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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斯特恩斯、雷迪、罗森维恩等人的推动下，情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学者们或兼收并蓄或各奉一方，大量个案和专题研究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近年来，情感史不仅成为西方权威史学刊物、出版社和学术会议的常见议题，它还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历史学专业学生研习的对象。以英国玛丽女王大学情感史中心、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情感史卓越中心、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为情感史的深入发展贡献着力量。曾经备受冷落的情感史，如今发展成为历史学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生命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并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传统史学领域有着紧密联系的新兴史学分支。 作为一门跨学科性突出的史学分支，情感史的勃兴离不开其他学科学者对情感的探索。历史学家是情感研究的后来者，他们对情感的疑虑和偏见不仅根植于将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传统观念，而且深受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们一方面拒绝将情感作为严肃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工具，另一方面又将情感的全部历史简单地归纳为人类用理性约束激情的历史。这种线性的、文明化的情感史观为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等人所主张，成为20世纪情感史研究的主要范式。尽管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态史学和发源于美国的心理史学都将目光投向人的内心世界，但它们并未跳出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以及从感性走向理性这一传统叙事的窠臼。此外，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对象也与情感史大相径庭。如果说心态史是透过集体情感观察全社会的观念、信仰乃至精神气质，心理史学则是通过分析过往经历和情感遭遇来解释个人日后的行为和思想，这些都与以情感为研究对象、关注情感与历史互动关系的情感史有着本质的区别。20世纪下半叶，情感研究在社会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兴起，为情感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设下了陷阱：过分强调情感的生物学属性，使一些学者相信人类过去乃至未来的情感与当代无异；文化相对论者则声称情感为文化的创造物，情感特征因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这不仅否定了情感的能动性，还使学者丧失了对情感进行评价的立场与标准。这两类观点，连同以“文明化”为主旨的情感史观，都将使情感史研究失去意义，因此成为必须探讨破解的难题。进入21世纪的前后十年，斯特恩斯、雷迪和罗森维恩通过批判性地吸收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果，提出了“情感规约”“情感表达”“情感体制”“情感共同体”等全新理论，证实了情感作为理性思维的一部分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还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尽管具体内涵不同，这些理论均强调情感的社会与政治属性，为探究历史上特定人群共同分享或遵守的情感规范及其背后的社会认同和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个人、群体和机构为维护、贯彻或对抗该规范所采取的手段和造成的结果等关键性问题，提供了方法。 情感史勃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领域拓展到人的内心层面，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因素成为观察和探究历史的重要维度。但又不同于经济史等传统门类，情感史可以被有效地整合进其他史学领域，这一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新兴史学分支所无法比拟的。情感时刻影响着人的判断和行为，而它的形成又依赖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土壤。既然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且情感与历史相互影响，我们便有理由反思一切历史事件或现象与人类情感的关系：法庭的审判与裁决、一国之内政与外交、各种“主义”的形成与创立、革命者和改革家的理念与实践、甚至高举理性旗帜的启蒙运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情感驱使并旨在作用于人的情感？思考这些问题将有助于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历史的既有认识。历史学是一门探究真相的科学，尽管社会文化和时空背景迥异，但我们应当去反思历史事件和现象背后的情感因素、人为因素和虚构成分。譬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民众对法国入侵的恐慌到底是一种对真实存在的威胁的反应，还是小皮特领导的托利党政府精心营造的社会和政治气氛？探讨此类问题，情感史大有可为。最后，在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情感因素引人注目。这些事件的发生和社会反响，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过往经历和情感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究情感的历史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