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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史研究的沉浮与推进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学界对费弗尔有关开展情感史研究的热情呼吁并未予以积极回应。史学家关注的重点向来是历史人物基于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而情感被认为不能作为严肃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工具。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和美国的心理史学将目光投向人的内心世界；“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使情感等因素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 以费弗尔和布洛赫为代表，年鉴学派从创立之初就表现出对“心态”的偏好。战后新一代“年鉴”史学家则从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三个层面对大众心态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罗伯特·芒德鲁（Robert Mandrou）在《现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的研究》中指出，对上帝和大自然的敬畏使“恐惧”成为维系社会的情感纽带和引发宗教狂热的重要原因。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发现不同时期的法国人对布汶战役的记忆、想象与诠释既折射出当时的大众心态，也反映了彼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杜比还透过历史人物、社会等级和建筑艺术，考察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揭示了大众心态与社会现实互为表里的关系。 第三代“年鉴”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指出，想要全面地理解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就必须探究当时的人如何“感知”中世纪的“物质、社会和政治现实”。他将大众心态置于和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运行、宗教信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中世纪“整体史”必不可少的部分。勒高夫认为“中世纪人的心态和情感被不安全感所支配”，这种“不安全感”使他们深陷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之中，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确保得救，频繁的自然灾害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地狱的恐惧。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因对亲子关系及其感情亲疏的细致考察而在情感史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中指出，中世纪落后的生产力、危机四伏的生活环境、较短的人均寿命和居高不下的婴幼儿死亡率，使父母不愿对孩子过多地投入感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18世纪的欧洲父母才将童年视为重要的人生阶段，开始用“爱”来满足儿童的特殊心理需求。“爱”成为现代西方家庭的情感纽带，使“家”从单纯的“社会经济单位”扩展为私密的“情感单位”。阿利埃斯认为西方社会的亲情从淡漠逐渐走向亲密正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将心态史与微观史相结合，对中世纪晚期法国朗格多克和蒙塔尤地区居民的心态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蒙塔尤人“在灵魂深处对儿童，哪怕是对最小的婴儿也怀有一种十分强烈、发自内心和溢于言表的亲切感”。 年鉴学派和心态史之于情感史的主要意义，在于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政治、经济等传统领域拓展到人的内心和精神层面，使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成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重要维度。史料的利用范围扩展到文学作品、小册子、布道文、账簿、歌谣、遗嘱、书信、日记、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仪式，使历史学家探索过去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可能。但须指出，过分强调心态的社会或集体属性，常常使学者忽视了社会中不同群体和个人的情感多样性及其所具有的历时性差异。所谓“社会情感”是建立在对个人情感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的归纳与综合。此外，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对情感的决定性作用，又使心态史忽视了情感对社会发展的潜在巨大推动力。总之，心态史更接近观念史或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它较少关注情感本身的内涵、变迁、功能和影响。 就在年鉴学派蓬勃发展之际，“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在大西洋彼岸悄然兴起。1957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兰格（William L. Langer）在就职演讲中说道：“（我们）迫切需要利用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和成果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与心态史相比，心理史更加积极、充分地利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成果，侧重于探究历史人物的过往经历、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对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影响。情感作为反映内心世界的镜子，自然成为该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于1958年出版的《青年路德》堪称经典。作者利用“人格发展阶段”和“认同危机”等精神分析理论考察了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探寻信仰的历程。正是路德在童年和青年阶段遭遇的一系列“情绪危机”——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对身份认同和命运归宿的困惑、遁入修道院后短暂的快乐和长期的焦虑、对教会腐败的愤怒和绝望——塑造了他独特的心理和人格，对其未来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兰格和埃里克森等人的引领下，美国的心理史学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从历史人物的个人经历和心理活动中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研究对象包括甘地、希特勒、德皇威廉二世，美国总统如威尔逊、罗斯福、尼克松，思想家和学者如蒙田、尼采、罗素、弗洛伊德等各色人物。在战后反思大潮的推动下，集体心理史兴起。学者们聚焦滋生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温床”，从专制主义传统、战前的社会心态、民众的生活状况、家庭教育和童年经历等角度，剖析德国民众复仇情绪和暴力倾向形成的原因。精神分析强调潜意识对个人精神和行为的支配作用，又因潜意识形成于童年阶段，童年史和家庭史便成为个体心理史和集体心理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领域。劳埃德·德·莫斯 （Lloyd de Mause） 于1974年出版的《童年历史》是该领域的代表作。他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自育儿方式的变革，总的趋势是亲子关系逐渐从冷漠走向亲密，即父母给予儿童更多的爱、同情、尊重和帮助。彼得·盖伊（Peter Gay）的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瞄准被史学界忽视且长期遭受恶评的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透过微观幽闭的史料，从产房、床榻、起居室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空间中追踪维多利亚时期布尔乔亚的欢愉、焦虑、仇恨和暴力等最基本的感官经验和情感，力图拼接出这一阶层隐秘而丰满的精神世界。盖伊笔下的资产阶级审慎、内省、有责任感，同时情感细腻充沛，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在公共领域自信地谈论政治和道德理念，在私人领域却常常因信仰和欲望的冲突而深陷焦虑。 心理史学进一步拉近了历史与情感的距离。但心理史学也存在诸多问题，最受诟病之处在于不少学者生搬现代科学的理论去嫁接和解释历史人物的心理与行为，使“心理史学对情感及其历史的论述充满了刺眼的时代误植”。对文化和时代差异的短视、对医学和心理学术语的生搬硬套，使一些心理史学者将历史事件的发生统统归因于个别历史人物的“俄狄浦斯情节”或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某种“病症”，使原本错综复杂的历史扁平化和简单化，使“本应因时因地而异的情感”变成“与历史无关的精神分析或心理学范畴”。此外，心理史学始终坚持某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情感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爱与恨、分与合、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能得到体现”；心理史学者认为“这种情感结构或源自长久的培养和母子间的紧密联系，或源于人内在的本能，它独立于一切社会结构”。因此，心理史学只关注作为一种心理驱动力的情感经历对个人未来的行为和思想的影响与塑造，对探究社会群体的情感特征和历史情感的变迁几乎无能为力。心理史学的这些缺陷，引出了一个对情感史生死攸关的问题：情感到底是先天的，还是由历史和文化塑造的？唯有回答这一问题，情感史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年鉴学派和心理史学是涉足情感历史的两支主要力量。但我们不应忽视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情感研究的关注。汤普森强调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批评计量史学对反映真实生活的史料视而不见，对材料中透露出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经验毫不关心。在他看来，阶级是“在人际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能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在这种关系中，当人们能从共有的经验中“感觉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且常常对立），阶级就产生了”。既然阶级能被感觉，情感自然应受到重视。在对卫斯理宗的研究中，汤普森把卫斯理宗比喻为控制工人阶级的强大的“道德机器”；在工人信徒日常生活中，一面是他们在主日祷告时经历的战栗和狂喜；另一面则是因不守工作纪律而被罚下地狱的恐惧。这种让信徒既渴望又畏惧的情感体验，成为塑造和反映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因素。汤普森对平民百姓的情感、习惯、道德和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重视，为历史阐释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史学研究从政治、法律、经济、外交的宏大叙事和统计数字，转向原先被遗忘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尽管未对情感史的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这条路径将史学研究引向了人的内心世界。 此外，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的多卷本法国史聚焦1848年至1945年间法国人的“六类激情：抱负、爱、怒、骄傲、品味和焦虑”，分析了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情感特征。让·德卢米乌（Jean Delumeau）延续了心态史的研究路径，考察了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人在家庭、社会、信仰生活中的恐惧情绪。他发现从18世纪开始，曾长期笼罩在恐惧之中的西欧人开始以更加自信和积极的心态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曾经被用来驱散恐惧的各种宗教、迷信和节庆仪式不再流行。德卢米乌还探讨了弥漫于中世纪修道院中的“厌世”情绪如何经由僧侣的传播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最终培养出欧洲人特有的“负罪心理”。德卢米乌的研究促使一些学者反思教会如何激发和利用民众的“宗教情感”实现道德、信仰和社会目标，以及不同时期基督徒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所涉情感包括羞耻、内疚、恐惧、忧郁、绝望和喜悦等。 还有一批史学家从思想史、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善感文化”（sensibility）和“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他们认为18世纪既是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时代，又是重视和崇尚情感的世纪。洛克、沙夫茨伯里、哈彻森、休谟和斯密等思想家不仅论证了人类的理解力源自包括情感在内的“感官经验”，还发现情感的产生依靠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转移与共鸣。善感之人为他人的快乐而感到高兴和满足，又常因目睹不幸而心生悲悯，拥有丰富、敏锐和怜悯的情感因此被视为美德，成为18世纪道德家与文学家颂扬和刻画的对象。在此背景下，感伤主义诗歌和小说迅速兴起并流行一时。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触及情感史的一些方面。相关成果证实感伤主义文学中的悲伤、怜悯、哭泣和泪水等情感因素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人权观念的诞生、浪漫主义的兴起和英国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等历史事件和进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些研究推动了情感史的兴起，类似的议题至今依然是情感史学家讨论的热点。 另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荣辱观念和与之相关的情感。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从“情感文明化”的范式出发，通过考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贵族为捍卫荣誉而参与的家族复仇行为，指出“情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型”是贵族学会隐藏愤怒并成为举止文雅的廷臣。还有学者从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中分析罗兰、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羞耻心和荣誉感，并将这两类情感视为塑造骑士身份和理解骑士精神的关键要素。在家庭史和性别史领域，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等人围绕当代西方的亲情是否淡漠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20世纪80年代，在新文化史的推动下，性别史被进一步细分为性史、男性史、身体史等新领域，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族群和边缘文化亦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在不同地区、文化和阶层下，男女在生理、心理、思维等方面的差异，并将其作为观察和阐释历史的新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