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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研究、记录及保护口头传统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和社会自觉，书面化的文学作品曾经是呈现口头传统的主导模式。从口头传统的“忠实记录”，到民族志诗学领域内文本迻译的声音和形式再现，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内合于口头传统研究由静态文本向动态演述转变的学术理路。现代技术作为内化于口头传统发展脉络中的自我选择，朝向数字化是口头传统记录工作的规律使然。在技术与理念相融的视域下，以学术旨趣和保护理念为规训，是数字化技术能够真正受惠于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工作的实践取向。 关键词:口头传统；记录；书面；数字化 中文的“口头传统”迻译自英文“oral tradition”，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口头传统偏向于后者，主要研究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口头文类，如史诗、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等。记录、研究和保护口头传统之所以受到国内外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普遍重视，是因为“口头传统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人类会说话的历史在12至20万年之间，书写（连符号在内）的历史也就七八千年。有学者说，如果人类会说话算文明，走了一年的话，书写是从12个月时才有，前11个月一直在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口头传统不仅烛照了人类社会漫长的无文字时代，而且即便是在人类社会出现文字的“第12个月”，“说话”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也从来都未因任何新式文化表达手段的出现而消亡。可以说，自从人类掌握语言以来，口头传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交流的主要信息技术，而且还一直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特别是像史诗、神话等传统社会中的民族、民间口头艺术，它们在承载文化记忆，凝结文化情感，以及传递文化认同等维度上一直都占据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这些口头艺术不仅高度形塑了人类文化的过往，而且还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因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从关注人类文化前途和命运的视域出发，记录、研究和保护口头传统是人类重新认知自我文化体系和文化格局的一个自省过程。 一.作为文学作品的口头传统 虽然口头传统对人类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意义重大，但是自“精英群体”掌握书写传统以来，口头传统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书写传统相比，口头传统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保护上，长期以来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中国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典籍汗牛充栋，但是绝大多数文献记载的都是“精英文化”，关于民族、民间口头传统的记录则少之又少。在古代社会，“识文断字”始终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利用“文字”记述的主要是由“精英群体”构建出来的社会文化和知识图谱，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知识技能和社会感知都被排除在外。在书写传统以外，普通人主要借助口头传统来传情达意，传递世代沿袭的群体智慧和文化记忆。这些口头传统蕴含着长久而又丰赡的知识宝藏，经民间社会的世代传袭而构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根底。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无文字，他们主要通过口头传统来联结社会关系网络、记忆社会事件和文化知识，等等。对于无文字族群而言，口头传统是存储族群记忆的宝库，涵养民族精神的源泉，它不仅奠定了一个民族的底色，也珍藏着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记忆。因此，记录、研究和保护口头传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绵延发展和未来文化前景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学人重视和研究口头传统的学术自觉始于20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是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刊登《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下称“《简章》”），至1919年5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以“歌谣选”之名刊发148首近世歌谣作品，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口头传统记录文本诞生。按照《简章》拟定者刘半农的说法，“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的”。歌谣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要表现”。“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与古代官方机构搜集记录口头传统以补察政治之得失的目的不同，追求“文艺的”目的构成了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学体系中，民间社会流传的口头传统不具备“文学”资格，正是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它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才引发了大批学者的关注。1916年，梅觐庄在和胡适的通信中说，“文学革命当自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这些流传在民间社会的口头传统被学者冠以“文学”之名，因其白话、通俗和自然等特征构成了对抗旧派文学、构建现代文学的一股重要势力。在以“活的白话”取代“死的古文”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民间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的重要文艺资源。可以说，口头传统以文学的姿态参与并纳入了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建设进程，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领域重视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的学科取向。 简言之，反帝反封建时代思潮下的文学革命造就了口头传统文学性的发现，反之，这种文学性倾向又直接影响了口头传统文本的制作方式。既然被称之为“文学”，那么口头传统的呈现方式必定要向文学边界靠拢，以强化自身的文学特质，其最佳的参照对象便是作家文学。“在文学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与作家文学保持一致性，民间文学方可获得正统的合法的地位。”而民间文学以作家文学的文学观作为学术参照的重要举措便是将口头传统从实在的生活语境中抽离出来，将其转化为供书面阅读的纯文学作品，“因为作品是文学的同义语，只有以作品的形式才能给予民间文学以正当性。作品使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学学科得以成立。”因而，无论是二十世纪初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它们最终都是以带有标题的书面文学作品问世，除了政治目的以外，制作这些能够与作家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是证实和确认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实践路径。 文学作品范式下的口头传统文本制作大致包括三种态度：“忠实记录、适当整理或改写和比较自由的再创作”，特别是经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多次论争之后，“民间文学研究被区隔为以搜集科学资料为目的与以文学普及为目的两部分”，“80年代以后，科学实证主义占了绝对优势”，“忠实记录”这一核心概念迅速成长为民间文艺资料学建设的绝对主流话语，其核心要义是制作“一字不动”的科学版本。这种寻求书面文本之于口头文本“一字不动”的文本制作模式依然是在“文学作品”的视域下审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差异，他们相信靠近“忠实记录”的民间文学作品更好地体现了它区别于作家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特别是在呈现口头特征上，这样的文本记录了演述者不经意间的口误，或者是情节叙事过程中的某些“讹误”，等等。不过，这种被视为科学研究资料的口头传统记录文本仍然以呈现叙事内容为核心，携带着深刻的以制作某种“文学作品”为目的的印迹和动机。 然而，“民间文学”不等于“口头传统”，文学性也仅是口头传统的一个侧面，因而只是在语词层面上追求完全“忠实记录”的科学文本观念，依旧未能脱离将口头传统视为某种类似于作家文学作品的窠臼。长期以来，民俗学者关注的是文学文本内容，习惯于将口头传统书面化、作品化，将民间文学作品视作某种自足、封闭的研究对象，然而无论这种文学文本如何在字面上忠实于口头，它的研究范式都始终没能超越“书面文学作品”的桎梏。回到民间社会，口头传统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文字文本，作为人类古老的信息技术交流手段，它的实践是一种基于动态演述过程的交流事件。“口头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是在同一时空中开展和完成的。这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最本质的差别。”因而，以制作文学作品为导向的口头传统文本记录模式虽然保留了口头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是未能实现从叙事内容到演述过程呈现的转变，以致于无法在演述的过程性维度上揭示出它作为一门信息交流技术的根本特征。 二.从口头到书面记录的省思 传统的口头资料采录就是将口头传统转录为书面文本，它强调书面文本在字词上对口头演述文本的忠实记录，中外民俗学莫不如此。“长期以来，欧洲搜集者们把民间叙事的文学化当作书面转录的有效手段，格林兄弟可以最好地代表这一趋向。19世纪以后，伴随着唱片录音（19世纪末）和磁带录音技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发展，一种严格忠实于字词的故事记录方法被日渐采用并得到逐步发展。”对于相对短小的歌谣或谚语等口头叙事而言，在不借助录音、录像技术的条件下，实现其字词的书面转录还比较容易，即便是某些歌谣中可能存在着有音无字的状况。然而，对于“篇幅”相对较长的口头艺术来说，如韵文体的史诗，散文体的神话、故事等，其演述时长和语速往往超出了正常笔录的跟踪能力，如果不凭借一定的现代记录设备，基本难以做到忠实记录。录音技术让忠实记录的可能性得以实现。传统上，受制于介质的特性，如磁带等录音资料的保存时长有限，且在传播和使用上需要相关设备的辅助才能播放，再加之学者处理研究资料的习惯主要是书面文本，从口头到书面“一字不移”的转录工作便成为了口头传统资料学建设的重要传统。 虽然中外民俗学者一直都在强调书面转录口头叙事要符合演述文本，但是从实践操作的层面上考察，由于受到观念、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很多记录的口头传统文本并不是“忠实记录”的结果。以史诗为例，按照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人的观点，史诗在研究对象的文本来源上，可分为“口头文本”（如史诗《格萨尔王》）、“源于口头的文本”（如《荷马史诗》）和“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主要指口传文本的汇编本，如《卡勒瓦拉》）。在这三种类型的口头传统文本中，“口头文本”与口头传统的演述文本最为接近，而“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往往是不同演述传统的嫁接、整合和汇编，其呈现的口头传统往往与实际或自然语境中的演述传统相差甚远，巴莫曲布嫫将其称之为“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这种文本制作模式“消弭了传统主体——传承人”，“忽略了口头传统事象生动的表演过程”，其文本呈现的是“个人意志”和“自己的文本价值标准”，这些生产出来的“标准”文本被直接当做了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充满讹误的文本阐释的深层致因”。复归传统的口头传统文本记录理念，不仅是对这一次演述（the performance）的忠实记录，同时也是对整个演述传统本身的再度呈现。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忠实记录的目的是让口头传统的文本制作复归传统、呈现传统，从而有利于阅读者和研究者透过固化和静态的书面文本来认识活态的演述及其传统本身。 书面文本对口头传统演述文本的转录不仅体现在忠实记录的文字上，同时也在如何呈现和还原演述声音的维度上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学术探索。民族志诗学对口头传统的关注，直接导致了书面记录的口头传统“声音和形式的再发现”。口头传统作为交流的信息技术，单纯运用文字——语言转换模式造成了信息的断裂、缺失和变形，其呈现的口头传统文本是抽离了具体可感的文化传统和演述语境的再生物。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通过对祖尼印第安人的口传诗歌的调查，关注“从内部复原印第安诗歌的语言传达特征，如停顿、音调、音量控制的交错运用等。在文本问题上，他进行大量的深细工作，以设计一个可以记录更多表演特征的文本类型。”“比如，声音重的词语用大写字母表示，低声细语的词语则用细小的字体，表述中的停顿用句子的中断来表示，带有表情的声调和拉长的声调通过印刷符号中的长线来体现。”特德洛克通过运用特殊符号、排版格式等技巧努力将口头传统的声音融入书面文本，倡导口头传统文本的立体化呈现，以唤醒书面阅读体验的音声感，从而传达出祖尼印第安人口头叙事的语体特征和艺术魅力。 与特德洛克的迻译策略不同，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致力于口头艺术“形式的再发现”，主要关注的是口头传统在叙事结构上的诸要素，书面文本如何再现口头诗歌的内在诗性规律，以挖掘其特有的修辞和审美特征。他对于口头传统的呈现更注重于其诗学特质，如诗行结构、修辞结构，等等。海默斯主要是在叙事结构特征上挖掘其本土传统，而不是关于某一次口头叙事的具体表现形式。他有关诗歌和散文在不同族群传统中的认知观念，对于挖掘本土传统和理解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海默斯的迻译策略更多地关注的是口头叙事的结构，进而发现其普遍性的本土传统特性，而特德洛克的迻译主要关照的是口头传统的语体，目的是探索书面文本呈现音声表达的可能性及其策略。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共同的学术追求，即超越传统诗学的框架和概念限定，在多样化的口头传统中探求其审美风格。这种研究思路从“目治”转向“耳治”，更新了口头传统的文本制作观念。受民族志诗学文本呈现方式（从口头演述到印刷文本）的影响，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在对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的访谈文章中也采用了与特德洛德类似的文本制作方式，试图最大程度地复现口头的语体特征和音声模式。这种文本模型复原了口头叙事中的某些现场语境要素，为文本阅读者带来了一种“声音”的体验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口头叙事的过程性。但是特德洛克式的文本模型由于需要大量的符码来标识音声特征、身势语等，不仅文本制作过程极其繁琐，更重要的是，不同学者规定的符码含义也不尽相同，这种文本制作模式在实践操作上遭遇到瓶颈。 从口头传统的忠实记录，到民族志诗学中文本迻译的声音和形式再现，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与口头传统由静态文本到动态演述的整体研究转向密不可分。从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维度的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文本记录与学术理路的内在关联，口头传统的文本记录其实是内化于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三.口头传统的现代技术维度 公允地说，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方法已经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然而，假若从口头传统的演述语境出发，我们会发现口头传统是一种借助于口耳等身体器官，有时还包括乐器伴奏，在由人与人的互动而构成的社会生活中，以音声等多种形式来予以演述、交流和接受的一种文化表现方式。然而，书面文本在呈现口头传统语境的复杂性和音声的穿透性上比较乏力，难以较为全面地迻录演述情境中的口头传统，这也是文本记录模式无法突破的主要瓶颈。随着现代录音、录影等技术进入口头传统记录工作，口头传统研究获得了新的学术生长点。现代记录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研究资料，“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局限于书本，而转向了其他东西，例如视频和音频技术录制的讯息等。国际上人文学科的资料收集和分类，也不再仅仅是图书馆的工作了。‘档案库’（archive）成了频繁出现的术语，图片和视频档案、音声档案等等，成为许多专项研究的出发点。文字文献作为‘基准’的时代，似乎开始离我们远去。”在当代口头传统的田野作业中，录音笔、摄影机、摄像机等记录设备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辅助性采录工具。现代技术已经融入田野作业，口头传统的记录媒介和呈现方式正处于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 其实，口头程式理论的诞生与现代记录设备的使用密切相关。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分别于1933—1935年、1950—1951年在南斯拉夫采集了大量的史诗等录音资料，现藏于哈佛大学的“米尔曼·帕里特藏”。在田野作业中使用录音设备采集口头传统对于帕里、洛德的学术发现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至迟到1930年代中期，无人能够搜集这种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那就是说，没有人为的打断。这种干扰是由于一些录音技术的局限所引起的。”帕里通过调控和改进录音设备，录音时长得以无限扩大，“它很适合史诗的自然环境，这种环境，涉及到诸如以下几个重要的表演层面：史诗的长度、停顿以及创作的特点”。对于帕里而言，“技术创新总是与研究的问题导向密切相关”，“帕里最主要的兴趣点不是史诗的内容，而在于史诗演述中的创作及其方式”，帕里对特定田野资料的需求直接决定了他要采取一种有别于以往笔头记录的田野工作模式，反之，录音技术也牵引着帕里的学术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些录音材料，帕里和洛德才发现了口头史诗的建构技法，即“演述中的创编”。记录的手段直接影响了口头传统文本的呈现面貌，声学记录与口述记录的差异，为帕里、洛德带来了新的学术发现。可以说，录音技术在帕里、洛德的田野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他们而言，录音技术不只是辅助性的记录工具，它对整个口头传统学术研究的发展路径转向意义重大。 除学术领域外，技术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古老的口头传统与晚近的信息技术之间好像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时代鸿沟。然而，从口头传统的生存和发展路向来看，技术其实是内化于口头传统自身的一部分。随着电台、电视、互联网技术的相继问世，口头传统通过这些平台突破了传统社会中某一特定社区内面对面的交流模式，造就了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跨时空局面。凭借现代技术，口头传统的传播已经变得无远弗届，显示出了某种复兴的前景与态势。技术对于口头传统而言，不仅仅实现了其传播渠道和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一旦虑及口头传统演述的发展现状，其实诸多电子乐器、灯光技术、音响设备等现代技术设备也会不时出现在某些口头传统的演述场景中，现代技术与口头传统的融合态势在民族、民间社区的相关演述活动中表现较为突出。从技术与口头传统交融的情状来看，融合现代技术是口头传统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和演变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之于口头传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保护或记录工具，同时也是口头传统演变和呈现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技术内嵌于口头传统是规律使然，是口头传统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从口头传统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出发，使用数字化等相关技术设备来呈现和记录口头传统，不只是一种外在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内生的必要方式。 实际上，口头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运作方式极其相似，弗里及其团队关于人类思维通道的相关研究表明，古老的口头传统与晚近的互联网共享着某些信息传递规则和结构。《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维通道》问世于2012年，是弗里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书中探究了文本技术（TT）、口头传统（OT）和互联网技术（IT）的思维活动方式和呈现特点。他借用古希腊“集市”（agora）的概念，提出了“语言的集市”（verbal marketplace），由此，“发展出‘文本集市’（tAgora）、‘口头集市’（oAgora）和‘电子集市’（eAgora）等概念，用以描述它们各自创造和传播的动力学机制。由此，电子信息的浏览方式、信息之间的连接‘结点’和信息之间通过‘通道’流动的关系，与口头传统的信息产生方式、组织方式、传递方式乃至存在方式相通。可以由此推论说，以电子方式呈现口头传统，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和便利。”弗里将古老的口头传统与新兴的信息技术相关联，从而发现两者的相通之处，这对于中外学界朝向数字化的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实践意义重大。 口头传统的记录工作正在伴随着以书面文本记录为主导的“记述民俗学”向“数字民俗学”的时代转向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学术研究不仅受惠于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同时技术也已经内化为学术研究向纵深领域不断迈进的现实需要。从口头传统的研究理路及其发展脉络来看，新兴的现代技术正在构成古老的口头传统在当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深度交融极大地拓宽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空间。 四.朝向数字记录的口头传统 在当代口头传统的田野作业中，研究者使用录音、录像等技术设备采录田野资料已是“常态”。“事实上，民俗学者业已开始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增加了技术运用，在民间交互中获取其固有的动态性，以消解建档的静态性。为了捕捉一些讲故事会话或布道的现场感，民俗学者最初搭配使用拍立得相机（Polaroid cameras）和录音机。为了捕捉静态相机无法拍摄到的口头报告（oral presentation）中的身势、笑声和细微差别，随后的电影摄影机以及稍晚的视频摄影机被引入了这门学科，而且它们还可以捕捉磁带录音机无法记录的报告人的视觉图像。在这门学科的历史中，民俗学者已经适应了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可以揭示形式的复杂性和力量，以及他们所研究的人。”口头传统演述是一个动态过程，与传统书面记录相比，录音、录像等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它们让研究者有了呈现口头传统动态本质及其回溯演述细节的可能性。 无疑，书面文本呈现的口头传统必定会发生某些变化和信息流失，例如“口头诗歌的当代受众主动地对演述者施加着微妙或者是不那么微妙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歌的叙事框架、长度、重点，等等”，然而，在传统的书面文本制作中，鲜有提及受众的记录文本。而且，某些口头演述存在着“有音无字”的状况，例如达斡尔族民歌“扎恩达勒”分为有歌词和无歌词两种形式，与音视频相比，书面文本记录无歌词的“扎恩达勒”在呈现效果上便显得比较单薄了。口头传统是一门综合性演述艺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界定，它可能跟舞蹈、绘画、音乐等形式相伴而生，也可能是相对独立和纯粹的存在”，然而囿于传统书面记录缺乏动态捕捉能力，很多口头演述附带的诸多社会文化信息都无法呈现和传达出来，比如其中很重要的音乐维度，“史诗是唱出来的，是在音乐的演唱中完成故事的演述的”，“当音乐被忽视时，我们正在丢失口头史诗属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翻检传统的史诗文本制作，音乐恰恰是被书面记录长期忽视的重要面相。口头传统的审美不止于演述文本，以彝族歌手毕颇演述的口头史诗《教路·分家》为例，“在丧葬仪式中，物质文化作为神圣的象征符号，协同口头史诗文本，综合了视觉维度、听觉维度和语义维度，创造出多感官参与的演述场域，强烈地刺激着歌手与受众，使史诗演述成为一种融视觉符号、器乐、诗歌为一体的表演行为。”在不借助音、影、图、文等数字记录手段的状况下，史诗演述的多维度很难得到较为全面的立体复现。 数字化和数据库已然成为当代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工作的核心技术，它可以通过音、影、图、文等多种形式呈现口头传统的动态演述场景。“数字手段较之以往单纯的文字描述，可以捕捉到更多的文化细节，有利于提升后人使用学术资料的文化解读能力。”数字记录弥补了传统书面记录的不足，将“被纸介化排斥的声音图像资料”“被时间化排斥的空间信息资料”“被深度属性排斥的民俗文化整体脉络资料”等均纳入了呈现范畴。同时，数字化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提升了记录资源的获取和传递能力，还可以相对有效地解决磁带、胶片、蜡筒等传统物理媒介由于“介质退化和格式过时”所造成地声像资料受损、失真，以及由于技术更新而造成的无处寻求回放设备的问题。在“数字人文”的浪潮下，数字化建档为口头传统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朝向数字化既是当代口头传统资料学建设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同时也是符合口头传统研究走向的必然选择。 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数字时代，如何使用技术采录和呈现口头传统，仍然是口头传统资料学建设的关键性议题，这与书面记录时代所面临的难题别无二致。蒸蒸日上的数字技术虽然为口头传统的记录提供了无限可能，但是技术只是辅助手段，使用技术并不意味着记录工作的臻至。“民俗学家们认识到，正是某个特定的社区为其中的民俗材料提供了情境，可是，民俗档案馆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记录与保存情境化的材料。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困扰民俗档案工作者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数字化等现代采录设备可以为呈现口头传统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然而技术本身能否受惠于口头传统，还需要关注到口头传统本身的特性。事实证明，记录效果与指导理念密切相关。如在全国非遗普查工作结束后，各地在验收非遗普查成果时，发现“音像资料残缺不全，拍摄角度不符合要求”“‘表演’式的录制较多”“拍摄视角多数都偏移了‘非遗’的特性”，等等。技术和理念在口头传统的记录工作中缺一不可。概言之，口头传统的记录工作在采纳数字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和必须要关注到理念的问题——包括当下和未来的口头传统研究走势，以及“确保口头传统存续力”为核心的保护理念。 数字化时代的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如果缺乏相关理念的引领和规束，其录制的音、影、图、文等资料极有可能只是一种随意的知识产品。基于以往的口头传统文本制作自省，虑及面向未来的田野研究、学术需求以及保护实践，以口头传统的“演述事件”，特别是“这一次演述”为采录核心，是口头传统数字化记录和建档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内，保护口头传统的指向性复归至口头传统及其文化持有者本身。以“确保口头传统存续力”作为实施数字化保护措施的目标和纲领，有效地引导了口头传统的记录和建档工作，在具体可感的“语境”中，“传承人”通过“演述”保持口头传统的生命力，以上诸维度一同构成了口头传统数字化记录的重要面相。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数字技术作为口头传统记录和建档的重要工具，若要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将技术内化为学者的田野技能和学术素养已然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技术与口头传统交融共生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背景下，数字化对于口头传统的记录和建档工作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总之，检视既往的记录模式，评估当下的田野工作，朝向未来的研究实践，以学术旨趣和保护理念为规训，是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手段真正能够受益于口头传统记录、研究和保护的必由之路。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