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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格萨尔王传》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被称为我国“三大民族英雄史诗”。它们同时分布在“一带一路”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对于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展开对史诗的系统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其文本绝大多数仍然用民族语言文字传播，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适合大众口味的通俗读物。由此，三大史诗的译介推广和通识读物的书写工作，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201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专门组织课题组，汇聚众多学者的智慧，博采众长，率先开始编写《格萨尔通识读物》，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这部读物的出版，不仅对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发挥应有作用，促进人类文明对话互鉴，而且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人类历史上所谓的“英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英雄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英雄史诗”所折射出的智慧光芒烛照着人类文明的天空。在海量的人类早期文化和精神遗产中，史诗便是少数几个荟萃诸多古老文明元素和人类原始文明基因的熔炉之一。史诗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口传社会不同族群间本已存在的跨越时空的同质性思维模式、普世性人伦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以及人类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与史诗的文化样态中相遇，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思想基础。 由于种族、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长久以来这些闪光的智慧未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荷兰学者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中提出：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希腊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但似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的分享。随着21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其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一系列论述深入人心，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有了新的反思和认知。包括史诗在内的人文学科这一古老文化样态再次尽显其积极向上的本色，为人类复归其命运共同体本位保驾护航，亦为构筑人类文明对话互鉴发挥堡垒作用注入无尽动力。 秉承“道器相济”的书写理念 《格萨尔》是关于英雄人物格萨尔的神圣叙事，自11—12世纪开始在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不断向外辐射，逐渐拓展到青藏高原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呈现出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巨大史诗流传带。它不仅在我国多个民族中流传，而且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流传，成为“一带一路”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重要例证。回望200余年前，俄国的帕拉斯、法国的亚历山大·达卫尼尔和石泰安、美国的罗宾·廓尔曼等西方学人先后将《格萨尔》向世界其他民族译介，使这一尘封已久的古老文化样态从此走向世界。在国内，任乃强先生1944年发表在《边政公论》上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一文，成为国人了解《格萨尔》的开山之作。该文用三国演义这一家喻户晓的通俗故事导读《格萨尔》，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和民众对《格萨尔》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起到了融会贯通的效果。这应是格萨尔史诗冲破民族和语言疆域向外界传播的最初方式，也是非母语通俗性读物的初始形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轴心论者提出文化多样性，意在促进文明对话。在这种语境下，国际社会对《格萨尔》文化所蕴含的重要文明价值给予肯定。2006年、2009年，《格萨尔》先后被列入国家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从民间流布的文化单元，华丽转身为政府间认可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文化范例。一部传世之作一定既是一部体现人类文明和智慧闪光的经典之作，又是一部对人类社会和日常人伦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的“通俗文本”。《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史诗，它的民间性构成了其最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和通俗性，但它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相关族群的文化符号。《格萨尔》是人类口头艺术的杰出代表，是藏族及相关民族的族群记忆、母语表达、地方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原创活力的灵感源泉。这是对格萨尔史诗所做出的符合当代意义的新的定义。可见，《格萨尔》在其显性层面沾满了牧业乡土气息的同时，在其隐性层面却包含着“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精英文化（主要指书面文化）元素和特点。我们对于《格萨尔》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其作为内容的史诗故事本体上，更要去理解其中作为形式的神话、历史、艺术等诸要素的来龙去脉和史诗之为史诗的特殊性。作为一部通识读物，既要关注到普通读者的需求，又不能丢弃专业的高度，放下学术的身段。秉承中国传统哲学“道器相济”的理念，是通识读物应具有的品格。 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 通识读物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充当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的晴雨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格萨尔》或多或少受到传统包袱的影响。传统《格萨尔》学术不仅受到我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影响，还受到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藏文化传统学术的桎梏。这种传统直到近现代，一直被囿于前现代学术的藩篱中。在一种主张主客观浑然不分的非理性、诗性思维方式的框架下运行，与理性、批判性和分析性现代学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学术传统下的运行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在新时代语境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要突破这一瓶颈，必须唯学术和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马首是瞻。《格萨尔》自被列入人类非遗名录以降，逐渐为国际上更多的学人所关注，从概念到研究范式再到学术实践均与国际学界展开了全面对话和接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一系列新型学科理论和方法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开拓了中国史诗学研究的视野。2017年，《格萨（斯）尔》《江格尔》和《玛纳斯》被列入中国社科院重点优势学科“登峰战略”计划。《格萨尔》在理论建设、人才储备和成果的推出等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起色，尤其在学科转向和学术范式转换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 一部理想的通识读物既要有学术的深邃，又要有对话式的洒脱和通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产生有思想的收获，又能达到快意的驰骋，以领略这部史诗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元素及文明的古今对话、沟通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这正是我们所期冀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