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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20世纪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情感因被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受到史学家的冷落，他们将情感史归纳为人类用理性约束激情的历史，形成了以“文明化”为主旨的情感史观。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史学潮流和多学科交叉的共同推动下，史学家开始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作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维度。世纪之交，雷迪和罗森维恩等人通过吸收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成果，为情感史研究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新的理论表明情感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还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它为探究历史上的情感规范及其背后的社会认同和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人们为维护、贯彻或对抗该规范所采取的手段等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情感史 情感的文明化 情感规约 情感体制 情感共同体 作者简介：赵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近20年来，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在西方史学界异军突起。情感史，顾名思义以历史上个人和集体的情绪或情感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情感史学家承认人类的情感因其生物学特征而具有普遍性，他们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视情感为一种认知的过程和人类行为的原始动机。另一方面，学者们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主张情感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物，因此具有特殊性和可塑性。基于这些认识，史学界对情感史研究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即情感不仅影响历史，也有着自己的历史。情感史学家着重关注四类问题：过去的人如何体验、理解、表达和利用情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仰和性别等因素如何影响和塑造情感？个人和集体情感如何影响历史？特定的情感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时至今日，情感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在传统的史学领域，情绪、感受和心境等因素也日益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历史学是否正在发生一场“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 近年来，情感史开始受到国内的关注，但相关引介缺少对其演变过程的梳理，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解释与翻译亦存在偏差。情感史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开展系统和具体的实证研究以前，厘清情感史的学术脉络、准确理解该领域的理论成果，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尝试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回顾与评述，以便为推动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开展提供助益。 情感史的发端与“情感的文明化” 作为一门新兴的史学分支，情感史经历了一段长期和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现代历史学家对情感的探讨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其中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于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的秋天》一书堪称情感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赫伊津哈将情感作为考察14至15世纪法国与荷兰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维度，尝试勾勒出这一时期西欧人的情感倾向和性格特征。在他看来，中世纪人的“每一种体验都是那样直接和绝对，一如孩童对忧伤和快乐的感觉”；他们的情绪不受束缚，“既容易泛滥也容易点燃，令现代人难以想象”。这种激情“在中世纪的每一个生活场景中燃烧”：在支持法王查理六世的游行中，巴黎市民“呼天抢地，挥泪如雨，表达着无尽的忠诚”；君王们常率性而为，有时甚至像儿童一样意气用事，“用自己的性命和功名去冒险”。他们的嫉妒与贪婪、骄傲与耻辱、忠诚与仇恨，经常成为影响政治走势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的生活因强烈的对比心态而充满戏剧性，造就了人们热烈而极端的情绪。赫伊津哈将中世纪与现代、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观点，对情感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中世纪的人缺乏理智，如孩童般不加掩饰地宣泄情绪，相比之下现代人能自觉有效地克制情感冲动。换言之，“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们学会控制情绪的过程。这一观点经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发展，成为20世纪西方学者研究情感史的主要范式。 埃利亚斯出生于1894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于1933年离开德国并先后定居巴黎和伦敦。1939年他在瑞士出版《文明的进程》，但未获学界重视。直到该书1968年在德国出版，特别是在70年代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后，才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埃利亚斯从长时段的维度探讨西方文明的演进，尤其关注社会生活和心理特征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变迁和作用。他认为中世纪人“粗鄙、残忍，既暴躁易怒，又纵情欢乐”；与现代人相比，他们表达情绪“更加直接、公开、无所顾忌”，显得“幼稚和孩子气”。文明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抑制、调节和隐藏情感，该进程始于欧洲的封建宫廷，因为“在狭小的宫廷圈子里，尤其因为女宾主的在场，更加平和的言行成为应尽的义务”。近代专制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瓦解了武士贵族的政治优势，随之改变的是他们野蛮的品性和对暴力的迷恋。随着社会禁忌逐渐内化为自我强制的规定，自控成为情感生活的一部分，上流人士的言行举止和情感表达开始受到约束并变得文雅。这种源于宫廷的文明化机制对社会所有阶层产生了影响，因为日渐强大的政府“迫使人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共同生活”，这就要求人们具备一种“自我控制的情绪模式”，使个人言行与他人相协调。 埃利亚斯视“情感的文明化”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尽管人们控制情绪的水准常有波动和倒退，但这一“情绪模式”大致是沿直线发展的。他强调社会结构和规范与情感模式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在近代人们开始对裸露身体、违反用餐礼仪、随地吐痰、虐待动物、公开的酷刑等曾经习以为常的行为报以羞耻和厌恶之情，并不是因为这些情绪的生理机制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新的社会条件和戒律引发了“羞耻和难堪阈值的前移”，情感不仅是天生的，而且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并能“反作用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一论断既承认了情感的自然属性，又在某些方面与日后成为情感史理论基础之一的社会建构主义不谋而合，使特定社会文化下的“情感规范”成为日后情感史学家关注的重点。 尽管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情感因素，但那时的情感史远非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最早呼吁对情感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941年，他在《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上发表《情感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一文，号召学者们“对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表现形式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集体研究”，并且坚信这一“极具魅力”的研究将带来“惊喜”。费弗尔承认情感史研究“极其困难”，不仅因为情感本身复杂易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意味着过去的人对情感的体验和解释与现代人往往并不相同。他指出“当代心理学家的理论和发现并不适用于历史上的情感”，主张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社会背景中，从行为书、法庭档案、绘画、雕塑、音乐和文学作品中探寻过去的人们对情感的描述和认识。 尽管费弗尔视情感为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他否认情感是“文明生活”的一部分，这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当时欧洲险恶政治形势的观察。德国纳粹政府通过大肆煽动种族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获得了国民的狂热支持。这使费弗尔认识到情绪具有“传染性”，使人群容易受到操纵并丧失理智。如果忽视对心理的研究，历史学家恐将无法理解观念和制度的历史，他号召历史学家对情绪或心理进行细致的考察，以期从历史中学习人类驯服这类激情的经验。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也对人的内心世界予以关注。早在1924年，他在《国王神迹》中通过研究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法两国国王用手触摸为民众“治疗”瘰疬病的仪式和该仪式背后的社会心理，探讨了国王操纵和利用民众情感的方式，以及臣民对神圣王权“忠诚感”的演变。布洛赫从大众心态视角对长达八个世纪的西欧政治进行了考察，因此该书又被视为“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滥觞。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指出“情绪的不稳定性”是中世纪人的基本特征，是导致“非理性”政治行为的重要原因。造成这种情感特征的原因不仅在于频繁的疫病、饥荒、自然灾害、暴力冲突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处于“持久的不安全状态”之中，还在于当时尚未形成一套“使有教养之人抑制泪水和狂喜”的“道德和社会规范”。布洛赫认为不应对情感视而不见，因为“非理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要素”。因此，历史学家应打破对档案和论著等传统史料的过度依赖，从各类文字、图像和实物入手探究人的内心世界。 赫伊津哈、埃利亚斯、费弗尔和布洛赫等人被视为情感史的先驱。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将情感视为原始的、非理性的和有破坏性的事物。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与情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情感的文明化体现在情感日益受到理性的约束。同一时期的西方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经典研究表明集体情绪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易使人群变得盲目、冲动、狂热和失去判断力。马克斯·韦伯通过分析新教徒的心理特征和情感倾向，指出路德宗“几乎从未改变对于冲动行为和幼稚情绪的自发的热情”，虔信派视“孩童般的宗教激情”为虔诚的标志，相信“预定论”的加尔文宗信徒因坚持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具有某种“理性的”人格，它要求人们“克服人的自然状态”并且“避免感情用事”。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指出，现代社会依靠宗教、法律、道德和科技等手段，实现了对人类激情和欲望的有效约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