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当代世界的许多紧迫问题——甚至是一个新世界秩序诞生的阵痛。无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似乎都会遇到在历史上的帝国中有先例可循的问题和情况。”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帝国史这种以史鉴今的功用，是帝国史复兴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 其次，帝国扩张和帝国主义行为是理解历史上全球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帝国由此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欧洲扩张，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85%的领土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帝国的控制之下。而与这一进程相一致的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口、货物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流通，这些反过来也在帝国的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历史学视角看，要理解和分析这种全球化进程，就需要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框架。这样，帝国由于其空间上的跨区域性、政治上的多民族性、经济上的区域一体化、文化上的多元共存，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者探讨区域史或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A.G.霍普金斯说：“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民族国家这个层次以下或以上的问题。……后殖民时代的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三个世纪中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的遗产，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 再次，对帝国史学者来说，全球史为帝国史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和方法。例如，全球史学者把欧洲帝国扩张置于全球情境中来理解，认为帝国的扩张不仅是帝国实力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欧洲之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推动了欧洲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全球史研究中的网络分析也成为帝国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把帝国看作一个由宗主国和各殖民地构成的联系网络，而且它与相关外部世界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整体，通过考察帝国网络来理解帝国本土和各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避免了以往帝国史研究中简单地从宗主国与殖民地、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模式来理解帝国。 由上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史得到复兴并发展出“新帝国史”，虽是各种社会和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但全球化和全球史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