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效仿暹罗 在学习日本做法同时,暹罗的做法也逐渐引起中国的注意。暹罗曾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但自1853年以后,两国既没有继续维持传统宗藩关系,亦长期未能建立起外交关系。不过,两国在法权问题上有过几次合作。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会上,两国代表一起推动删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中有关治外法权的条款。巴黎和会上,中国与暹罗有过联络,如因“暹罗某君将次到法,此君熟悉暹罗收回领事裁判权情形,将来可备咨询”,代表团派胡惟德联系暹罗代表。暹罗在法权问题上的进展,亦是中国要求列强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理由之一,“况旷览寰区,此制大有日就消灭之势。……暹罗自改组后,亦得英、法各国允许将其领事裁判权之一部分移交暹国法院,并允俟司法事宜改良完竣,扩充其境内法权焉。”1920年,美国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给中国以很大的鼓舞。徐世昌训令各驻外使节,大力向各国宣传废除治外法权。 暹罗的具体做法也引起了北京政府与中国学者的注意,这与英籍顾问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和法籍顾问宝道(Georges Padoux)等人的推介密不可分。 莫理循记者生涯的早期是在暹罗度过的,他热情称赞暹罗改革取得的成就,改变了英国对暹罗的看法,因此受到暹罗政府的欢迎、信任。莫理循对暹罗改革的正面评价可能影响到了北京政府高层,而宝道则为北京政府深入认识暹罗改革,特别是法律改革及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宝道于1905年至1913年任暹罗政府法律顾问,是制定暹罗民法及刑法的关键人物,1914年来华任职。此前,莫理循曾向袁世凯推荐宝道担任宪法顾问,称赞宝道“在修订暹罗法典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帮助暹罗“重振国威最杰出的外国人之一”。1915年,北京政府根据比利时籍顾问狄谷(H. De Codt)的建议,成立司法讨论会,“研究关于司法改良一切重要事项,以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预备”。狄谷推荐宝道加入该委员会,因其有在暹罗工作的经验,“若有所咨询,必能贡所知于该会矣”。1920年,在王宠惠的推动下,北京政府成立法权讨论委员会,“掌讨论关于收回法权之准备、实行及善后事宜”,宝道亦受聘为委员。宝道向北京政府提交了数份有关治外法权的意见书,如建议北京政府不应承认一战后独立各国可以继承此前所享有的治外法权等特权。 由于在暹罗政府任职的经历,宝道对暹罗治外法权的历史颇有研究,著有《暹罗的司法改革》(La Réforme Judiciaire au Siam)及《暹罗外国人的情况》(La Condition des Etrangers au Siam)等书。来华后,他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暹罗废除治外法权的过程。1917年,宝道在《司法公报》第77期发表《暹罗境内领事裁判权之撤销》一文,主要介绍了暹罗治外法权的起源、演变及法制与司法改革的进展。这是最早介绍暹罗治外法权情况的中文文章。后来宝道又先后发表《暹罗治外法权之撤废》《暹罗收回领事裁判权之步骤》《对于领事裁判权之误解》等文章,不再局限于简单介绍暹罗废除治外法权的过程,而是开始思考中国能从中吸取的经验。作为一名法律学者,他注重法律及司法改革,认为美国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是“暹罗之司法组织及立法改革日进月累之最好证据”,随着暹罗各项法典的陆续公布、施行及法院改革取得的进步,“数年以后,暹罗当可收其坚忍不拔之效果,而取回司法上主权全部之行使”。他也清楚,由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更大,所以不能照搬暹罗的经验,但“暹罗对于收回司法主权所用之方法,有研究之价值”,仍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启示,特别是可以考虑“不同时收回全部领土内之治外法权,惟由地方司法组织已经改良之中心地着手”及“创设一种或数种交替制度,以为由领事裁判至普通地方裁判之过渡时期”。所谓的“交替制度”即过渡时期的办法,如外国顾问参加涉外案件的审判、外国领事对其本国人民为被告的案件有撤回自审权等,这一点在后来受到了关注。他特别提示国人在从事废除治外法权的斗争时,需要注意两点,即“收回治外法权之进行,视立法与司法改革之成绩若何”;中国幅员辽阔,中央政府权威不足,政局动荡,财政困难,在废除治外法权时所面临的障碍比日本、暹罗更大,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废除的目标。宝道对暹罗解决法权问题的介绍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视,法权讨论委员会编写的《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中就直接收录了宝道有关暹罗治外法权兴废的文章。 受到暹罗成功解决法权问题的影响,并在宝道的带动下,龚湘、王世杰、金问泗、周鲠生、江闻天、洪钧培等纷纷撰文介绍暹罗废除治外法权的情况,其中龚湘、王世杰、周鲠生等人对暹罗的做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思考中国是否及能否通过借鉴暹罗的做法,废除治外法权。龚湘推崇暹罗的国际法院制度,即外国人不由普通法院,而由该法院审理,法院法官由暹罗政府任命。王世杰倾向于借鉴暹罗的方法,但不同意采纳国际法院的做法。他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程序问题》一文中指出,结合暹罗、埃及混合法庭的历史演变及国内中外合组机关的实际情况,中国不应该采用混合法庭制度,但在撤废治外法权的第二个阶段,即颁布新式法典及在外国人聚居区设立新式法庭后,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允许外国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将案件撤回自审,地方法庭审理外国人被告的案件可以要求移送北京或各省高级法院审理,这两点“差不多纯系采纳暹美条约之所定,不过对于撤回手续,尚增入须得中国政府同意之一个条件以示限制”。周鲠生认为移审只涉及到审判机关的变更,并未侵犯司法主权,而撤回自审则给了外国人干涉中国司法的机会,如果外国滥用此权的话等于治外法权继续存在,将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的尊严。郝立舆则对暹罗在废除治外法权过程中的“撤回”及移审制度大加赞许,“予外人以自卫之权,俾可保障其利益,且此种制度之存续时效,既经确定,且亦甚短,……实为收回法权稳健而进步之良好办法,亦为暹罗收回治外法权之最终步骤。此外更加以司法制度之改良,法官人才之培植,……外国顾问之聘任,无非冀以本国司法制度见信外人。” 除了在国际场合中试图与暹罗合作推动法权问题的解决,及暹罗的进展对中国的激励外,随着对暹罗做法了解的加深,部分官员曾计划按照暹罗的办法,逐渐废除治外法权。巴黎和会期间,颜惠庆就有意采取暹罗的方法解决法权问题。在与美国代表团的非正式交流中,也有中国代表团成员提出像暹罗那样逐渐废除治外法权。 1921年,得知暹罗取消美国治外法权后,北京政府试图借鉴暹罗经验,特别是过渡时期的外籍司法人员制度,解决治外法权问题。当时中国的法院中,与暹罗的国际法院类似的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辛亥革命后,列强攫取了会审公廨的控制权。为收回会审公廨,北京政府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进行了多次交涉,但由于在审判人员的任命、华人民事诉讼的审理及上诉、会审公廨的刑事管辖权范围等方面的分歧,未能成功。随着德、奥匈及俄国侨民丧失治外法权,以及新独立各国在华侨民也不能享有治外法权,相当多的在华外侨被纳入中国法律及司法管辖之下。而除日本人外,外侨大多活动在上海租界地区,中国要落实对外侨的管辖权就必须解决会审公廨问题。为此北京政府考虑将会审公廨改组为特别法院,任用外籍法律顾问参与法院的审判工作,以解决会审公廨问题,树立外国人对中国司法的信心,为最终取消治外法权奠定基础。这一动议是由法权讨论委员会提出的。1921年2月11日,法权讨论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设立特别法庭代替上海会审公堂之办法”。针对该议题,各委员纷纷发表意见。 余绍宋提出《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意见书》,提议设立特别法院负责审理租界内各国民、刑诉讼,任用外籍推事、检察官参与法庭的调查、审判工作,从而让外国人信任中国司法。他将此举视作中国“收回领判权……发轫之始”,认为由于任免权掌握在中国手中,故任用外籍司法人员不会损害中国主权,反而会推动解决法权问题的进展。他以暹罗也曾任用外国人负责审判为例,指出这是废除治外法权的可行办法。 宝道、狄谷提出了《审理上海商埠中外人混合案件裁判规则草案》,主张设立负责华洋诉讼案件的初级审判厅,审判厅人员包括裁判长、副裁判长、主任推事、辅助推事、主任咨议、辅助咨议等人,其中咨议有发言权而无判决权,由司法总长任命,任职资格为“外国人现任法官或律师,或曾任法官、律师者……若无具以上条件之外国人,将得由外国人精通法律者中选任之”,任期3年,不能任意解职。与初级审判厅对应的初级检察厅亦任用咨议,资格同审判厅。法庭以中文为准,可以使用外语及翻译。外国人可以聘请向北京政府登记的外国律师。外国人在新式监狱或经司法总长指定的地方服刑。诉讼金额在千元以上或监禁一年以上的案件,可向北京高等审判厅提起上诉。 这两份方案均认可外籍司法人员的存在,区别在于,法院任用的外籍人员的身份是不享有审判权的咨议,还是享有审判权的推事;任命外籍人员的程序是否需要经过列强的同意;是否限定外籍人员的国籍等。暹罗的制度里外国人是享有审判权的,但中国一直很拒斥给予外国人审判权力,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内部讨论时,代表司法部参加的钱泰明确表示,司法部无法接受外籍法官,“因其易滋流弊,恐蹈上海会审公堂之覆辙”。 法权讨论委员会对相关提案进行了讨论,余绍宋的方案被否决,宝道等人提出的由外国人担任没有判决权的咨议的方案获得了多数赞同。委员会初步通过了《审理上海租界民刑诉讼办法议案》,主要内容包括:设立上海租界特别法院,审理租界内的民事、刑事诉讼,日后“将此特别法院之权限渐次扩张,使愿放弃领事裁判权之国之人民亦归其管辖”;法院推事由中国人担任,由司法总长“于现任或曾任法官或律师之外国人”或“精通法学之外国人”中遴选、委任咨议,咨议有任期保障,当“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被害人为外国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被告或参加人为外国人”时,咨议将“辅助”参与案件的审判、调查工作,提出意见,并要在案卷记录上签字,但没有判决权;外国律师遵守中国律师章程,可以充当外籍当事人的代理人;案件可上诉到大理院。 这种排除了外籍法官,但聘用可以影响判决的外籍司法人员的方案,是有限度地借鉴暹罗经验解决法权问题的一次尝试。法权讨论委员会通过该议案后,北京政府内部先进行了沟通,然后试探性地向列强提出了这一方案。2月28日,宝道与颜惠庆谈到上海特别法院的问题。3月10日,刚就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拜访总理靳云鹏,也谈论在上海设立特别法院一事。4月28日,颜惠庆与葡萄牙公使苻礼德(J. Batalha de Freitas)谈到会审公廨问题,指出解决该问题的“时机良好”。4月29日,颜惠庆与英国公使馆参赞巴尔敦(Sydney Barton)就会审公廨问题进行了长谈,巴尔敦坚持将收回会审公廨问题与扩展租界范围联系起来,“收回的条件是在毗连地区成立联合市政议会”,对中方属意的特别法院方案,认为“特别法院最好在天津开始建立”。英国方面实际上并不反对这种特别法院的方案,1921年8月,英国公使艾斯顿(Beilby F. Alston)曾有如下构想:中国如果希望列强放弃治外法权,就应该先在哈尔滨、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建立混合法院,用中国法律审理中国人是被告的混合案件,如果令人满意的话,这一制度可以取代上海的会审公廨;再经过一定年限的缓冲期(比如10年),取代所有审判混合案件的领事法庭。 北京政府采纳这一方案,是因为“有问关系各国要求撤退领事裁判权之意,而以设立特别法院,处理关于外人之案件为着手办法”,首先在上海租界设立特别法院,“若有成效,即推广于国内各埠”。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一方案“实无不能获得同意之理由”,但上海外侨多不愿意改革会审公廨,而且存在“由一中国特别法庭代替上海会审公堂牵及现行条约之变易,……应与所有有裁判之各国逐一协商,是为此结果有限之事项,而费长久艰苦之磋议;……仅注意于改革上海会审公堂以及要求变更条约仅及于上海一埠,是否使在中国其他各处之领事裁判权无形中益加巩固”等困难。北京政府亦无意在上海之外的地区推行特别法院的方案,因为其他地区的外国人数量并不多,如果没有解决上海会审公廨问题,就在其他地区设立有外国人参与的特别法院,难保不会产生新的会审公廨,增加新的麻烦,而对推动法权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少积极意义。因此,在从英国那里得到不利消息后,北京政府搁置了这一方案。1921年6月,颜惠庆与艾斯顿谈到会审公廨问题时,退回到1915年的办法,即力图将会审公廨恢复到辛亥革命前的状况。 华盛顿会议期间,颜惠庆还有过“按现在中国司法情形,或须暂仿埃及、暹罗法庭办法办理,逐渐收回”的设想,但是同样没能得到列强的赞同,宣告北京政府借鉴暹罗经验解决法权问题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四、取法土耳其 在北京政府抛弃日本、暹罗的做法后,革命后的土耳其为中国解决法权问题提供了新的学习对象。 中、土两国分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联系亦不密切,因此国人长期对土耳其的情况不甚了解,后来以驻欧洲外交官等为媒介,中国对土耳其的认识逐渐增加。在时人眼中,土耳其的形象较为负面,属于耻于与之为伍的对象。一战期间,土耳其投入同盟国阵营,结果加速了帝国的分崩离析,因此龚湘断言土耳其解决法权问题的日子还是遥遥无期。结果数年间,土耳其就成功迫使列强放弃治外法权,这给了国人很大刺激,“独中国犹困苦呻吟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中国人民之不平自在意中”。 一些人从治外法权在中、土两国的起源上,论证列强在华攫取治外法权不具有合理性,“土耳其政教混一,以僧正为法官,即据可兰经以判事,在耶教诸国不愿受异教僧正之裁判,其立设领事裁判权犹为有词,若中国则政教分离,此种理由不能适用也”。还有一些人注意到“土耳其死刑之案不归领事裁判,其法权丧失之处较轻于我”。学者们除分析土耳其能够成功废除治外法权的原因外,还对土耳其给予各国的保障条件进行了研究。如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一书中,称赞土耳其聘用不享有审判权的法律顾问的做法,“土耳其……外国法务顾问之权限,仅及于报告,则于裁判法权,毫无侵损。而其他之限制,既属细微,且复仅以五年为期,不特较诸暹罗召回自审权之限制大见进步,即较诸日本于开放全国之外,更附以时期及实施法典之限制者,亦觉更胜一筹。”周鲠生强调土耳其聘用的法律顾问是服务于司法部,而不是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庭,而且有期限、国籍等方面的限制,认为中国为了废除治外法权,即便要聘请外国顾问,“至多也只能仿行土耳其的办法,在一定的时期内,聘用外国顾问于司法部;而绝不可以引用外人于中国的法庭”。 学者之外,政府也注意到了土耳其的进展。北京政府一向关注土耳其在治外法权问题上的做法。受到一战期间土耳其废除其盟国治外法权的影响,1918年4月26日,在议和筹备处第二次会议上,沈瑞麟建议效仿土耳其做法,改订与各协约国的条约。一战结束后,颜惠庆草拟的对德、奥和约草案,主要内容是两国对华赔款、放弃《辛丑条约》中两国的权利、放弃势力范围等,其第8条规定,德、奥放弃治外法权,“允与中国订各项类似德土上年所订之条约,其最要者为领事法权及交犯居留等项”。1924年,土耳其人阿皮沙剌(Habib Abi-Chahla)讨论土耳其废除治外法权经过的著作L’extinction des capitulations en Turquie et dans les régions arabes出版后,北京政府外交部立即组织人员翻译了该书,原因是“近年我国对于收回法权一事,上下一心,……惟欲折冲樽俎,挽回权力,非周谘博访,研究有素不为功,而国际实例堪资参考者,除日本、暹罗外,以土耳其是为最新”。 尽管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权羸弱,即便有心恢复国家主权,也无法像土耳其那样,以武力为后盾,坚决废除治外法权,但列强在土耳其完成法律改革前就放弃治外法权,还是给了中国很大的鼓舞。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会议期间,王宠惠向外国委员表示,既然土耳其是在废除治外法权几年后,才完全公布民法等法律,那么中国立刻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并不过分。条约研究会在讨论法权问题时,屡次强调土耳其废除治外法权时,法律及司法尚不如中国。条约研究会还积极借鉴土耳其的部分做法,如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后,是否给予外国人内地杂居权的问题,王宠惠的意见是必须要给予各国内地杂居的权利,但亦应有所限制,“土耳其亦许外人内地杂居,惟附有种种条件,我不妨借为参考”。 国民党同样重视土耳其的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领袖纷纷前往或计划前往土耳其考察。如蒋介石下野后有意前往土耳其考察、学习革命;他阅读《新土耳其》一书后,感慨土耳其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不易,希望列强不要迫使中国用非和平手段恢复国家的平等自由。1928年3月,胡汉民在访欧途中,拜访土耳其政要,称赞土耳其外交上的成功,“足资我国今后建设之借镜者极多”,他还以土耳其在颁布新式法典之前就废除了治外法权,来反驳列强以颁布新式法典为放弃治外法权前提条件的主张。 负责治外法权交涉的王宠惠、王正廷等人也都倾向于采用土耳其的办法。在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王宠惠就建议参照土耳其的办法处理法律及司法改革与取消治外法权的关系,“用单方宣言,不载在条约之内,并可规定相当时期,以便准备”,而不像日本那样,直接在条约中规定需要颁布、实行新式法典。王正廷对土耳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法也颇有研究,且早就有过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想法,“关税自主权之恢复,国际上有两种先例:一系日本,以交涉商办为之;一系土耳其,以片面宣言式行之。中国今日,姑先用日本之办法,与各国协商,如各友邦不能容纳中国国民之愿望,则不得已只好用土耳其之方式。”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国民党高层的共识是,“撤销领事裁判权之方案,吾国应取法于土耳其,而不应步武埃及、暹罗采用混合裁判之方法。盖混合裁判,自其性质而观,不独容易演成一种长期存续之制度,且恐造成外国法官专擅之结果。” 因此,在解决法权问题的具体方案上,国民政府试图采纳土耳其的做法,即由国民政府任命不享有治外法权的外籍人士为法律顾问,并明确这些法律顾问不得参与案件的判决。1929年1月5日,伍朝枢拜访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项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向其提交了一份有关在1930年1月1日前废除治外法权的让步条件的备忘录,其具体内容是:中国政府从不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聘请法律专家,担任法律顾问;外籍顾问任期三年,任职地点有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和哈尔滨,权力与职责包括观审但不干涉审判、接受司法行政方面的投诉、向中方提供有关法律及司法行政的意见与建议。伍朝枢明确承认这一备忘录是以1923年土耳其废除治外法权时的让步条件为蓝本的,认为通过设立外籍法律顾问,既可以实现中国“明确、无疑且立即废除治外法权”的愿望,又足以保障外国人权益。美方认为“中国的形势和情形与土耳其的情况只有一点点相似或类似”,不愿接受该方案。中方并未就此放弃,1929年9月5日,国民政府向美国发出照会,比较了有无治外法权的影响,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报告书》所载情况相比已有很大进步,希望美国像在土耳其那样,满足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美国助理国务卿詹森(Nelson T. Johnson)认可国民政府在实施新式法律方面的努力,但认为进展较慢,而且这些法律未经过判决实践,希望能与中国协商出逐渐废除治外法权的程序,可以先让新式法律及法庭运行一段时间,等中、美人民均适应并对其有信心之后,再继续进行。伍朝枢指出美国放弃在土耳其的治外法权时,土耳其的法律也相当不完善,詹森表示关键是土耳其有稳固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而中国没有。1929年9月6日,外交部在给英国的照会中,亦抱怨英国在对待中国与土耳其时的厚薄之分,“吾人于此可回忆英国政府对于土耳其放弃特权时之情形,中国司法制度较之土耳其废约时之司法制度绝无不及之处。英国政府既知土耳其人民本其合理之愿望,在强有力之新政府领导之下,能于短时期内完成伟大事业,遂有先见之明,毅然放弃其与在中国相同之特权,所有英国人民在土耳其之生命财产,卒得到充分适宜之保护。夫英国政府对于土耳其之司法问题,既已毫无疑虑,予以公平之解决,而得圆满之结果,则其对于中国之领事裁判权问题,必得以同样的友好及同情的精神解决之,当无疑问。”外交部的这份照会清楚表明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即司法制度尚不如中国的土耳其都已经废除治外法权了,英国却还以司法等方面的藉口来维持治外法权。但对列强而言,中国的蒋介石还在为确立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而头痛,凯末尔则是挽救土耳其民族于危亡的“阿塔土克”,两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及统治能力有着很大的差异。此外,列强在土耳其的利益远不能与在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利益相提并论,故他们在涉及在华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也就更为保守。因此即便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新式法典的编纂工作,列强仍不愿意放弃治外法权,而未在新式法典问题上过分为难土耳其。这一差别待遇,虽然令中方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在中国逐渐转向取法土耳其的过程中,英、美转而试图以暹罗的方式解决法权问题。1925年,英国政府任命英王驻上海高等法院法官特纳(Skinner Turner)为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英国委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特纳曾在暹罗政府任职,熟悉如何逐渐取消治外法权。英国有意通过在中国法院设置外籍法官的方式,逐渐废除治外法权,“在这些方面暹罗的类似情况很有启发性,表明该途径值得审慎研究”。在1930年的法权交涉中,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虽怀疑仅仅提及暹罗的前例,可能无法让中国接受,但还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命人以英暹条约为基础,提出了设置外籍法律顾问的方案:法律顾问由海牙常设国际法院提名,国民政府任命,有权视察特别法院对涉及英国臣民的案件的审判,调阅卷宗,向法官提出意见,向司法部长及英国使馆提交报告,接受有关司法行政等方面的投诉;英籍法律顾问有权参与英国侨民为被告的诉讼的审判,审判结果经其同意才有效。此外,英国外交官或领事官认为必要时,可以书面要求将英国臣民为被告的案件移交英国在华法院审理,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是中国正式公布并通知了英国公使馆的法律。为此,英国在华法院应继续保留,中国当局应给予其协助。这一方案同时得到了美国的认可,成为英、美与中国法权交涉中的重要谈判依据。 中国不愿意接受外籍人员参与司法判决的方案,但又无法让列强接受中国方案,因此决定“可以考虑接受差于土耳其的协议,但不可能接受不如暹罗的协议”。1930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提出了设置法律咨议的对案:法律咨议是由中国政府任免的中国官员,享有观审、向司法部长提供报告、接受投诉等权力,但不得干涉案件审判;外国人为被告的诉讼,经被告申请,可以转移到设有法律咨议的地方法院的特别法庭审理。这是一份介于土耳其与暹罗两国同意的条件折中的方案,与中方此前方案的主要差异是,不再坚持外籍法律人员须是无治外法权国国民、接受移审权的要求,表明在英、美的坚持下,国民政府意识到无法立即彻底废除治外法权,从取法土耳其的方案撤退到折衷土耳其与暹罗条件的方案,同意在过渡时期给予一定的特殊保障措施,采取让外国法律专家参与中国司法工作的方式,以消除列强对中国司法的不信任,使列强同意在一段时间后彻底放弃治外法权。 1931年3月8日,蓝普森与王正廷开始正式谈判取消治外法权问题。蓝普森指出英国最看重的4点是撤回自审权、外籍法官、刑事审判权及保留地区,表示中国如果不能在这4点上让步,谈判将陷入僵局。王正廷首先直接拒绝考虑撤回自审权,蓝普森也就没有纠缠该问题;王正廷同样拒绝接受外籍法官,但同意接受由中国政府选任的法律咨议。不久,蓝普森同意接受没有审判权限的法律咨议。这表明中国方案得到了英方的认可,英国之所以让步,是为了使中方同意保留在上海等地的治外法权,因为这些地区的外国人数量最多,利益最大,只要能够保留的话,即便放弃其他地区的治外法权,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中美法权交涉中,美国不坚持要求外籍法官,而要求在条约签字后的5年内享有撤回自审权。伍朝枢表示国民政府强烈反对撤回自审的原则,认为这一做法起源于暹罗时就注定是要消亡的。考虑到中方的反对态度,自身也希望保留上海等地治外法权的美国不再坚持有权将相关案件撤回自审。英、美基本接受了中方折衷土耳其与暹罗条件的方案,中外接近达成条约,但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方的让步没能落实为条约。 五、结论 列强谋求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过程中,会参考此前在其他国家取得治外法权的经验。东方半殖民地国家为取消西方列强所享有的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各种特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与探索。这些探索同样具有跨国性,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及国际局势,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应该以何种方式恢复国家主权。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曾派人赴奥斯曼帝国考察列强设立的领事法庭及埃及准备实行的混合法庭制度,考察人员向日本政府建议学习埃及的混合法庭办法。就近代中国而言,通过外交官、外国顾问等群体的引介,了解了日本、暹罗等国解决法权问题的具体做法,这些人员是半殖民地国家间国际信息交流网络中的传播者,他们与半殖民地国家高层的密切联系是信息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在信息交流与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土耳其的赞赏则是基于在与具有高度命运相似性国家的对照中产生的强烈刺激。在接触、了解三国的经验教训后,中国结合本国国情,借鉴并扬弃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的方法。 在探索如何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中,中国首先接触到并尝试学习日本的经验,但主要是由于长期的法律与司法困境,列强亦未表现出配合中方诉求的态度,导致先改革法律与司法、5年后列强放弃治外法权的方案被雪藏。暹罗通过渐进方式,基本废除了治外法权,北京政府在宝道等人的影响下,试图参照暹罗的做法,先收回会审公廨,然后再解决法权问题,不过中方担心这一方案可能导致会审公廨式的机构扩散到全国,因此在英国反对后放弃了这一方案。五卅运动后,中国逐渐采纳土耳其经验,但因国民政府未能建立起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缺乏中央政权的权威,而为列强所拒绝,国民政府遂务实地采行折衷土耳其与暹罗经验的方案,得到了英、美的认可,几乎成功废除治外法权。 从内容来看,对日本的学习最初还涉及政制的改革,但到民国时期更多地是在某些具体做法上的借鉴,对暹罗、土耳其更是侧重取法具体手段。因为中国是在国力下降期间意识到以治外法权为中心的条约体系的危害,虽然一战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缓慢上升,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直未能有效统合全国力量,恢复国家主权。因此,外交官虽然知道必须要增强国力,才能彻底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但这毕竟非他们所能着力的,所以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面入手,希望借鉴日本、暹罗、土耳其等国的经验,以尽早废除治外法权。但各国经验是结合其本国国情的,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正如钱端升所言:“其一,如土耳其之迳行宣告废止。此法爽而不易实行。……其第二法,则如日本、暹罗等国,与各国重订条约,取消治外法权。然此不易行。”日本侵略打断了中国取消治外法权的进程,但中国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基本解决治外法权问题。 将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考察,从学习日本,到借鉴暹罗,到效法土耳其,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法权问题上的不懈探索,也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仅要重视欧、美、日对中国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其他相对落后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并未通过学习这三国的经验废除治外法权,而是在通过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之后,成功取消治外法权,但在探索如何废除治外法权的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具有丰富的跨国史意义,值得继续探讨。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