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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滕州市文物局對大韓東周墓地進行發掘，出土一件郳公戈（圖一），胡部有銘文。這件戈對於研究春秋晚期郳國歷史和文字具有重要價值。  圖一  圖二 此戈直援尖鋒，脊部凸起明顯，中胡，闌內側三穿，內呈刀形，上有一橫穿。關於此戈的年代，最早研究郳公戈的孫敬明先生認為是“時代為春秋中期”。[1]賈一凡先生認為此戈與邾大司馬戈、薛國故城M 2 出土的Ⅱ式戈M2 ∶ 2 7 、Ⅲ式戈M 2 ∶ 3形制相近，定爲春秋晚期偏晚器。[2]我們認為，賈先生的意見是很有道理的，此戈形制屬於春秋晚期比較常見的器形（銘文本身亦可證明，詳下文），1991年薛國故城出土薛侯定戈（圖二），銘文作“薛侯定之造戈”。[3]薛侯定即薛襄公，其在位十三年，於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去世，郳公戈與薛侯定戈形制非常接近，二者年代近似，因此郳公戈時代定爲春秋晚期偏晚是完全沒問題的。 關於郳公戈的銘文，孫先生和賈先生都釋爲“郳公克父，擇其吉金，作其元用。”關於器主，賈先生進一步指出，春秋晚期的郳公克敦（《集成》0 4 6 4 1），其器主為“郳公克”與郳公戈器主為同一人。我們認為，二位先生對於器主的釋讀恐怕是有問題的。郳公戈器主名作如下形：  （照片） （拓片） 從字形上看，二位先生都是將其釋爲“克父”兩字。“克”字從“由”從“皮”省（或從“皮”）（圖三），戈銘所謂“克”字口形上部沒有任何“十”“丨”字形筆畫，與“克”形完全不合，而整體字形與“皮”字相同（圖四），無疑應改釋爲“皮”。  圖三 《說文新證》588頁  圖四 《古文字譜系疏證》2344頁 近年來，董珊先生介紹過郳國流散的一組四件青銅鎛和一件青銅觥。[4]根據其研究，二器都是春秋晚期郳公  父所鑄造，結合鎛銘與古書記載，董先生將郳國世系考訂如下： 穆公——恭公——惠公——  父 穆公最早死於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郳公 父鎛鑄造於魯昭公三十二年（前509年），所以小邾恭公、惠公兩代在位時間比較短。董說已經爲學界所接受。 我們知道，“ ”字從“韋”“皮”聲，是“鞁”字的異體。[5]根據上面的釋讀，郳公戈的器主應爲郳公“皮”。郳公父鎛的年代在公元前509年左右，與郳公戈的年代非常接近。所以，我們認為，郳公戈的器主“皮”就是郳公父，“父”人名格式爲“字+父”，“父”爲男性尊稱，這類人名金文中常見。[6]值得注意的是，郳公觥的器主名作“ ”，銘文為鳥書，董先生原釋爲“父”二字合文，不過由於此器銘文兩行對稱排列，其實此字視作單字較適宜，可以徑直釋爲“”。“”從 “皮”得聲，“”、“皮”自可相通用。郳公戈和郳公觥的器主都稱為“皮（）”。 總之，我們將郳公戈器主改釋爲“皮”，認為其與郳公 父爲同一人應該是很合適的，這與戈的器形和銘文內容是很契合的。至於郳公皮戈所出滕州大韓東周墓葬是否爲郳公父之墓，郳公父諸器是否爲同一墓地流散器物，則尚待相關考古資料公佈以後進一步研究。 後記：2018年本人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拜讀孫敬明先生研究大韓墓地所出郳公戈文章，雖然孫先生未公佈銘文，但當時根據此戈的內容已經懷疑器主與郳公 父爲同一人，並與多位同好交流過。2019年北京大學訪學期間得見此戈的照片，進一步印證自己當時的推測。今賈一凡先生正式公佈此戈照片和銘拓，故撰此拙文申說。文中觀點是否成立，尚祈大家指正。如已有先生論及此說未及見，則拙文可廢。 [1] 孫敬明：《新見郳公戈芻議》，《中國文物報》，2017 年5月30日，第007版；孫敬明：《劍戈不容瀆，犯者必懲戒——從新見郳公戈談起》，《中國文物報》，2018年1月9 日，第005版；孫敬明：《郳器三箋》，山東博物館編《山東博物館輯刊》（2019年），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2頁。 [2] 賈一凡：《新見小諸國有銘青銅器探析》，《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 [3] 此戈著錄於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393號（龍門書局，2018年），原書將時代定爲戰國，應改爲春秋晚期。原釋文作“薛侯定之徒戈”，“徒”字原形作“  ”，明顯應釋爲“造”字。 [4] 董珊：《郳公  父二器簡釋》，《出土文獻》第三輯，中西書局，2012年。 [5]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348頁。 [6]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中華書局，2006年，第454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0年6月22日08：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