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国家起源问题是全世界考古学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课题。近些年中国考古学对国家起源的探讨似乎被遮蔽在文明起源探索的热潮之中，甚至很多人秉承“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之理念而将两者相等同。传统上人们认为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具体到考古遗存上，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就是最早的国家。后来又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则要上溯到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于是就有了王城岗为禹都阳城、新砦为后羿代夏之所居的说法。但对于王城岗、新砦等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址和大型聚落是否已经形成早期国家社会组织了，或者这样的社会同二里头代表的国家社会有何不同，则缺乏明确的说明和论证。 在探讨中国早期文明或社会发展阶段的过程中，苏秉琦率先提出了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的三部曲：从古国、方国到帝国，这一学说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同和推崇。稍后严文明、张忠培等又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古国-王国-帝国”的理论模式。在这些著名学者的影响下，很多人都将公元前3000年前到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的复杂社会组织称为“古国”（也有人称为“邦国”），或认为古国即与西方社会进化论中的“酋邦”大体相对应；总之，是将这种社会同早期简单的氏族部落和其后夏商周这样的广域王权国家相区别开来。这一理论模式的提出和广泛应用为中国早期历史的阶段性变化梳理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对于认识各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很少有人进一步深究那些“古国”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早期国家的起源问题。有些只是笼统提到国家的起源应追溯到史前晚期，即某些复杂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可能已经属于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了，但对于什么是国家、国家与“古国”有无区别及什么样的区别、究竟在哪个阶段有哪些史前聚落（群）最早演化成了国家组织，则往往缺乏严格的定义、周密的论证和系统的表述。比如，山东的大汶口和龙山，长江下游的东山村、凌家滩与良渚，中原的西坡、大地湾与陶寺，各地区这些前后不同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有何区别？我们是笼统地将它们都称为“古国”、还是可以区别出不同类型或发展程度不同的“古国”（或酋邦）？这些史前末期的区域集团有无已经超越了古国或酋邦而发展成真正的国家社会了？等等。 迄今为止关于古代国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采纳的标准定义，但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人们对“国家”含义的理解实际上并无大的分歧。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几十年来经过大量而深入的讨论分析，人们对于“酋邦”、“国家”这样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向的具体社会形态大体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除了有人不喜欢使用“酋邦”来定义某种复杂社会组织，而采用其他理论模式或途径来表述其社会进化论）。作为复杂的区域社会组织，酋邦（特别是复杂酋邦）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拥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特征，两者本质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政治结构方面。酋邦是在一个最高首领（酋长）控制之下的地域集团，围绕权力核心形成的贵族阶层与普通民众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国家除了具有上述特征，不同之处是在最高统治者之下还形成了一整套分层与分工的官僚管理系统，以及维护国家统治的司法体系和常备军队等。具体到考古遗存上，国家应比酋邦拥有更复杂的多层级的聚落系统（多层行政管理等级），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中心都邑和多功能的高级建筑群，包括宫殿、庙宇，以及王陵等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探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变化，就需要有可以比较和交流的明确的概念、理论模式和认知系统。比较上述中、西方学者提出的不同理论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学者提出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的“古国”即与西方进化论中的“酋邦”大体相当，而“王国”则无疑属于早期国家社会了。 二 前面提到，过去学术界普遍将夏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国家，之前属于史事不清的古史传说时代。在考古学上，近些年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邑的看法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二里头被视为夏代的王都，不仅是其地望与史书记载相符，而且从考古发现看它也具备了早期国家都邑的基本特征：聚落繁荣期的总面积达到约300万平方米，是中原同时期唯一一处特大型聚落，并且与周围的其他聚落一起共同构成了四层聚落等级，形成了一种多层级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系统；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并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周围还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夯土基址，显示了布局有序、地位和功能有别的不同等级上层建筑的特征；宫城附近有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表明社会上层对高端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控制与管理；遗址内已发现的随葬铜礼器和玉器的零散的贵族墓葬、宫城北面的大型祭祀区等，使我们相信这里应存在更高级的贵族大墓和国家操控的祭祀行为。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二里头二期之后逐渐出现或形成的。一期聚落面积只有约100万平方米，且遗迹分布呈现较松散的状态，尚无大型建筑、高等级墓葬等高规格遗存的发现。因此不能笼统地将整个二里头一～四期聚落都视为王国都邑，其间实际上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我们只能认为二里头发展成国家都邑、二里头代表的夏人集团进入王朝国家是在二里头二期之后。此前的二里头一期聚落很可能已经兴起为一处大型区域中心，但还没有完成从“古国”（或酋邦）向王国的转变。然而无论如何，二里头作为夏王朝中心都邑的确认是探索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一块重要基石。 二里头遗址分期轮廓 二里头出土青铜器、玉器 在这样一个基点确立之后，很多学者把探索国家起源的目光投向了更早的龙山时代。对于龙山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些人认为那些城址或大型聚落所代表的区域团体属于“万国林立”的“古国”或“邦国”，也有人称之为“酋邦”，还有人认为陶寺、王湾三期文化等已经进入“王国”阶段了。不管怎样，多数人表达的只是一种笼统的认识，而缺乏对不同个案详加辨别的具体分析。 在整个中原文化区，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早于二里头而形成国家社会的只有晋南临汾盆地内陶寺“中期大城”所代表的区域集团，对此笔者曾有过专门的论述。陶寺早期聚落规模不是很大，只有数十万平方米，它所统辖的聚落群的范围大概也只限于塔儿山周围；遗址内大型建筑的情况尚不清楚，而墓地布局显示高级贵族仍然受制于强烈的血缘族群关系。因此尽管陶寺早期墓葬展现了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和明显的贫富与身份地位的差异，但其社会形态应当还没有超出一个复杂酋邦的范畴。陶寺中期聚落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聚落总面积急剧扩大到了约400万平方米，而且主体部分环绕有大型防御设施，其内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宏观聚落格局显示陶寺所整合的地域范围很可能覆盖了临汾盆地的大部，并且拥有比早期层级更多、结构更复杂的聚落控制系统；聚落内有集中分布的“宫殿”建筑区，南部高处“小城”内则有以结构复杂的大墓IIM22为核心的较独立的“王族墓区”，其旁边还有一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IIFJT1），而石器等手工业生产和分配也显露出了集中控制与管理的迹象。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陶寺中期聚落较早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具有很多与二里头相似之处，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陶寺晚期的年代下限当进入到了二里头一期，此时的陶寺似乎因外力的暴力冲击而出现了许多衰败迹象，对其整体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状况、与周边其他大型聚落关系等方面的评估还需更多的考古资料，相信假以时日有关的问题会逐渐明朗起来。总之，我们讨论陶寺遗址的社会性质，同样应该将不同时段的变化做动态的分析。 陶寺遗址轮廓 陶寺大墓M22及出土部分器物 超出中原之外，在与之毗邻的黄河中游范围内，于史前的末期就已进入早期国家的，可能还有最近两年新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石峁雄踞在陕北黄土高原，文化地理上属于北方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内的陕北、晋中北、冀西北，有人习惯称之为“三北地区”，实际上还应包括内蒙古的中南部。这一地区在仰韶时代可算作是中原文化区向北延伸的地带，到龙山时代自身的特色逐渐增强而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这一广大的地理范围内，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强的共性，或统称之为“三北龙山文化”，或有“游邀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大口一期文化”等不同的称谓，但所指都应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多年来，在这个文化区域内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等地发现了很多石城址，也有一些面积较大的聚落，但总体看规模都不是很大；从已经发掘过的遗址观察，也没有发现明显的贫富和社会等级分化的现象，因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龙山时期在这个广袤的北方文化区内没有形成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 然而石峁城址的发现犹如石破天惊，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认识。石峁城址由内、外两道石砌城墙构成，外城墙只见于遗址的东、南部。内城的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内、外城之间的面积约190万平方米，整个城址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内靠近西墙的中心部位还有一处石砌护坡包裹起来的高台，当地俗称“皇城台”，台顶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上面似有大型建筑。在“皇城台”和内、外两道城墙上都发现有城门，此外在内、外城墙上还有墩台，外城墙有马面、角楼等建筑设施。经调查在城内发现有多处集中分布的居住址、墓葬和陶窑等遗迹，其中多数位于内城里面。2012年考古队集中发掘了位于外城东北部的一座城门遗迹“东门址”，门道宽约9米，两侧各有一座高大的包石夯土墩台，墩台内侧壁各有两处“门塾”建筑，门址内外还各有形似“瓮城”的建筑，从而使得整个通道呈曲尺形；以上所有这些设施实际上构成了一组大型建筑，总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外瓮城的石墙内发现有几件玉铲和玉璜，内瓮城墙体表面及其倒塌堆积中发现有很多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另外，在外瓮城墙外侧和城门门道入口处各发现一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每处分别埋有24个以年轻女性为主的人头骨，推测与建城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此处门址及城墙上的马面、角楼等复杂的结构和先进的建筑技术已显示出了后世历史时期城墙（门）建筑固有的许多特征，而为史前时期所罕见。发掘表明东门址经历了两次修建过程，根据这里的出土物和城内其他地点出土的遗物判断，发掘者认为东门址和城墙与遗址主体年代一致，大约在龙山晚期到夏代早期之间。 在近两年的勘察和发掘之前，早年对石峁遗址曾有过调查和小规模的试掘，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大量石峁玉器的面世。这些玉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不同时期流散到了社会各色人等的手里。最早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戴应新先生征集并发表的一批石峁玉器。这些玉器种类繁多，主要有玉刀、铲、斧、钺、戚、戈、牙璋、圭、璜、璧、璇玑（牙璧）、人头雕像以及蚕、蝗、鹰、虎头等玉饰件，其中以玉兵礼器为多。对这些玉器的年代曾有过不同的看法，但近两年的发掘出土了一些与往日所见相同的器物，现在可以初步确定石峁所出玉器与上述城址的年代应是一致的。根据考古人员的调查和发掘可知，石峁玉器有一些出在城墙里，应属于建城时有意放置，可能同某种特殊的信仰和仪式有关；还有很多流散的玉器是从墓葬中盗掘出去的，与陶寺及其他同时期的龙山遗址相比照，可以断定那些随葬玉器的应属于贵族墓葬。石峁玉器与晋南陶寺、清凉寺大墓中所出土的玉器在种类、形制等方面有一些相似之处，但石峁玉器的种类、数量却又远多于陶寺和清凉寺，而且像玉刀、铲、牙璋等器物体型既大而又非常的扁薄，具有鲜明的自身风格和技术传统。石峁玉器的使用规模和功能用途的广泛性似都超越陶寺之上，显示了该遗址不同凡响的特点；单从这一点判断，石峁城址的规格就不会低于陶寺。 石峁的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目前有关该聚落内部的结构与设施、周围聚落的分布状况和层级结构等方面都还不太清楚。但是，从已经了解的情况看，石峁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城址及大型建筑，精美的玉器及其出土背景等方面，都表现出许多与陶寺中晚期聚落相似之处，甚至显露出比陶寺更加恢弘的气势，当无可争议地拥有“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很有可能是在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初期崛起于陕北高原上的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性聚落。其建城的年代或许略晚于陶寺中期，而与陶寺晚期和二里头早期并存（两者的年代当有部分重合）。 综上，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陶寺、石峁和二里头所代表的区域集团，应是现在所能辨识出的、先后兴起的三个早期国家。 石峁遗址轮廓 石峁遗址的玉器 三 下面简单谈谈这三个早期国家兴起的背景。 对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笔者曾撰文做过系统的讨论分析，其中就涉及到了陶寺和二里头国家形成的背景与动因。下面做一些补充论证。 中原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起始于仰韶中期，从那时起各地都出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聚落群（聚落群的地域范围一般在数十到二、三百平方公里之间），很多群落内都可分成二、三层聚落等级，并至少有一个较大的中心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表明至晚到仰韶中晚期之际已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从已掌握的资料观察，仰韶中期中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应在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一带，到仰韶晚期这里发展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到庙底沟二期晋南豫西重又成为中原最发达的区域。尤其是晋南，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内，庙底沟二期的聚落数量多、分布密集；到该期的晚段，终于在临汾盆地孕育出了高度发达的陶寺集团。陶寺早期聚落的大型防护设施、大型建筑、特别是多层次的墓葬等级，都展现出了这个时期中原所见最复杂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到龙山时期，晋南出现了几处特大型聚落，其中陶寺和我们近年在运城盆地北部发掘的绛县周家庄遗址的总面积都在400万平方米以上，而陶寺中期“大城”和周家庄环壕内所包围起来的聚落主体都有近300万平方米；此外，位于临汾盆地南部曲沃、翼城交界处的方成-南石遗址也达2、3百万平方米，还有在运城中条山南麓的芮城县寺里-坡头遗址的面积也有约200万平方米，该遗址内还有一处等级较高的清凉寺墓地。像这样面积达2、3百万平方米以上的龙山期特大型聚落，目前在整个中原地区只见于晋南。在龙山时期文化同样很发达的河南境内，已发现大小城址10几座，但大多面积只有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新砦遗址也不过100万平方米；而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知的龙山期聚落更是乏善可陈。综合考察中原各区域这些大型聚落和城址，包括遗址的规模、所在群落中聚落的层级以及中心聚落内部的结构和内涵等方面，我们认为只有陶寺集团率先发展出了早期国家社会（详见前文）。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晋南在龙山时代令人惊异的表现，是与这里自仰韶中期、特别是庙底沟二期以来长期奠定的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的。 晋南在龙山时期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陶寺、周家庄、寺里-坡头等这样的特大型聚落，很可能形成了几个大型区域集团；这些大型区域组织应是在整合了若干早期较小的地域团体的基础上形成的，覆盖范围多在1000余平方公里以上。而陶寺无疑也是在强力吸附了许多临近聚落的人口而不断发展壮大、将周围一些较小的聚落群整合成一个庞大的区域组织、并在同晋南其他大集团的对抗竞争中而崛起为一个早期国家的；而晋南其他大型集团，从目前所知资料看，似乎都还没有超越类似“复杂酋邦”这样的社会形态。 那么在众多剧烈竞争的集团当中，陶寺何以会率先发展出最复杂的国家形态的社会呢？这恐怕与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与社会环境有关。在龙山时代，从中原的西北部到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鬲文化圈”，而与东部的“鼎文化圈”相区别。在这个鬲文化圈内，可以划分出陕西关中的客省庄文化、晋西南豫西的三里桥类型、晋南的陶寺类型，以及北方地区的“三北龙山文化”（该文化还可以进一步分出几个类型）。在这个文化圈中有两个陶鬲起源中心，其中客省庄文化是高体单把鬲的发源地，而“三北龙山文化”则是双鋬鬲和矮体单把鬲的发源地（具体起源地有不同认识，这里暂不讨论）。客省庄文化东进、北上，北方龙山文化南下，促成了三里桥和陶寺类型的形成；鉴于这两个类型有很多的共性，笔者曾提出可以将它们合称为“陶寺-三里桥文化”。该文化延续了很多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受到了来自中原腹地王湾三期文化的一些影响，就其整体面貌而言仍然属于中原文化区。这样，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临汾盆地就处于中原文化区的北部边沿，与晋中及其以北的北方文化区直接对峙。这种文化上的分野在不同社会群体的认同、彼此的交流、对抗和竞争等互动关系中也当有实际的社会意义。事实上，陶寺早期文化面貌的变化，很可能就是受到包括北方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其中大型贵族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等所体现出的礼制特征则有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子；到陶寺中晚期，陶寺更是直接受北方龙山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了鬲、罐形斝、甗等整套的炊器，当然还有通过南边三里桥类型所传递过来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而玉器等高端手工业产品的种类也更加丰富，其整体文化面貌与早期相比有非常大的改变，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这种情况是很难自动发生的。可以说，陶寺所在的临汾盆地正处于中原和北方两大文化圈相交界、彼此抗衡和挤压的风口浪尖上，这种压迫性的环境、区域内外不同集团间的互动与竞争无疑极大刺激和促进了陶寺集团内部结构的复杂化。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说，正是本地区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同各种外来刺激和影响的结合、以及区域内外各种社会集团间的剧烈竞争，促成了陶寺国家的诞生。 陶寺国家兴起之后，其强大的集群势力必然也会对外产生一定的冲击，其中对北方、尤其是陕北的影响比较明显，在神木新华遗址就有一些肥足鬲等富有陶寺特点的因素。陕北除了与晋南的陶寺类型相临近，其南边还直接面对陕西中部的客省庄文化，同时也受到其西南齐家文化的一些冲击，因此这里也是中原和西北两大文化区交汇影响的地方。北方地区在仰韶时代主要受中原文化影响，仰韶晚期始自身特色逐渐增强，在历经庙底沟二期形成的“阿善三期文化”之后，终于在龙山时代兴起了可以同中原分庭抗礼的“三北龙山文化”。现在看来，这种独立的文化传统的养成，也为石峁集团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后的数千年间，在广大的北方地区不断崛起的诸民族集团持续不断地南下冲击中原王朝，比如先秦时期的戎狄、秦汉以降的匈奴、鲜卑、唐代的突厥……等等；可以说，中原与北方诸民族此消彼长的冲突、碰撞与融合，几乎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的始终。而出乎以前人们想象的是，这种局面竟始于史前末期的龙山时代。石峁集团的兴起应会对陶寺集团构成极大的挑战与威胁；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除了这种大的区域间抗衡的催发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像陶寺一样，石峁集团的崛起首先也应是北方地区内部各集团间激烈竞争的结果。从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早期，内蒙中南部到陕北一带的“阿善三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相继出现了很多带有石围墙的聚落，人们一般称之为“石城址”，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包头以东大青山南麓、乌兰察布的岱海和黄旗海附近、以及鄂尔多斯到陕北一带。每一处集中分布的石城址及其附近的聚落所构成的聚落群可能都代表了一个社会集团，同时期的不同集团间就可能存在对抗与竞争的关系。起初这些区域组织的规模大概都不是很大，群体内也缺乏大型中心聚落，聚落内部也不见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表现出的是一种“聚落联合体”的形式。但到了龙山晚期及稍后，随着神木石峁大型城址的出现，明确表明在陕北一带聚合起了一个势力强大、有着大型都邑的范围广大的社会集团。 目前我们对整个北方史前时期的经济形态还不是很了解，但这里自仰韶以来就一直存在许多稳定的定居村落，其中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有着兴衰交替的波动，这当与气候、环境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而包括陕北和内蒙鄂尔多斯在内的南流黄河两岸则属于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带的聚落遗址一直持续不断地出现，直到龙山晚期耸立起了巨大的石峁城址。这些遗址里面出土遗存所反映的居住、生活和生产状况，包括陶器等生活用具、石器和骨器等生产工具，都与中原同时期的遗址在类别和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即使现在我们还无法完全搞清北方地区在不同时期生业结构和各种经济类型所占的比重，但可以初步判断农业生产始终是其生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方地区特别是长城沿线属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带，也是历史上的农牧交错带，这里土壤的肥沃性、水热状况等方面都远不如中原地区，而且易受气候波动的影响，其农业生产的条件比起中原来是差很多的。根据已知的研究，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气候趋于冷干，但受局地气候差异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陕北等地却显示出相对温湿的特征，河套及邻近地区的降雨量也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时期，这大概为本区域农业生产的发展、养活更多的人口、孕育出石峁这样的大型聚落提供了相对较好的自然环境；但与此同时气温却又处于持续下降的过程中，这又会对农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干湿冷暖的强烈反差和气候易于波动的特点，肯定会造成农业等经济生产的不稳定，使得本地区的人民时常会面对资源紧张、食物不足等方面的生存压力，从而会加剧各社会群体间因对土地、食物等资源的争夺而形成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不同群体间势必会出现以大并小的局面，最终形成了像石峁那样特大聚落所代表的、很可能是覆盖范围很广的区域集团。为了有效处理内部事务、协调集团内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并应对外部力量的挑战，对整合这种大型集团起到领导作用的上层精英就会组织起复杂的社会控制和管理体系，这同时也保障了集团内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并享有无尚的尊崇和荣耀。石峁国家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 陶寺、石峁两大集团在龙山时代先后兴起，并且都延续到了二里头初期，其后随着这两大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则发展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的大型都邑。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兴衰交替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是否二里头的成长壮大也受到了北面陶寺的刺激和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二里头也是在中原腹地龙山时代各区域集团不断争斗的过程中崛起的，而从其文化因素的构成看，更多地与东邻地区文化和社会集团的冲击有关。 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盆地及东到郑州之间的环嵩山地区。这里自仰韶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开始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但直到庙底沟二期阶段，尽管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社会组织，却没有像与之毗邻的晋南那样发展出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到龙山时代，随着王湾三期文化的兴起，此前沉寂的局面为之一变，在中原大地上涌现出了许多的城址。但这些城址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其中较大的如登封王城岗不过30余万平方米；到龙山末期出现的新密新砦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但“城墙”内面积也不过70万平方米。这些城址中有些出现了大型建筑基址，但目前还都缺乏多功能的高级建筑群、高级贵族大墓的发现。总之，无论是这些城址的规模以及它们所能整合的聚落群的范围、还是城址内涵等方面，都无法同晋南陶寺等特大型聚落相比，都还没有超越“酋邦”（或“古国”）的范畴而跨入早期国家社会。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这些大小不同的城址及其他大型聚落所整合起来的众多的社会集团，彼此间可能会经常处于对抗与竞争的状态中，但有时为了共同应对外部力量也会形成联盟。正是在这种长期不断的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到龙山末期和二里头一期，形成了郑州地区的新砦集团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集团东西对峙的局面。 龙山晚期，由于受豫东、北等地文化的冲击，嵩山东部郑州地区出现了“新砦期”遗存，该类遗存既有许多来自造律台等东方文化的新因素，同时也保留了更多王湾三期文化的传统，可以归属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类型；该类型应包括新砦二、三期所代表的遗存的总和，年代跨越了龙山末期到二里头一期阶段。新砦很可能是来自东方的上层统治者统辖当地人而建立的一个大型聚落，该集团兴起后又向西扩展，在嵩山北部留下了一个出有许多高等级玉器的巩义花地嘴遗址。但花地嘴似乎到新砦二期的晚段就中断了，与此同时在洛阳盆地的偃师却开始出现了与新砦同等规模的二里头一期聚落。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形成并非直接承自本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尽管也保留了后者的一些内容，但其文化的主体则是来源于东面的“新砦类型”，同时又吸收了周边文化的一些因素、并进一步综合创新而形成。二里头文化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二里头聚落的建立，即使现在还不敢确定是由西进的新砦类型的一支人群分离并独立发展的结果，但至少可以推断，二里头是外来集团与本地集团在激烈的角逐中经过征服、兼并、融合而创建起来的。此后，这个新生的文化与社会集团迅速地发展壮大，到二里头二期终于孕育出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势力空前强盛的早期国家，并最终将与其对峙的东面的新砦集团覆盖消融。 总结上述分析，在包括中原和北方地区在内的整个黄河中游，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寺、石峁和二里头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三个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内涵最丰富的特大型聚落，它们所整合的区域集团应代表了三个连续兴起的国家社会。这三个早期国家兴起的背景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一，它们所在的地区都有着长期稳定发展的深厚的文化传统：陶寺所依托的是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石峁依托的是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一带的阿善三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二里头依托的是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其二，三者兴起之前所在的区域都属于各自文化或社会势力角逐的边缘地带：陶寺所在的临汾盆地位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北部边缘区，石峁所在榆林地区则处于龙山前期“永兴店类型”的南部边缘地带，而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近于王湾三期文化的西北边区且尚无一处龙山城址发现，这样的情形为几个新兴集团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得它们较容易地坐大坐强；其三，三者的兴起又都与外来文化的强力刺激或集团势力的直接冲击关系密切：陶寺早、中期两次文化面貌的巨变都应受到了北方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石峁的兴起也与其北面“老虎山文化”的南下有直接关系，而二里头的兴起则是东来的一群人与洛阳盆地土著人群直接碰撞、融合的结果；其四，它们在兴起的过程中区域聚落数量或规模及其反映的人口规模都有明显的增长趋势，这从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洛阳盆地的区域系统调查都能得到反映，只有陕北及附近地区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即便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人口的增长直接导致了资源紧张、压力增大而促成了大型区域政体的发展，但陶寺、石峁和二里头出现的人口向中心都邑集中的“核心化”以及同时期大型聚落的增多、聚落总规模的扩大，都应与人口增长有直接关系，这至少是复杂的国家组织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其五，三者兴起之初都面对着周边其他集团的强力抗衡与竞争，尔后才脱颖而出成为统领一方的国家政体的：如陶寺经由早期聚落与其他同等集团的竞争而发展起了中期“大城”，二里头一期聚落与新砦之间经过抗衡而孕育出了二里头国家都邑，而石峁很可能也经历了这样一种与他者竞争之后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概括地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崛起都是在各种外来势力与本地势力发生冲撞、本区域各新兴集团间经过剧烈角逐，由小集团的竞争与合作而演化出大集团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说，各种势力和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激烈碰撞与竞争乃是这几个早期国家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其中战争很可能起到了最重要的催化作用。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发表于《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年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