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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在自为的仪式展演 每个族群都拥有本土性的、带有深刻文化印记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传统习俗，如传统神圣仪式通过反复操演，为社区创造共在共享的“场域”，对塑造和维系地域共同体及社区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休闲娱乐方式将人从劳动状态与负有责任的其他活动中脱离出来，使人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力量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建构意义的世界、守护精神的家园。在旅游大发展背景下，异域独特的传统习俗常被包装为旅游表演节目，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演绎出新的本土故事。 (一)“假结婚”仪式：仪式神圣性的延续 与上盐井村隔江相望的加达村，至今保留着一项独具特色的传统仪式——“假结婚”，藏语为“巴玛巴典”。“假结婚”仪式起源于当地的山神信仰，传说山神“雷丘”喜好热闹，而结婚是最热闹也最能让山神高兴的活动，如果不举行婚礼，来年全村就会万事难顺。但结婚并非每年都有，于是为了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和万物万业风调雨顺，村民便在每年藏历新年初六以“假结婚”的方式娱乐山神。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假结婚”仪式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与调适。 首先，“假结婚”仪式由真结婚演化而来。“假结婚”仪式是对藏式传统婚礼仪式的夸张和娱乐化展演，虽然其服饰着装与藏族传统婚礼服饰一致，基本遵循藏族传统婚礼流程，如“迎新娘”“闹洞房”“法师祝词”“跳锅庄”“吃加加面”等，但也增添了部分搞笑娱乐和嬉笑怒骂的环节，如“小丑(阿拉卡吉)闹婚”“男女双方对骂吵架”。相较于真实的藏式婚礼，“假结婚”仪式显得不那么严肃认真，而更显轻松愉快。 其次，旅游发展后，“假结婚”仪式作为一项节目被搬上旅游舞台。随着加达村旅游发展，“假结婚”这一盐井社区特有的仪式也被包装为重要的展演活动。作为旅游展演的“假结婚”仪式在流程、参与者与道具上进行了精简，表演频率也因政府接待或文化交流活动的需要，而超出了一年一次的固定形式。表演者不仅要面对熟悉的村民，还要接受陌生游客的凝视。“新娘”作为“假结婚”仪式中调侃、嘲笑环节的主要“目标”，是心理压力最大的角色，一般由开朗活泼、生活贫困的中年妇女扮演。虽然表演者会因观众游客的陌生面孔而对牺牲形象的表演内容感到害羞，但仍积极配合演出，将其视为一种不计代价为全村娱神奉献、敬拜祈福的传统仪式，为突兀的现代化元素提供了合理化的本土解释。 最后，“假结婚”仪式在现代社会采取了一定调适策略。具体体现在表演台词有所更新层面。以前集中于对“新娘”外貌的攻击，如“老”“丑”，转向对“新娘”品行及不良嗜好的挑剔，如“沉迷夜店”“抽烟酗酒”等，使传统仪式与现代文化更为契合，同时传达出一种正向积极、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这种“假结婚”仪式虽然在旅游情境中承载了世俗和商业化的展演功能，但在村民看来仍是对山神的敬拜，仪式最重要的娱乐性及其对应的神圣性依然保持，商业化发展并未改变人们对仪式神圣性的理解和认知。如村民所说：“不管是表演给游客还是新年时候过的(假结婚)，都是敬山神，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次数越多，山神越喜欢，觉得越热闹。”(26) (二)“洒咧”活动：传统休闲方式的传承 “洒咧”是康巴语，又称“过林卡”或“耍坝子”，是康巴地区藏族群众根据高原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形成的一种民间的消暑传统习俗，也是最普遍的休闲娱乐方式。每到藏历五月至六月间，藏族居民便带上被褥、帐篷、锅碗、玩具和丰盛的美食佳酿等生活必需品，到鲜花盛开、水草丰茂的草地或山林平坝间唱歌跳舞，恣意娱乐，数日而返，形式类似于内地的郊游和野炊。作为当地民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交流、交往、交融”为目的的“洒咧”，具有较强包容性，参与和退出都有很大自由性。 自2015年开始，“洒咧”营地已经成为昌都市重点打造的特色旅游产品，是极具特色的藏式农家乐和营地品牌。但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洒咧”营地不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也倍受本地人青睐，成为游客与居民互动共享的一个平台，“前台”与“后台”(27)在此交织。 除了营地，开放包容的“洒咧”还被纳入各色旅游节事活动中，成为多元主体集体狂欢的庆典。例如重走茶马古道活动的终点便设在“洒咧”营地，活动结束后，参与者在此进行休整，并将藏式“洒咧”的体验互动作为一种庆祝方式。虽然从游客视角来看，旅游中的“洒咧”是一种司空见惯、具有“共睦态”体验的参与式展演活动；但在本地居民看来，“洒咧”展演并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种自在的休闲传统，游客只是惯常“洒咧”时不期而至的参与者，因此当地人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好客的性情。在“洒咧”展演过程中，工作与休闲的边界被消融，本地居民亦在其中发掘出自身的娱乐体验。 四、融入现代的价值观念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边缘藏区的地方认知与想象通常是“贫穷”“封闭”“落后”“教育意识缺乏”“政治意识淡薄”等，但芒康盐井地区呈现给世界一张超乎想象的面孔，这一点从当地居民的教育观念和政治认同可窥一二。 (一)“每家两三个大学生”：积极的教育理念 以往藏族地区因家庭劳动和宗教信仰而忽视教育，将小孩送往寺庙做喇嘛(28)，孩子在寺庙中接受教育。但盐井地区世俗教育普及较早，现在基本上“家家都有两三个大学生”。 世俗教育与地方政策推动了家长教育观念转变。20世纪30至40年代，上盐井村天主教堂第4位本堂神父尼德龙开办夜校，帮助本地居民扫盲识字，启蒙当地人的教育思想。1985年以来，西藏***开始推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三包教育政策，在“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文化资本、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理念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出盐井，去往拉萨，甚至去内地读初中、高中和大学，居民受教育水平得以提高。2014年，加达村、纳西村、上盐井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占全村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4％、9.4％和11.2％(具体如表2所示)。盐井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中东部地区，甚至超过中东部的部分农村地区。 表2 2014年加达村、纳西村和上盐井村总人口、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及党员情况(29)
在政策因素与传统观念的助推下，受教育群体反哺藏区。与内陆、沿海地区的农村大学生流失乡土，努力向大城市寻梦，却最终只落得“扎不进城市，回不去乡村”的局面不同，盐井地区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重返藏区，服务于西藏本地的经济建设，且热衷于家乡的发展事务。西藏地区有特殊的政治生态及保护性就业政策。2007年之前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全部实行计划分配，之后的西藏籍大学生虽不再分配工作，但在“全就业”的政策目标下，西藏籍大学生就业问题实质上是计划分配的某种变体。(30)另外，藏区居民的骨系观念强烈，重视家庭团结与协作，直到今天，盐井地区依然保留着必有一子女留在家中与父母生活的传统，因而也影响着子女的就业选择。除此之外，在外地发展的盐井人借助一些活动或节庆维系着对家乡的回馈义务。如2018年“第六届重走茶马古道”暨“首届中国户外经理人高峰论坛”的志愿服务工作，即由盐井地区的在读大学生志愿承担；在昌都及周边地市工作的年轻人，也会利用周末假期返回家乡，协助承担部分政府旅游接待工作；每年藏历新年举办“假结婚”仪式时，工作条件好、经济收入高的地方精英会捐献更多钱款，用于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政策激励、传统观念及节庆仪式的维系下，盐井地区居民内生出一种外向的、利他的、普惠社会的情怀。 (二)“每家两三个干部”：强烈的政治认同 盐井居民有着强烈的、内聚性的政治认同，这在物化表征、心理认同以及外化行为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 首先，盐井居民家屋空间充斥着政治表征。盐井地区居民房顶上皆悬挂国旗。在家屋内部，历届国家领导人画像被张贴或陈放于神圣空间，与活佛或圣母、天主等宗教信仰对象的画像并列陈放于佛龛之中，足见国家领导人在居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既是地方政府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果，也是藏族居民政治认同的体现。 其次，盐井居民在情感层面有着较高的政治认同。据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加达村、纳西村和上盐井村党员数量分别占全村人口的4.5％、6.2％和5.9％(如表2所示)。另外，进入公务员系统是盐井地区大学的就业首选。据加达村驻村书记所述，仅加达村就有80余名大学生(31)，考进本地的公务系统，这些受教育群体通过进入公务员系统，获取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在实现文化资本向政治资本转化的同时，自身社会阶层也实现了向上流动。社会阶层的上升既为家族获得声望，也强化了对党中央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向心力(32)，表现出浓烈的感恩意识。正如村民扎西尼玛所说：“我是个党员，要培养孩子为群众做事。”(33) 此外，盐井居民情感上的政治认同还外化为种种行为实践。盐井居民不仅在心理或情感层面有着强烈政治认同感，而且积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充分发挥着党员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为群众做事、为家乡做事、让利于贫困村民”，已经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行为。如加达村“假结婚”仪式的舞台化展演中，参与者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补贴，村妇女主任表示：“首先让贫困家庭参与，如果实在没人演新娘，我才会去演。”(34)在昌都任教、定居的旺姆积极响应政府相关部门的号召，放弃假期，返回家乡，协助旅游局为“第六届重走茶马古道”暨“首届中国户外经理人高峰论坛”的参会者提供导游讲解服务，并主持“假结婚”仪式。盐井居民不仅在心理或情感上有着较高的政治认同，而且在行为上也积极支持、拥护和服从党的领导。 五、结语 本文从宗教信仰、仪式展演和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对芒康盐井地区的本土现代性加以阐释。这种本土现代性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性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本土与西方互动、协商、妥协的结果，也包含本土依据地方性的文化经验，应对地方发展而内生出的本土现代性。在宗教信仰方面，西方天主教与本土藏传佛教在长期多次碰撞冲突之中，实现了彼此在多个层面上的和解与包容。其不仅保护了地方居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净土，还促成了宗教信仰和谐共处的局面。在传统仪式方面，嵌入旅游情境下的仪式活动虽经历了舞台化包装，但并未因此失去其地方性。面对旅游这一现代性力量的进入，传统仪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元素的有机结合，旅游展演不仅是游客凝视和消费的对象，也是藏民自在自为的休闲和文化实践。在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包容的文化体系逐渐内生出一套具有外向性、利他性、普惠性特质的，实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自洽的本土价值观念。尽管盐井地区在地理尺度上是一个小地方，但在西方现代性不断扩张之时，这一扎根于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但未被工具理性异化，反而呈现出强劲的韧性，并成为个体在失控的现代性中锚定存在之意义。 从芒康盐井地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现代技术的扩散与精神观念的传承并不冲突。地方以开放包容态度积极借用外来知识服务于地方发展的同时，内生出本土现代性的力量。这种本土现代性是一种“真实的现代性”(35)，主体矛盾但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社会经济变迁的抗争过程中，他们并不拒绝接受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便利，但未被经济理性主义所压迫和吞噬，而是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主体性。在本土现代性视角下，小地方并不必然走向普遍现代性和同质化，“因为现代性中进步、平等、民主等技术概念，其实是可以与理想的乡土生活中的道德和文化持续性联合起来的”(36)。 芒康盐井地区的旅游发展使得本地居民的现代性欲望实现了合法化(37)，也为地方社会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和文化建构方式，为本土创造了可以与一般现代性进行斡旋的空间(38)。上述良性发展得益于注重社区参与，复归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39)，这使得本地居民未因追求经济发展而丢弃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化原真性(40)与商品化(41)之间的矛盾张力在此并不凸显，相反，旅游成为一种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重要手段，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动力(42)。 由此，将科学技术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的现代性实践，有利于破解现代性异化的悖论难题。这种破解道路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式的生产关系革命性批判那样遥不可及，而是立足于本土实践，以挖掘地方性知识的现代价值为基础，以保持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为根本，为本土现代性实践提供渐进式地方发展情境，为地方社会主体性延续与发展创造空间。然而，随着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芒康盐井这一边缘藏族社区将进一步卷入与核心地区全方面联结的现代化进程，外来技术与观念的冲击将进一步对其本土现代性带来挑战，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响应需要内外部力量的结合才能得以保证。芒康盐井的未来发展将走向何处?这一问题还需要更长期的田野跟踪才能解答。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②李承儒：《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③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④王逢振：《全球化和〈单一的现代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⑤王旭辉：《现代性批判：从劳动异化论到文化异化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5期。 ⑥[以]S.N.艾森斯塔德、[德]任斯·理德尔、[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背景》，[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理德尔、[以]S.N.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堂、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页。 ⑦[以]S.N.艾森斯塔德、[德]任斯·理德尔、[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背景》，[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理德尔、[以]S.N.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堂、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页。 ⑧[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概念及其潜力》，[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理德尔、[以]S.N.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堂、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0页。 ⑨王宁：《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⑩Chatterjee P,“Whose imagined community?”,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3(March 1991),pp.521-525. (11)魏雷、孙九霞：《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以泸沽湖大落水村为例》，《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 (12)许明、綦晓芹：《本土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孕育生长——反思近三十年的传统文化之争》，《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3)[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概念及其潜力》，[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理德尔、[以]S.N.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堂、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6页。 (14)[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概念及其潜力》，[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理德尔、[以]S.N.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堂、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0页。 (15)昌都市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昌都市村情汇编》(内部印刷)，2016年，第588、590、592页。 (16)西藏***芒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芒康县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第365页。 (17)备注：S-上盐井村，N-纳西村，J-加达村；F-女性，M-男性。绘制者：庞兆玲；绘制时间：2019年7月。 (18)吴成立：《西藏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盐文化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9)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史略》，《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 (20)李蓉：《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6年第1期。 (21)访谈人：王淑佳、庞兆玲；访谈对象：SM1；访谈时间：2018年8月5日；访谈地点：上盐井村村委会。 (22)访谈人：王淑佳、吴传龙；访谈对象：SF7；访谈时间：2018年8月8日；访谈地点：SF7家中。 (23)访谈人：王淑佳、吴传龙；访谈对象：SM6；访谈时间：2018年8月9日；访谈地点：SM6家中。 (24)访谈人：王淑佳、吴传龙；访谈对象：SM9；访谈时间：2018年8月10日；访谈地点：SM9家中。 (25)访谈人：王淑佳、吴传龙；访谈对象：SM8；访谈时间：2018年8月10日；访谈地点：SM8家中。 (26)访谈人：庞兆玲、罗静媱、王学基；访谈对象：JF14；访谈时间：2018年8月10日；访谈地点：JF14家中。 (27)[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7页。 (28)周大鸣：《西藏传统社会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29)资料来源：《昌都市村情汇编》，第588、590、592页。 (30)李巧艺：《藏族女大学生“返乡当公务员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31)访谈人：庞兆玲、王淑佳、王学基；访谈对象：JM2；访谈时间：2018年8月7日；访谈地点：加达村村委会。 (32)周大鸣：《西藏传统社会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33)访谈人：孙九霞；访谈对象：JF12；访谈时间：2018年8月2日；访谈地点：芒康大巴车上。 (34)访谈人：庞兆玲、罗静媱；访谈对象：JF1；访谈时间：2018年8月10日；访谈地点：加达村村委会。 (35)Oakes Tim,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8,p.7. (36)魏雷、孙九霞：《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以泸沽湖大落水村为例》，《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 (37)Oakes Tim,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8,pp.10-11. (38)魏雷、孙九霞：《少数民族旅游社区现代性的本土化实践——以泸沽湖大落水村为例》，《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 (39)左冰：《发展主义语境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困境及出路》，《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40)E.Cohen,“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5,no.3(Dec.1988),pp.371-386. (41)孙九霞、吴韬：《民族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小黄侗族大歌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42)S.Cole,Tourism,Culture and Development.Bristol: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7,pp.249-2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