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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同一民族“聚族而居”的现状，改变了原有民族间的空间居住格局，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各民族成员的经济、社会交往，促进了东、中部文化和西部文化、农牧文化和城市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经济交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人口在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各民族成员间的经济交往显著增多，促进了东部和西部经济的共融发展。如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向东、中部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市场和经济结构中，一方面弥补了城市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在某种经济活动中的语言、文化优势，经营各种民族特色食品、土特产、民族餐饮等，促进了东、中部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发展[17]。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汉族流动人口对西部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调整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使西部的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逐步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当地经济及一批中小企业的发展。 社会交往方面，流动突破了传统民族交往的地理界限，带来了居住格局的改变，大大增强和提高了各民族成员社会交往的机会和频率。马戎教授2005年对西部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汉族流动人口有52%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54%的人表示与本地人的关系是好的；少数民族中有70%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近六成人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好的[17]。可见，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总体还是正面的。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外出流动则使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3个少数民族在各省区市都有分布，分布范围最小的民族也遍及25个省区市，少数民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12个，56个民族齐全的城市已经有13个[18]。人口的散居化分布使各民族之间社会交往明显增多，各民族的婚姻观也出现了很大变化，“族内婚”观念逐步淡化，异族通婚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异族间通婚现象增多，而且有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入的城市规模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异族通婚的意愿越强[19]。 文化交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在促进民族间经济、社会交往，扩展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以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相互学习语言，随着各民族间交往越来越频繁及市场经济的驱动，少数民族逐渐认识到只懂得本民族语言不但会限制与外界的交往，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无法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在少数民族内部能够掌握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一些西部的汉族流动人口由于工作、交往需要，也开始主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二是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相互影响。少数民族在同汉族的交往中，逐步从最初引入竞争的不适应到接受新的市场观念、知识、信息，市场竞争和相互合作意识逐渐得到增强，城市舒适、便捷、时尚、科学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少数民族的行为方式、娱乐休闲、传统服饰、居住建筑、饮食结构、艺术形式等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汉族在和少数民族交往中，逐步增进了对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服饰、传统音乐、风味饮食、特色产品等的了解、认同与欣赏，并逐渐将其发展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经验与挑战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各民族人口流动突破了民族交往的传统地理限制和居住形式局限，使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均匀，加强了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促进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作用的宏观社会基础和交往特征却是不断变迁的，在新时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口流动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为主，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总体型社会”结构模式背景下发生的。“总体型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大系统高度重合、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20]。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极为强调“集中和统一”及“全国一盘棋”。国家通过增加人民对国家总体目标和组织荣誉的认同进行思想政治动员，推动全国范围内一批批来自东中部发达地区的知识青年、学生、工人、年轻干部、转业军人等纷纷带着革命理想，自愿投入到支援边疆建设中，以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民族地区经过建国初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各民族空前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抱有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响应和服从“总体型社会”的各种安排，支持国家的各种战略部署和人口流动政策落实，与这些来自东中部发达地区的汉族移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家园，在生产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该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多集中于民族地区的农村、山区等，民族交往呈现出较为封闭、群体性交往的特点，集体所有制时期共同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大大提升了不同民族成员交往接触机会的获得。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屯垦戎边中兵团军事化的管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农村生产互助合作社及“三线建设”中企业单位制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使得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大大增强，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 改革开放后40年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下，人口流动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呈现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双向流动的态势，既有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汉族聚居区的流动，也有东部和中部的汉族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的流动，且以市场化流动为主，流动动机主要为经商、务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在市场的支配下，各族劳动力就业逐步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商业服务业转型，从农牧民转变为拥有一定就业技能、熟悉现代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方面这有利于各民族成员被整合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共同体中，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但另一方面市场原则也加剧了各族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部分少数民族成员由于语言、技能等因素，在统一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还处于劣势。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逐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市场、交换成为各族成员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城市不同民族成员间职业的分工合作、社区生活的交往接触、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入与流出，使城市民族间的交往广泛又开放，族际交往无处不在，在交往形式上呈现出非组织性的个体交往的特点，伴随个体间交往机会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未来如何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整合协调好各民族成员间的利益、构建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期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相信未来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与挑战将不断得到解决，也必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更深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1]任一飞，周竞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2]定宜庄.中国知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当代中国的云南》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云南[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4]《当代中国的新疆》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新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5]张毅，何秉宇.新疆兵团人口迁移与新疆社会发展[J].新疆大学学报，1999(4)：30-34. [6]易海涛.早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程述略(1953-1968)[J].青年学报，2017(3)：97-107. [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9]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10]吴奕.人口流动、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J].思想战线，1993(4)：40-43. [11]马戎.体制变革、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M]//潘乃谷，马戎.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第三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2]马戎，马雪峰.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7(3)：135-175. [13]李强.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2-100. [14]何立华，成艾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变化及影响[J].民族研究，2016(6)：23-38. [15]李俊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状与问题[N].中国科学报，2014-04-01(006). [16]赵尚威，徐世英.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民族差异及分类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8)：41-47. [17]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9(6)：2-13. [18]闵言平.着力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N].中国民族报，2015-03-17(005). [19]张继焦.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中的跨族婚姻[J].广西民族研究，2011(4)：51-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