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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反山遗址大型贵族墓葬、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和大型水坝的发掘，良渚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良渚文化尽管年代开始较早，率先跨入早期国家的门槛，但是到距今4300年前后突然消亡，持续了1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断。关于其消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认为要全面地认识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对当时生业状况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从生业状况切入，结合相关研究，对良渚文化的兴衰提出认识。 一、材料和归纳 良渚文化遗存分布的区域可分为太湖平原地区、浙东沿海地区和江淮东部地区。 太湖平原地区主要有莫角山遗址、茅山遗址、小兜里遗址、玉架山遗址、卞家山遗址等。莫角山遗址东坡的废弃堆积中发现了一个填满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可能是两次火灾形成。茅山遗址清理出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良渚文化晚期的稻田形态和稻作活动比中期更趋复杂。对玉架山遗址植物遗存进行的定性、定量分析表明，水稻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卞家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的码头，遗址出土植物种子20余种，农作物有稻米和粟，还有坚果、瓜果，以及陆生和水生杂草，稻米已成为当时居民的主食，而粟的出现暗示中国南北方谷物交流的可能性，大量瓜果种实的存在反映了良渚人食物的多样性。其他各遗址也类似存在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与此同时家养动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浙东沿海和江淮东部地区这两个区域有塔山遗址、慈湖遗址和蒋庄遗址等。尽管浙东沿海地区、江淮东部地区发表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的良渚文化遗址仅有1～2处，且仅有单一的动物考古或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但是上述地区不少距今1万年以来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龙虬庄文化遗址均发现了种植水稻的证据。我们推测，浙东沿海地区和江淮东部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已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但是可能因为局地环境和社会组织的差异，水稻种植在整个生业中的比例仍有所不同。依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当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遗址的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以渔猎为主。而太湖平原地区的多个良渚文化遗址呈现两种获取食物资源的生业方式。一种存在于以莫角山、茅山等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中心区域，水稻种植技术和产量均达到较高水平，水稻成为主要食物来源，当时还发现了粟，可能来自与北方地区的交流；获取肉食资源主要通过饲养家猪，还包括少量渔猎活动。另一种存在于以广富林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边缘区域，获取植物性食物的方式主要是种植水稻，并伴有采集野生植物的行为，而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以渔猎为主，仅饲养少量家猪。 二、讨 论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波动，良渚社会的人口状况、政权特征、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作用，形成了良渚文化区域内生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生业发展的不平衡与自然、社会、文化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良渚文化的消亡。 （一）生业不平衡的特征 通过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古人能够不断生产食物以满足自身生活及人口增长的需求，这是保证社会不断发展的最重要前提。良渚文化中心区的水田、灌溉设施、施肥行为相关遗迹及上万公斤稻谷的发现，证明当时的稻作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可能还存在聚集各地水稻进行仓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跨入文明社会的良渚古代王国建立起来。对多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证实，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但是，农业经济不仅有农作物种植，还应该包括家畜饲养。从各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比例来看，良渚文化的生业形态整体发展不平衡。这种生业形态的特征限制了良渚文化只能在具备稻作生产和饲养家畜生业方式的地区不断延续和发展。其他地区缺乏保证良渚社会持续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如良渚中心区那样庞大的上层建筑和大量人口，简单的生业方式基础上不会形成复杂的上层建筑，不能形成对良渚中心区的竞争压力。 （二）生业经济与人口数量 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由渔猎转为饲养家畜，是人口不断增长和野生资源相对有限之间矛盾的产物。良渚文化中心区出现的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其他地区以渔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一致，说明当时不同区域可能存在人口密度的差异。在遗址分布分散、人口数量有限的地区，以渔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更为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地广人稀，充足的野生资源可以满足古人的肉食需求。人口数量少，围绕资源利用和利益需求产生的各种矛盾发生频率也低，这种状态不利于促进社会管理进步。 （三）生业经济与交流竞争 交流和竞争是促进生业发展的动力。从文化互动来看，良渚文化分布区的东缘和南缘临海，在这些地区没有发现与其他文化交往的迹象。在良渚文化的西侧虽存在数个地域范围相当小的弱势文化，但它们对良渚文化不能构成先进文化或生产力的影响。在江淮地区以北，良渚文化与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对峙，与这两个文化的交流较为明显。江苏新沂市花厅遗址被认为处于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交汇处，其晚期遗存可能接受了良渚文化的影响或被良渚文化占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位于良渚文化北部、与大汶口文化交流前线的聚落并未接受多少先进生产力要素的影响。由于周边不存在多个强势文化，良渚文化没有积极引进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思想观念，也不存在抢夺资源的有力竞争，没有危机感，因此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 （四）生业经济与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影响着生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良渚文化位于长江三角洲，这个地区有较大范围利于水稻耕作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良渚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环境基础，良渚文化生业的发展和长江下游典型的湿地环境息息相关。我们推测，持续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可能遭遇并成功应对了多种自然灾害。但是，当较大的自然灾害与统治集团的应对能力出现问题结合到一起，就可能对良渚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在距今4200～4000年，气候不稳定引起了长江下游环境恶化，可能导致了当地野生资源的锐减，依赖水稻这种单一作物的农业经济难以为继。 （五）生业经济与统治集团治理 生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统治集团的管理密切相关。良渚文化能够持续千年之久，应该与当时统治集团的有效治理密切相关。但是，良渚文化神权至上的机制和观念长期持续，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良渚文化中心区的统治集团虽然推动各个地区接受了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和玉器，但是并没有促使他们接受中心地区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模式，所以良渚文化没有雄厚的整体经济实力。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良渚文化统治集团虽然在中心区集中了大量人口，但未成功推进各地区人口持续增长。良渚文化统治集团虽然与其北面实力较强的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交流，但在固有的神权至上的思想制约下，没有积极引进先进生产力和思想观念，缺乏外来动力，不利于发展。 综上所述，当时良渚文化尽管中心区存在先进的生业方式，但是整体的生业状况发展明显不平衡，没有全面发展生产力，为人口增长奠定经济基础，造成人口有限，不可能形成多个中心相互促进的局面。加之良渚文化位置偏于一隅，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良渚文化晚期，统治集团和宗教体系可能趋于僵化，不注重实际经济需求，导致无法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多种社会矛盾，使得良渚文化最终走向消亡。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可以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如果生业经济的发展不够全面，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上层建筑又缺乏引进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机制，社会的全面和长期发展则难以维持，这个社会最终也经受不住不利因素的打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考古》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