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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5月,英国人米歇尔·哈彻(Michel Harcher)在南海附近大肆打捞中国沉船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获利的行为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界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政府各相关部门及来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俞伟超先生于1987年11月主持筹建了中国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组织——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中国水下考古由此正式拉开大幕[1]。这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篇之笔,关于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积年的计算以1987年为开端是业界共识[2]。本文谈的主要是1987年之前的事情,称为“序章”。 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拥有辽阔的海域和绵长的海岸线。自清朝末年尤其是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以来[3],海洋交通史的研究渐成显学,中国是具有发展水下考古的思想基础和实际需求的。那么,在缺乏1986年哈彻事件刺激的情况下,中国学术界是否考虑过发展水下考古事业呢?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在我国,准备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学的愿望,始于要了解沿海岛屿上的古文化遗存情况。70年代在西沙群岛上进行的考古调查,即为具体事例。因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这种科学事业当然未能进行真正的筹划”[4]。对此,还有一种说法表达地更为明确:“文革期间,老一辈考古学家就了解到巴斯在地中海的沉船考古,加之西沙考古的重要性,曾试图发展海洋考古技术,夏鼐曾找当时的海军司令肖劲光协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但最终未获成功。”[5]也就是说,197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出现了“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学的愿望”,而这一努力与夏鼐先生有关系。 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的奠基人,又精通中西交通史和科技史研究,还十分注重中外学术交流,这些条件决定了夏鼐先生具有其他同辈学者难以具备的学术视野[6]。实际上,水下考古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如航海、造船、文化交流、外销瓷等等)也是夏鼐先生宽广学术视野里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以《夏鼐日记》中的人物、事件为线索,对与水下考古有关的内容进行编排,稍作说明和总结,以初步呈现1987年之前中国水下考古的基本状态。 一.夏鼐先生对中国水下考古学的贡献 1985年以前,夏鼐先生参与、指导和推动了许许多多的重要考古工作,西沙群岛考古调查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3—5月及1975年3—4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等单位在西沙群岛的主要岛礁开展了两次文物调查,取得重要收获[7]。《夏鼐日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有如下几条[8]: 1974年5月16日:上午赴外交部,谈关于参加考察西沙群岛…… 1974年5月24日:上午所中骨干小组商谈所事……(3)西沙群岛考古事…… 1974年8月6日:……下午广东省文物队参加西沙群岛考古的何纪生、吴振华、徐恒彬三同志来谈…… 1974年11月15日:……下午广东一位参加西沙群岛发掘工作的同志来所谈这项工作…… 这些记录集中在1974年,有其特殊的背景和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南越西贡政权屡次侵犯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74年1月15至19日再次出动海、空军侵犯西沙群岛,中越双方发生了“西沙海战”,我国军民坚决捍卫了西沙主权[9]。在这一背景下,组织力量开展综合考察,进一步了解西沙、南沙诸岛的方方面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自1974年开始,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对西沙、南沙诸岛区域集中开展了海洋生物、生态、地质、海岛动植物分布及南海诸岛历史地理和主权归属等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标志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进入到新的阶段,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10]。遗憾的是,前文提及的夏鼐先生与海军司令肖劲光商谈西沙水下文物调查并发展水下考古技术一事,《夏鼐日记》中没有明确记录(前述引文也没有标明信息来源)。但据1974年5月16、24两日的日记判断,夏鼐先生很有可能是在赴外交部商谈“参加考察西沙群岛”的事情时,涉及到了与水下文物调查、水下考古技术相关的话题,至于他与肖劲光司令的商谈是否就在当天,还是另有场合,现在还无从得知。5月24日属于单位内部的会议情况传达和具体工作商谈、安排,应与此事无关。8月6日、11月15日两条日记,说明夏鼐先生一直很关心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一事,跟工作队成员进行过多次交流,徐恒彬后来还成为中日南海沉船调查发掘学术委员(1990年)下设“中日事务局”的成员[11]。总之,此为中国发展水下考古最早的一次努力,限于条件和能力,其结果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说“未能进行真正的筹划”,前述西沙群岛两个年度的工作并没有涉及水下考古的内容。 在同一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持的泉州后渚港宋代沉船发掘是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夏鼐日记》中有“黄展岳交来泉州交通博物馆同志来信,谈海船发掘工作事”(1973年12月20日)与“福建博物院派苏垂昌同志等四人来京,为晋江后渚古船(海船)发掘事”(1974年4月8日)两条记录[12]。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于1974年3月制定了《泉州湾古船发掘、保护计划》并经省文化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后,6月9日开始发掘[13]。据此,夏鼐先生对后渚沉船的关注贯穿始终。后渚沉船及后来泉州一系列海交史迹调查成果引起了航海、造船、中西交通、中外关系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与中国发展水下考古的另外一次努力很有关系(详见后文)。 夏鼐先生晚年以主编身份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考古学”总条的部分内容,体现了其对水下考古学的广泛了解和深入思考,也是对中国水下考古学的重要贡献。两位先生将“水底考古学”与“航空考古学”一起纳入了与田野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相并列的特殊考古学范畴[14],并高度概括了水下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的主要内涵、学科性质和发展简史[15]: 水底考古学的萌芽可上溯到16世纪意大利人在海底探寻沉船。到了20世纪初期,水底的考古调查在世界各地进行,最有名的是在墨西哥奇琴伊察马雅文化遗址的“圣池”中寻找牺牲人和祭品,在突尼斯马赫迪耶港的海上探寻满载古希腊美术品的罗马沉船。但由于潜水条件的限制,调查时不能做精细的操作和记录。1943年发明了潜水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改进了各方面的设备和条件,这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学得以成立。从60年代起,先是法国人在马赛附近海底发掘沉船,接着美国考古队在土耳其附近海底发掘希腊罗马时代和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不仅获得船中许多古物,而且还为研究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水底考古学的对象从沉没物、沉船扩大到淹没于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等的遗址,而勘察、发掘及摄影记录等的手段和方法也大为改善,使水底考古学以显著的速度不断取得成果。可以认为,水底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 从“开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作《考古学》一条”始(1983年1月2日),到“和王仲殊同志商酌《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的修改稿,加以定稿”止(1985年5月23日),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夏鼐日记》还有11条记录与“考古学”总条的撰写有关,现将比较关键的数条罗列如下[16]: 1983年11月6日:今天以一整天的工夫,将《大百科》《考古学》条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修改誊抄出来…… 1984年12月23日:……开始写《大百科》考古学卷中“考古学简史”一节。 1985年3月24日:……晚间写《大百科》总条“考古学史”部分,已决定将这总条的下半让王仲殊来写。 1985年4月5日:本来想上午赴所,结果睡到11时始起来……我午饭后又睡午觉,起来时已近3时。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来,仲殊并送来他写好的《大百科》总条稿子…… 1985年5月6日:上午赴所,将《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前半交王仲殊同志,以便打印,并商谈下星期在西山开会《大百科》定稿会议事…… 1985年5月22日:……下午在家,修改《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作为定稿…… 1985年5月23日:上午赴所,原有院部召开的整党总结会议……我请假未去,和王仲殊同志商酌《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的修改稿,加以定稿…… 上述日记清晰展示了“夏鼐本人没能亲自完成该特长词条地全部文稿,前半部系王仲殊根据他的初稿整理,后半部则由王仲殊根据他的提纲撰写,但全稿仍然经过他最后审定”的过程。“考古学”总条的撰写之所以耗时两年半,一方面与夏鼐先生1983-1984两年的工作安排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反复查阅多种百科全书及研究论著,对考古学的语源、变化及编写提纲进行反复斟酌有关[17]。提纲确定后,王仲殊先生起草的词条后半部分用时仅十天。1985年6月19日,夏鼐先生不幸逝世,“考古学”总条定稿之时,留给他的时间已不足一月,他还对“水底考古学”进行了认真的讨论;2003年11月10日,俞伟超先生用颤抖的笔迹写下《商船战舰东西辉映》这篇文字[18],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也把目光投向了南海I号、投向了他亲手奠基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这是巧合,却恰恰表现出两代考古学人的奉献与情怀,将永为师表。 二.《夏鼐日记》中有关水下考古的人和事 自1962年夏鼐先生继任考古研究所所长起,尤其是1970年10月自河南息县“五七干校”返京后,外事活动成为夏鼐先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出国考察、接待外宾、学术交流等不同形式,夏鼐先生与国外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些内容与水下考古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以日本为例,与夏鼐先生有过交流且记录在案的人员近二百人[19],有些交流还很频繁,其中有不少学者算得上是1987年后中国水下考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知道,南海I号是贯穿中国水下考古三十多年发展史的重要工作,其工作步入正规的标志是1990年2月中日南海沉船调查发掘学术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中,“苏秉琦、江上波夫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委员;宿白、徐苹芳、黄景略、俞伟超、坪井清足、长谷部乐尔、田边昭三任委员”[20],皆为一时之选,此等规格的学术委员会充分显示了中日双方对南海沉船调查、发掘工作的高度重视。除了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与委员会中的日本学者也都已相熟很久。例如,1982年9月18日夏鼐先生曾题词给田边昭三:“《须惠器大成》一书辉煌巨著,犹如须弥山之高出群峰,实集其大成,嘉惠学林不浅也。欣闻东瀛将为田边昭三先生大作之刊行举行盛会祝贺,敬书数语,遥伸贺忱。辛酉中秋后二日” [21]。又如,在1985年6月17日生前最后的那条日记中,夏鼐先生写道“上午坪井清足来所讲演,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听众约……”,戛然而止。坪井清足先生时为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是1985年6月访华日本考古代表团团长,早在1966年夏鼐先生就接待过他的妹妹坪井明日春率领的日本工艺美术代表团[22],算是老朋友了。此外,《夏鼐日记》中的三上次男(1987年去世,带领长谷部乐尔等人于1964年调查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后提出“陶瓷之路”)、弓场纪知、大庭脩、樱井清彦、山本达郎等的研究领域涉及陶瓷贸易、造船技术、文化交流、东亚海域研究,也都是水下考古及周边领域非常熟悉的学者。 其中,与中国水下考古的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田边昭三先生。田边昭三先生时任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曾在日本及叙利亚沿海开展水下考古工作,1987年底应邀来华讲授水下考古学,1989年又应邀来华协商合作开展广东南海沉船(即南海I号)调查发掘事宜并签订协议书。同年11月,中日联合南海沉船调查队开展了近十天的水下考古调查,俞伟超与田边昭三先生为正、副队长,正是通过这次调查,俞先生提出“南海I号”的命名,沿用至今[23]。《夏鼐日记》还提到了一位日本学者菅谷文则。菅谷文则先生后来在其采访录中对田边昭三先生的上述活动有所补充,他说“……南海水下考古项目的开展,也是在俞先生督促下,由我协调日本方面的田边昭三先生最终实现的。这件事也可以说是我留学北京大学的成果之一”[24]。看来,中日合作的这次南海I号调查,菅谷文则先生有居间协调之功,他本人对此也颇为满意。 夏鼐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他对航海史、造船史、外销瓷、港口考古、水下考古这些颇有关联的领域一直富有兴趣。例如,上世纪八十年初,夏鼐先生对太平洋两岸早期文化交流很感兴趣,多篇日记留有记录。1982年4月20日条写道“阅最近一期的Archaeology[《考古学》],其中有Frost[弗罗斯特]所写的旧金山附近发现的石锚问题,谓乃中国侨民的渔船所遗者”[25]。此Frost即Honor Frost(1917-2010),是一位塞浦路斯籍的女海洋考古学家。自1957年开始,Frost开始在黎巴嫩开展水下考古工作,是黎巴嫩、叙利亚海洋考古学的先驱,兴趣主要集中在海岸景观、港口考古、沉船考古等方面,她去世后还利用其遗产成立了Honor Frost基金,用来发展黎巴嫩、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等地中海东部区域的海洋考古学[26]。又如,1982年5月24日条写道“阅《考古学》34卷第6期(1981年)中Koseir发掘等篇,埃及Koseir海港,当年(1939年)格兰维尔教授曾有意发掘……曾约我参加,据云其处多中国瓷片,后以欧战爆发而作罢,匆匆40年。此次美国人发掘……颇有收获”[27],未能参加埃及Koseir港口考古,夏鼐先生想来有些遗憾吧。再如,夏鼐先生1983年7月15日在瑞士访问时,“赴Murten[穆尔腾]湖北岸St.Blaise[圣布莱斯]附近的Chiam Reverres遗址,现下所掘者为铜器时代晚期(约900BC)的湖居遗址,已在湖中筑墙抽水发掘,岸上尚有新石器时代(约3000BC)的湖居遗址,又无意中发掘到(约是万年前)旧石器晚期物”[28],则具体记录了“筑墙抽水”法,即围堰发掘法,此方法是处理水深不大、能见度较差的水下遗址常用的手段,可以通过降低水位或人工干预水的能见度为考古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条件。当然,湖居遗址的发掘在水下考古技术发展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事件,1854年8月24日地理学家阿道夫·封·莫尔洛(Adolphe von Morlot,1820-1867)在瑞士冉弗希湖的湖居遗址进行水下发掘,已载入史册[29]。凡此种种,显然都是夏鼐先生认识“水底考古学”的基础。 三.由《夏鼐日记》展开的另一条线索 1979年6月26日,夏鼐先生访问京都大学当天的日记提及“……松田询问中国研究海船及中西海运交通史的专家,特别询及周世德、田汝康在何机关工作”[30]。周、田两位先生是中外交通史、造船史领域的专家。《夏鼐日记》还有四处提及周世德先生(1973至1982年间),内容涉及审查周氏论文《衡制考》、交流中国沙船问题等[31]。周世德先生(1921-2012)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职,是著名的技术史家(后文还将提及他的一个学生戴开元)。1983年的日记中,夏鼐先生还提到了邱克,即“上午山东大学邱克同志携刘敦愿同志的信来访”(2月21日)、“上午赴所……又写信给山东大学研究生邱克同志”( 4月7日)两条[32]。邱克时为山东大学张维华教授的硕士生,主修中西交通史,后赴暨南大学随朱杰勤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下文将围绕周世德、邱克、戴开元三位先生,梳理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正式开始之前的另外一条线索。 1983年,周世德先生发表《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后文还将提及)[33];1983至1984年间,时年二十三四岁的邱克也撰写了《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浅谈海洋考古学》两篇论文[34]。现在看来,这三篇文章是1987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的基本认知,比夏鼐先生在百科全书“考古学”总条中的相关认识还要早,具有学术史价值。其中,邱克《浅谈海洋考古学》一文广泛利用外文资料,简要介绍了欧美和日本海洋考古学的发展情况,并对海洋考古学的定义、方法、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可以看出,邱克的讨论主要是依据英国水下考古学家基思·马克尔瑞(Keith Muckelroy)于1978年出版的《海洋考古学》一书[35]。进而,最晚至1989年8月[36],邱克与戴开元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92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37]。基思·马克尔瑞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学家,也是英国水下考古的先驱之一, 1980年在水下考古调查时的一次潜水事故中不幸罹难,时年29岁。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先后任职于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格林威治航海博物馆,学生时代深受大卫·克拉克(DavidClarke)《分析考古学》的影响,具有“新考古学”倾向。基于丰富的水下考古实践经验,马克尔瑞首次系统思考了沉船遗址的形成过程问题,并提出了沉船遗址形成及海底遗物分布的具体模式和方法,为提升水下考古资料获取手段的科学性做出了卓越贡献,四十年来关于水下遗址(尤其是沉船遗址)堆积物研究的讨论都要从马克尔瑞的《海洋考古学》讲起[38]。 夏鼐先生与邱克的通信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也许会涉及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以及双方都熟悉的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吧。随后不久,邱克赴江西九江参加了中国航海学会(及其下属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的“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1983年5月20日-26日)。在这次会上,为推动郑和航海史的研究,部分专家提出了发展海洋考古的“四条建议”。清楚起见,现将其主要部分引述如下[39]: ……及早发起和开展我国尚属空白的海洋考古工作(包括海底、江底沉船及物件,陆上与航海有关地遗迹等)和海洋考古学的研究,建立起国家级的航海博物馆(包括航海史、造船史、海港史、海外交通史、通过航海的中外关系史)。为了切实有效地筹建和领导这些工作,建议由交通部、文化部、国家海洋局、海军司令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有关学会,在国家科委地领导下,联合组成国家海洋考古、博物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调查研究探察、打捞地计划和实施方案,文物地收集、保护措施;同时组织以下工作:(一)设立海洋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海洋考古的调查研究,拟定计划以及文物的研究鉴定、收集保护工作,同时从事海洋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二)建立海洋考古探察打捞工作的领导系统,可在交通部及海军的现有航道、测量、救捞机构中,确立考古探察和打捞的任务,与海洋考古研究所共同拟定计划及实施方案,在领导小组审批后统一行动;(三)建立国家航海博物馆,负责收集、鉴定、保护、陈列航海有关的文物,包括各时代、各地区不同船型的图片、史籍记载以及制作模型,已出土的船舶、属具实物,国内外有关郑和航海史籍的碑刻或复制品,有关航海的各种文献资料;(四)组织古代航海和船舶的科学实验工作,在学术界的研究比较一致的基础上,仿造唐代海舶,进行中西“海上丝绸、瓷器之路”的实验航行,以验证我国古代文明和航海成就……我们作为航海史研究人员,热忱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上述呼吁和建议,让中华民族在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放出应有的光彩。 我们不清楚周世德先生是否参加了上述会议。不过, 同年6月7日-11日,周世德先生参加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组织的“扬州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江苏·扬州)。周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一文,他阐述了海洋考古对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认为“对研究海外交通史来说,海洋考古虽然不是唯一的条件,但却是十分必要的条件。海洋考古主要是指水下考古。”发言的最后,周世德先生“呼吁有关方面注意和重视海洋考古。由于工作的需要和事业的需要……无论是搞海外交通史,还是造船史、航海史、离开海洋考古是不行的”[40]。会议结束时,会议领导组对代表们也提出了“关于开展海洋考古,关于在连云港、长岛当地召开海交史学术会议等的建议和倡议,表示负责向有关方面反映,并协商决定进行”[41]。 上文虽以《夏鼐日记》中的相关人物为线索,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与夏鼐先生直接相关。继夏鼐先生之后的这两次建议和呼吁,另有背景。1978年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好局面,河海运输、海洋勘察、渔业捕捞、海上救助与打捞、海军建设、航海科技等都迈入了新的轨道。1974年泉州后渚海船、1982年泉州法石海船的发掘及海外交通史迹调查也引起航海、造船及中西交通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航海史学会(1979年,挂靠交通运输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1979年,挂靠泉州海交史博物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81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1984年)先后成立,学术界日益认识到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对航海史、造船史乃至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1983年,上述两次会议和有关专家的建议是否提交有关部门,是否得到明确反馈意见还无从得知。不过,通过比较1983年建议成立的“国家海洋考古、博物工作领导小组”与1987年正式成立的“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信息,可以对此稍作推测。表一可见,国家科委的重视、涉海部门的配合、学术部门的参与都是两个小组的共同点,区别是:前者从排序看是计划由交通部牵头,有学会组织参加;后者是由文化部文物局牵头,有博物馆、考古所、高校参加[42]。正如夏鼐先生所言“水底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水下考古(或海洋考古)显然难以归入交通系统,从业务归口看,“四条建议”渠道有些不畅。再者,促使有关部门下定决心的哈彻式事件还未出现,这次主动发展海洋考古的愿望没能实现。不过,上述工作思路、工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强化,典型表现是1987年“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成立。 四.余论 综合上述,1987年之前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发展水下考古的想法,并做出过相应的努力,可归结为两条线索。 线索一:1974年,夏鼐先生这一代人“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学的愿望”没能如愿,经过俞伟超先生一代学人的卓越努力,最终得以实现。众所周知,夏鼐先生与俞伟超先生对考古学某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如“中国学派”与“新考古学”。以对“新考古学”的看法为例:夏鼐先生直言“他们叫嚣了二十多年,‘新考古学’变老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拿出一条大家公认的新规律来”[43];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俞伟超先生则对“新考古学”可能为中国考古学带来的变革寄予了厚望,甚至还发展出著名的“班村”精神[44]。直到今天,学术界也还在反思、回顾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暂时搁置这一差异后,两位先生的学术视野(或学术贡献)却表现出了延续性,他们对于中国水下考古的共同关注便是其中一例。此外,夏鼐先生不但精通科技史,也有“科技梦”,1950年刚到单位报到他就与苏秉琦先生商讨相机购置的事情,并一口气买下5台莱卡相机[45],这也表现在他对航空考古学的持续关注上[46]。1983年7月7日,夏鼐先生访德期间来到巴伐利亚州专门考察航空考古,由Becker博士陪同,在Landshut小镇见到了著名的航空摄影考古学家Offo Braasch,本拟一起驾机航测古迹,无奈天气突变未能如愿[47]。十年后的1994年6月23日,俞伟超、孟宪民(国家文物局)、郭佳滨(地矿部遥感中心)三位先生又来到了Landshut(兰次胡特)小镇,接待他们的依然是Becker(贝克)、OffoBraasch(布哈什),天公作美,这一次他们成功了[48]!中国的航空考古学随后也在俞伟超先生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也许在面对某些问题和目标时,所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是相通的。总之,夏鼐先生认真思考并为之努力过的水下考古学、航空考古学最终在俞伟超先生的精心培育下都开枝散叶、发扬光大了。 线索二:1983年航海、造船、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学者发起的“海洋考古”倡议当时虽未落实,后在“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框架下,他们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后中国水下考古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这一工作机制分不开的。从起步阶段的南海I号、三道岗沉船,到近年的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水下考古,基本都是在交通、海洋、航海、造船等部门和机构的协同合作、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像南海I号整体打捞这样的工作,如无交通救捞系统的参与更是无法想象的。随着水下考古学自身的发展,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也腾出手来,开始考虑如何提高资料获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这些基础问题(如水下考古区域调查、物探技术研究、实验考古及埋藏环境等),与上世纪80年代前后航海史等领域已有所关注的问题[49],存在一定的契合点。这应是更为深入地开展多方合作的新基础、新任务。 2020年6月18日稿 注释: [1] 张威、李滨:《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88-89页。 [2]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7年年报暨中国水下考古30年工作大事记特刊》,2020年。 [3]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1904年第21号,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4] 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6页。 [5] a. 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42页;b.吴春明等编著:《海洋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6] a.王世民:《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第1-4页; b. 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第410-411页。 [7] a. 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1页;b.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c.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8] 夏鼐:《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七426、428、440、456页。 [9] 李新建:《中越南海博弈的动态过程分析——以中越西沙和南沙两次海战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9-27页。 [10] 赵焕庭:《西沙群岛考察史》,《地理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年12月,第61页。 [11] 张威、李滨:《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91页。 [12] 《夏鼐日记》卷七405、421页。 [13]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引言”部分。 [14]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8-19页。 [1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32-33页。 [16] 《夏鼐日记》卷九205、298、421、455、464、468页。 [17] 王世民:《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第4、16-17页。 [18]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江市博物馆编著:《南海I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上),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19] 据《夏鼐日记》卷十“交往人物索引”统计,第55-222页。 [20] 张威、李滨:《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91页。 [21] 《夏鼐日记》卷九71页。 [22] 《夏鼐日记》卷七220页,卷九476页。 [23] a. 张威、李滨:《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91页;b.[日]田边昭三讲授,王军整理:《水下考古学讲座》,《水下考古通讯》第2、3期,第22-30页、第15-17页。 [24] 李水城采访、李浩北翻译、秦晓丽校对:《菅谷文则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第47页。 [25] 《夏鼐日记》卷九128页。 [26] a. Lucy Semaan,Maritime Archaeolog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ase of Lebanon,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Vol.6,No.1-2,2018,pp.79-98;b.Matthew Harpster,MaritimeArchaeolog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Approaches, Perspectives, and Histories,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6,No.1-2,2018,pp. 59-61. [27] 《夏鼐日记》卷九137页。 [28] 《夏鼐日记》卷九264页。 [29] 保罗·G·巴恩主编,郭小凌、王晓秦译:《剑桥插图考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5页。 [30] 《夏鼐日记》卷八324页。 [31] 《夏鼐日记》卷七406页、卷八440页、卷九159页。 [32] 《夏鼐日记》卷九217、230页。 [33] 周世德:《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海交史研究动态》总第15期,1983年。 [34] a.邱克:《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铅印本),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教研室,1983年1月;b.邱克:《浅谈海洋考古学》,《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6期。 [35] Keith Muckelroy, Maritime Archaeolog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8. [36] 汪笑砾:《<海洋考古学>即将出版》,《水下考古通讯》第三期,1989年8月,第23-24页。 [37] 基思·马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2年。 [38] a.I.A.K.Ward&P.Larcombe,ANew Process-based Model for Wreck Site Forma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y Science(1999)26,561-570;b.Martin Gibbs,Cultural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n Maritime Archaeology:Disaster Response,Salvage and Muckelroy 30 Yearson,IJNA(2006)35.1:4-19;c.Matthew E.Keith(edited),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ubmerged Shipwrecks,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6,pp.1-11. [39] 丁正华:《记九江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总第4期(1983年),第17页。 [40] 周世德:《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海交史研究动态》1983年总第15期,第11-14页。 [41] 《扬州港海外交通史学术讨论会完满闭幕》,《海交史研究动态》1983年总第15期,第2页。 [42] a. 张威、李滨:《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88-89页;b. 宋建忠:《一封鲜为人知的信件——当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为何没有开设水下考古课程》,《中国文物报》2020年6月9日第三版;c. 丁正华:《记九江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总第4期(1983年),第17页。 [43]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33页。 [44] 裴安平:《怀念俞伟超,呼唤“班村”精神》,《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怀念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6-60页。 [45] 胡文怡:《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6-217页。 [46] 裴世东:《<夏鼐日记>所见“空中摄影”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19年5月5日第七版。 [47] 《夏鼐日记》卷九259页。 [48] 2007年5月8日,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时任党委书记孟宪民先生曾惠示访德报告手稿鼓励笔者关注航空考古学,经他允许我当时留存了扫描件。在此,特别向孟宪民先生致谢。 [49] a.林禾杰:《泉州湾宋代海船沉没环境的研究》,《海交史研究》(总第4期),1982年;b.即周世德、邱克、戴开元等先生围绕基思·马克尔瑞开展的一些讨论。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丁见祥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